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张体学同志书面检查”的批示 1968.01.30；中发［68］2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同意张体学同志这一书面检查。望武汉军区党委召开现在武汉的湖北各地区代表和武汉市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革命干部的会议，印发这一书面文件。在取得群众代表同意之后，张体学同志即可参加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在实践中认识改正错误，努力建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号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诊（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制止武斗，反对三个分裂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通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告武汉市三钢、三新各革命组织： 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抢枪，坚决制止这个违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为。并请他们准备派代表来京商谈。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黄永胜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 总理：李迎希不能回去，其它几个同志什么时候回去啊？军区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地方问题，王任重、宋侃夫、刘惠农都在这里，还有那些黑手，都搞来，进行批判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大批判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才能解决跨行业问题，黑手才能抓出来。如果不解决跨行业问题的话，坏人就会互相包庇起来，就揪不出来。军队的问题，李迎希要批判，张广才还要作自我批评，其它几个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叶明、孔庆德在七·二○作了些事嘛，有功嘛。黑手要抓出来，李迎希就是黑手嘛！干部有问题的，可以来，解放的干部也可以来，在这里做工作嘛！坏家伙也可以到这里来批判。跨行业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来解决。解决得好对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都有影响，可以解决一些。 清理阶级队伍可以揪出坏人。比如孟夫唐，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嘛。军队内部，意见要取得一致，问题就好办了。 来了后要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群众组织头头也来学习，来了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批判大杂烩。 康生：对军队，对革命委员会，对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教育。现在的革委会与以前的领导不能一样看待，不能把刘少奇的专政同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一样看待。 春桥：去年一月湖南提彻底改造专政机构，毛主席说不能提彻底改造，提这是错误的，只能部分改造。 康老：王、关、戚抓军内一小撮，后来揪出了杨、余、傅。有一些群众受蒙蔽，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矛盾指向军队。武汉揪武老杨，广州揪广老杨，把军队看成什么，军队不能夺权。 总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夺权。 康生：你夺权是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中心问题是稳定军队，稳定巩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口头上拥护而实际上反对，这是错误的，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说“军政府”，这是国民党的话，要学习、执行江青同志九月三日讲话。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三个分裂主义，李迎希就是一个代表。张广才，毕占云，你们要与他划清界线，他是反党夺权，要着重批判这一点。他们错误有现在的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对的。 总理：军队要团结一致，集中统一，不能搞分裂。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把党委组织建立起来，统一军队内部思想问题。军队纪律一刻也不能涣散，不能夺权，不能一说就是黑指示，不能瘫痪。军队要服从命令。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入人心的。要广泛宣传。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有人想搞坏事，想把军队带走，这是带不走的。张国焘不是要把部队带走，也没走成，他的老婆、孩子还是我们以后送出去的。青海发现了赵永夫是个坏家伙，叫他到北京，他就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这样坏，要他们来，他还是来了。武汉独立师要调，还不是调出武汉了。部队是经过考验的，是有传统的。 总理：李迎希搞夺权是反党、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反党行为，他是黑司令，要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这对军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把军队威信树立起来，军队威信树立了，革委会威信也就树立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曾思玉在湖北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中央开会解决军内问题，揪出了李迎希这个反党夺权的野心家。李迎希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典型的两面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李迎希旧账未还，新账又来了。旧账是去年一、二月份的夺军权；新账又来了。我们主持军区工作以来，他就搞阴谋活动，在那里搞分裂。军队要稳定，他要搞分裂。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巩固嘛！他就要搞垮，挑拨群众组织的关系。 李迎希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反党夺权。去年他借军区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搞了大量阴谋活动。去年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会，他在大会上开会夺权，有些跑腿的人跟着出谋划策，他说：同志们的意见（指让他下台）我赞成，我同意，我欢迎嘛。当晚几个人跑到他家里，密谋策划，订了夺权计划。李说：这个兵权我敢拿，但要有个合法手续，我也拿得下来，能力不够，夺了再说，我指挥过七个军，夺这个兵权要出自你们的口，不能出自我的口。开了这个黑会，就按这个计划搞开了，但群众反对没有实现。 第二明知故犯，违抗中央。李迎希当面给我们说得多好啊，要如何如何，背后又在搞鬼，要把军队搞乱。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批发的八条命令，搞了个三条指示责令正面教育的单位搞四大。 军队和地方不要挂钩。有个六所，逮捕了一个闹事派（×××），还有人要干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冲了，幕后指挥就是李迎希，有人还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我是7月23日到军区大院的，说了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他得意洋洋，说路线斗争，就是要给他平反，我走了后，底下提了五百多个条子，这个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很毒辣。不准搞四大，他硬要搞四大。 第三、搞翻案活动。“7·20”以后李以一贯正确自居，第二天召集这八个同志谈话，要作自我批评，说各有各的账，他紧张了。军区几个常委同志叶明、孔庆德、姚喆，他们作了高姿态检查。我找李迎希谈，他说好，好，好。可是就是揪住不放，他一进门就对他们提了三点：①要叶明等请罪；②要别人承认他自己一贯正确；③要给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平反。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组成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张体学的三点意见 有的人揪武老杨是不恰当的。 我们要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武汉军区党委，曾、刘和省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 三、武汉“北、决、扬”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摘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摘要）》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一九六七年九月，《扬子江评论》创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北斗星学会” “命名的团体在武汉正式成立 其精神领袖为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与冯天艾。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１９５７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既抨击了“搞什么鸡血疗法”的逍遥派，又针砭了“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司令”、“佛爷”（掌权者与造反派）。〈宣言〉表示，他们要做的是“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换句话说，他们要在官方报刊社论外自己寻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手段、方法的答案。〈宣言〉无论在思想上和语言上表现出了对当时正统意识形态的某种离心、反叛与挑战。 这一读书会性质的组织不久便被当时湖北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曾思玉与刘丰公开指责为“一个奇怪的组织”，并在无形中迫使它解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概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麽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後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希望和和平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中派──考茨基派：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形左实右派：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516。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決﹑揚”即“北斗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異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體演變的三個名稱。據馮天艾（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稿人之一）回憶說﹕“北﹑決﹑揚”人員極盛時不過25人﹐由于認識上的差異﹐造反派鋼﹑新兩派中絕大多數人對其都是反對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強烈批駁其觀點。魯禮安（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黃石鐵山的新派抓獲押送新華工﹐再送武漢警備區關押的。由于魯在“七二○”事件前冒著白色恐怖為工總翻案﹐被抓後﹐鋼工總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了營救活動﹐但並非出自對其觀點的贊同。鋼工總領導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營魯”
四、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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