四、中国“大饥荒”的发生机制 曹树基：产量、征购与口粮 我这个题目是“产量、征购与口粮”，因为有个副标题是跟无为县的比较，那要交代一下背景，有关无为县大饥荒的文章已经正式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有关无为县的研究，与这篇文章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我们主要用到了当时县委会纪录。县委讨论粮食问题：粮食的产量、征购与口粮的安排等等，通过这些材料，探讨无为县大饥荒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对于大饥荒的研究并不是在一些大的数据上面纠缠，我们认为那个研究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解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在同样一个制度下，不同的省份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死亡率，而且死亡率差异非常大？在同一个省里面，何以在不同的县有不同的死亡率？这样的追问可以一直到乡镇与村庄。借助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来探究那个制度和那个时代。当然，这个题目也非常契合我们会议的主题，因为我们很多的研究，或者说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数据入手的。 我的文章写的会比讲的要复杂，我希望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述。我们对数据有很多怀疑与不相信，文章中有许多对于数据的考订，今天在讲述中，我们都省略掉。庐江县与无为县相邻，都在巢湖的南岸，地形差不多，自然条件差不多，这个县下雨，另一个县一定会下雨。1959年11月15日庐江县县长孙光目在公社党委会上检讨说：“我下乡把张凯帆的话到处讲，并说无为县死了20万人。”通过无为县的研究我们知道，1959年上半年无为县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与死亡，7月，副省长张凯帆来无为调查，马上就开仓放粮。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庐山会议在召开，回到省里，他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他自己有一本相当不错的回忆录记叙此事。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庐江县县长在讲无为县的人口死亡，说明无为县人口死亡的故事已经在一个省的某一个层面上流传开了。现在，我们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庐江有没有大死亡。 《庐江县志·人口志》记载了1953～1964年庐江县的人口变动，包括年末人口、出生人口、出生率、死亡人数、人口死亡率、年末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等。有几个数据是比较怪异的，例如1962年的人口少于1961年，另外，1964年的庐江县人口增长率只有7.7‰，但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却是40.6‰。如果这两个数字都是真的，就意味着有大批的人口外迁。在1964年，并没有人口的大规模外迁。我们用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每年的人口增长率进行修正。从1958年末到1961年末，庐江县的净减少人口是10万人。如果以此作为全部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死亡率约为14％，远低于无为县26％的人口死亡率。庐江县委只承认非正常死亡了2万多人。这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据。 和无为县的研究一样，我的分析从粮食的产量做起。庐江的粮食有两季收获，一季是5月中旬的小麦，小麦的产量很少，大概是全部产量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主要用于度过从5月中旬到7月中旬这两个月的春荒。庐江的粮食主要是水稻，水稻从7月中旬以后开始收割。从1955年到1957年，庐江县的粮食总产分别是5.5、5.3和5.7亿斤，这几个数据可能是一个从苏联学来的计划增长数，修县志时不调整1955～1957年的数字。无为县也有这个问题。1960年的粮食总产是4.5亿斤，而根据县委会记录则是4.1亿斤。我采用4.1亿斤来进行计算。1958年的粮食总产只有3.4亿斤，是因为整个上半年降雨量很低，水稻最需要水分的6月只有14.9毫米，基本上没有下雨。 先讨论口粮。县委会记录中说1958年的总产量是6.1亿斤，实际上收获3.4亿斤，虚报了2.7亿斤。征购数是1.4亿斤，净外调粮食是0.87亿斤。从1958年7月15日以后到1959年的7月14日，是一个跨自然年度的口粮年度。7月15日至12月25日有165天，假定这个时候的城乡居民口粮没有差别，以全县72万人口来计算，人均1斤成品粮，按照75％的折粮率，可以计算相应的原粮。其实，一个县的粮食，除了口粮外，还要加上饮食业的用粮、饲料、工业、酿酒、种子等。这样计算之后，在庐江县，到1959年上半年，农民的口粮每人平均只有65斤成品粮，只够两个半月的消费了。也就是说，在5个月里面，有一半时间缺粮。 1959年2月，冶山公社食堂每天只给群众吃1两米，情况非常严重。不过，1958年庐江县回销成品粮食5960万斤，折合原粮7947万斤，农民每人日均成品粮0.78斤，基本满足了农民的口粮需要。无为的情况不同，在出现了1959年上半年的人口大死亡之后，才向农民回销粮食。虽然从账面上看，两个县1958年农民的口粮标准是相同的，但结果却不一样。 与无为县一样，庐江的粮食危机出现在1959年。庐江县委除了尽量减少外调粮食、从外地借粮外，县委书记与粮食局长等人共同瞒报了国库1000万斤粮食，说是贪污，其实是救济农民。1953～1957年的每人日均的成品粮，是0.74斤、0.81斤、1.30斤、1.27斤、1.10斤，1.30斤是按照前面那个“计划数字”算出来的，是有问题的。1958年是0.78斤，1959年是0.6斤，1960年是0.89斤，到了1962年以后，就到了1.06斤、1.18斤、1.10斤。1960年的每人日均成品粮不足0.6斤，这是一个一定会饿死人的水平。 我们这里做三个讨论。第一点，就是1958年和1959年的问题。在张凯帆下乡之前，无为的人均口粮是理论上的，而在庐江县的县委会记录里面，则没有提到粮食的问题，似乎正常。回到我开头讲的，庐江县委书记孙光目讲，无为死了20万人，我想孙光目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所领导的庐江县应当没有死人。如果庐江县人死得一塌糊涂，他不敢这样去讲别人。第二点，在1958～1959年的两年里，庐江县的人均净产量已经明显比无为县要少，但人均口粮接近或者超过无为县，这表明上级政府从无为县调走的粮食，或从每人身上调走的粮食，要比庐江县多。从粮食区划上看，无为县的粮食是供应上海的，庐江县北部的粮食本来是通过公路调往巢湖以及合肥，它的南部是由水路调到南京、上海的，1959年的2月，改为调合肥了。调粮方向的这一更改把庐江给救了，庐江外调粮食的压力明显减轻了。第三点，要回头再看一下我关于无为的研究。我用“知情”、“回避”与“服从”这三个词来概括大饥荒时代的县级政府。在庐江县，我看到的却是对上级指示的不服从和低服从。所以，才有县委瞒报1000万斤的粮食。还有，如果比较两个县的县委会记录，无为县的姚奎甲天天在省里面开会，打电话回县对县里的干部施压，当然他也有很大的压力。庐江县的孙光目在哪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我们在无为看到的是服从，有些时候是病态的服从，在庐江看到的则有所不同。我们这里有一个假定性的推论，制度与干部的素质可能是造成区域人口死亡率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但不是全部的原因。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