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大饥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刘民权：中国60年代饥荒的规模 我想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没有交文章，而且我也不会提供关于那次饥荒的统计数字，我只能说一些问题。我参加这次会议有点巧合。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老师跟我联系，说她有本书，是杨松林著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她在联系，看这部著作值不值得翻译成英文。她找了国外的两位专家，这两位专家建议她与我联系。林老师就跟我联系了，我说：“好啊，我来看看。” 我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研究过计划经济，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人民公社的，但不是关于饥荒，而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些事情。后来，林毅夫发了一篇文章，是关于“大跃进”时期的饥荒问题。文章的具体内容我就不说了。当时，他引用的数字是1000多万人。那时，蒋正华的研究成果已经出来了。林毅夫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刊登了他的文章，但《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为此组织了一次讨论（symposium）。这是十分罕见的事，因为虽然《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林毅夫的文章，但《比较经济学杂志》却收到了好多评论。当时他们也跟我联系过。我记得，《比较经济学杂志》为此在1993年6月的那一期专门出了个专辑。当时讨论的重点不是死亡的人数，而是为什么饿死了那么多人，发生了这么大的一次饥荒。它也可以算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饥荒。当时我们主要是讨论粮食政策。之后，我就不再怎么关注这个问题了。 我看到的大饥荒死亡人数，有人说是1000多万人，有人说是3000万人，还有人说是3600万人。包括张戎，她也说死了3000多万人。我之所以提到她，是因为我和她认识。对于这些数字，你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反正，我都打个问号。3000万这个数字，阿玛蒂亚·森在某个地方曾经引用过。我对这个数字总是不大相信。3000万人是“大跃进”时中国总人口的5％。要是那时死了总人口的5％，怎么没有更大的动静？我家乡的村庄在当时没有死什么人，也没有听说附近的村子死了很多人。也可能是我接触的范围比较窄吧，所以我总是打个问号。这次林春老师给我的这本书，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完，只看了大概一半。我认为，杨松林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大饥荒死亡的人数远远要比3000万人少，大约是300～400万人。在书中，他对持有死亡3000万人观点的人进行了逐个反驳、逐个讨论。他的书引起我的认真反思：我们的统计数据究竟是怎么管理的？报上来的那些数据值不值得我们去参考？有多少参考价值？假如是漏报的话，究竟漏报了多少？我国在60年代初的时候才严格实行了户籍管理制度。我认为，50年代没有严格户籍管理的时候，出生和死亡方面的多报少报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即使到了人民公社垮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们下乡去做调查时，仍发现有漏报出生的情况，一般是那些出生几天就夭折的。就在几年前，我到云南去调查，就有这样的情况。当时我研究的是一个由国外资助的妇幼保健项目，就发现有婴儿死亡漏报的现象。我想，“大跃进”时期的漏报会比较严重。但是，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之后，漏报率还会很高吗？ 如前所述，杨松林的书我还只看了一半，在另一半中他对在座的某教授有批判。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说那个时候死了4500万人，后来又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那么那些漏报的人到哪里去了？难道后来就没有在户籍统计中反映出来吗？就没有在户籍管理系统里面反映出来吗？这些人失踪了吗？会不会是统计部门的人往后每年消化4500万中的一部分，直至完全被消化为止？但我国之后的年死亡人口也就是700万，而4500万是个这么大的数字，掩盖它约需要七年的时间，那还是假定了这七年中无其他人死亡！这有没有可能？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对我国统计制度管理下的造假、漏报等现象，都接触到一些，都有体会。大家争议的只是规模究竟有多大，漏报数究竟有多高，漏报问题严重不严重。实际上，我倒认为，产量方面多报少报、经济指标方面造假，可能性较大，但是在人口方面自60年代初以来我国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从3600万到300多万，数字相差很大。杨松林先生认为，数字的背后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主张，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不要去猜想别人是信奉何种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意识形态的因素还是存在的。尽管如此，我们需从实证的角度去讨论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弄清楚问题。比如，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张戎的动机是什么。张戎就是写《鸿》那部书的，大家可以去看看那本书。人是跟情感有关的。我就在想，我们平常肯定接触过讨饭的、死人的事，你不能不讲人性。 但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各种事情都有。一个人接触的事，严格地讲只能说明你本地的情况。比如说，曹老师研究的无为县、庐江县，严格地讲只能说你接触到的是当地的情况。我们作为学者需要有非常严谨的态度。我做的研究只是这两个县，我不能拿这两个县的情况来概括全国。全国各县之间差异非常大，各种情况都有。 我们收集到的关于人口方面的数字可以有好多种，比如说户籍统计数字。《中国统计年鉴》上有全国的，各省也有自己的。还有地方志、人口普查。以我之见，这么多的数字中最可靠的还就是我们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并不是说地方志和统计年鉴上面的数字就不准。我不知道它们准不准，我想，既然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数字有这么大的争议，因为有学者怀疑那里面存在造假、漏报，有人少报了死亡数字，人为改动了数字，我们不妨将户籍统计数字仅作参考，主要使用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学的角度，对三次（1953年、1964年、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认真做一些研究，那样起码部分真相应该能够反映出来。 我认为，这项工作太重要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发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饥荒，3000多万人就这么死去了，这难道是单单追究某个个人的责任的事吗？人类历史上以前没有发生这么大的饥荒，以后也希望不要再发生。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都归到一个人身上。其他人都干嘛了？还有体制的因素！所以，要论罪过的话，不是单单某个个人的罪过，而是我们集体的罪过。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再回过头说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你也许会说1964年人口普查的数字也造假了，那你就不要相信任何统计数字了，因为什么都是假的了，唯独你说的是真的。实际上，可能有些数字有问题，但不可能所有的数字都是假的。1964年的普查数据也许会有误差（error），但不会太大。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做的研究，国内有蒋正华副委员长的。国外的，如科尔等人，他们没有用人口普查数据，用的是1982年国家计生委做的一次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那次生育率调查针对的是育龄妇女，让调查对象回顾她们的生育情况。1982年，1972年，1962年，1953年，这30年她们的记忆一定清楚吗？要知道，调查对象中有不少妇女也许是文盲，或者文化水平非常低。 国外的研究者用的是那次生育率调查的数据，他们说样本数足够大。但是，它毕竟是回顾性的，不可全信。唯一只用人口普查数据的就是蒋正华副委员长。国外学者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估计是因为我们的人口普查数据不公开。蒋正华当时承担的是一项国家级项目，他有条件利用相关数据，但他的研究最终没有以一个翔实细致的报告的形式面世，这给其他学者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我们都只能从他和他的合作者发表的几篇短文中了解到一些其研究的方法和内容。这次，我来开会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他当时发表的两篇文章，实在不容易看懂。蒋正华的研究是这么大的一件事，特别是他的研究成果还被国家接受，还拿了一等奖，怎么面世的就是那几篇短文？这不足以让其他学者就其方法和结论加以推敲。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所发生的这么大的一起事件，而且所涉及的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饥荒。为了搞清楚历史的真相，需要所有关注这件往事的学者一起来进行研究。蒋正华副委员长应该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而不能因为没有时间，仅把资料存进档案。把所有有关资料和盘托出，让大家来探讨，这才是真正搞清真相的必由之路。而且，国家完全有必要把人口普查的数据公开。为什么？你都已经承认有这么多死亡人数了，还会有人再往政府脸上抹黑吗？已经涂得满脸都黑了，还有可能拿这个数据来抹黑吗？所以，没有必要再封存起来，完全可以公开，让所有的学者来研究它，来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限制别的人口学者根据同样的人口普查数据来做出不同的估算，之后我们还可验证我们的户籍管理体制上报的数据是不是准确的，每年的死亡报告数是不是有瞒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根据王维志的个人回忆，说不是1000万而是1500万，我们就跟着他喊。我记得，杨继绳用的就是这个数字。王维志当年在公安部门管这个东西，就可以根据他的印象把数字改过来了吗？而且一改就是500万，提高了50％。总之，数据不应该按照个人的判断、印象和经验来弄。我们暂且把户籍统计的数据放在一边，仅用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因为它们应该是相对可靠的，来好好地研究那个历史阶段。大家都来研究，才能把事情搞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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