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六

饿死人调查不是饿死人人口统计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六

王小宁

杨继绳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计算只能是一个参考。关键是实际调查。” 杨继绳《墓碑》一书得出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主要不是依靠人口统计资料，特别是当时的实时的、客观的、科学的人口统计（这种统计当时并没有进行）资料得出的，而是靠调查，（四十多年以后的调查，和当年零散的、不完备的调查），还有是当事人的回忆和三、四十年后各地所编撰的地方史志得出的。饿死多少人真能通过调查查出来吗？肯定不行。杨继绳显然不懂得调查与统计的区别，两者的要求和内容相差很大。饿死多少人只有通过饿死人的人口统计确定，饿死人调查无法得出饿死人人口统计的结果。

我先对原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1961年安徽调查的回忆进行分析。李坚调查报告是很有名的，也是很重要的。李坚报告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安徽饿死300万人。杨继绳在《墓碑》中没有接受李坚报告，因为他不满意安徽饿死300万人的结论，认为太小了。杨继绳在《墓碑》中引用了李坚回忆：“文革结束后，安子文自安徽流放地返京，··· ···安部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饿死300万人的数字，我核实过了，应该是500万’”，“安子文说的500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5％左右。综上分析，从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500万到600万之间。”注意李坚原话是，安子文说：“应该是500万”，杨继绳有意把350万人篡改为500万人。

李坚报告所讲事实是真实的，安徽确实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饿死人非常多。但是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只能依靠人口统计。调查的数字多数都是估计的，估计受到政治因素和情绪的影响很大，往往会出现大的偏差。

李坚说，他等三人三次去安徽调查，每次应用一两个月时间。为了防止当地干部欺下瞒上的各种招数，他们经常步行下乡进行调查。他采用的调查方法主要是：召集会议，“闻讯赶来的村镇干部们提供了书面材料和肿病死人的数字”，“找当地同志谈话，经常是到野地里个别谈话”，“采取秘密私访的办法了解情况。”“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每个县，统计数字逐级汇总，最后，得出安徽全省饿死人350万这个数字。”从中可以看出，李坚调查出的饿死人数字是建立在各级干部“估计”的基础上的。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造反派批判李坚“估计”了一个庞大的死人数字。李坚说：我永远不服。理由是：“调查安徽饿死人，我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最后汇总出来350多万这个数字。我反复考虑之后正式上报为饿死人300万，怎么能说是估计出来的数字呢？”我认为李坚所说不实。李坚等三人去安徽调查三次，总共用时最多四五个月，不会超过150天。安徽省有70个左右的县。走遍70个县，每个县停留3天就要210天。安徽全省还有多少公社，多少生产大队，多少生产队? 生产队可能就有几万个。李坚等三人怎么可能“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核实数据”呢，这需要多少时间？（李坚等经常是步行下乡，光路上就要耗费大量时间）以这样的方式调查，一两年也调查不完。李坚的调查数字是估计出来的，是很多人的估计，并且是很不完备的。调查可以查清某个事件，但查不出大范围的总共数字。对安徽省饿死多少人的统计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至少要有几千人参加，并且要非常严谨，比如要数饿死人的尸体。它与依靠听说，估计的调查是完全不同的。

2013年2月28日发表在“凯迪社区>时局深度”上的由吾老牌子所写的《亲历：无为饿死不到一万人谎报为30多万人！》一文真实地说明了当年安徽省无为县饿死人调查的情况，也表明当时饿死人人口调查中的严重问题。

作者的父亲原为13级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18级，从芜湖地委调到无为任教育局长，但被县委安排到农村工作。作者父亲所在的公社饥荒严重，有吃草根，剥树皮度日的。60，61年老百姓不交公粮了，躲藏粮食，善良干部帮忙欺骗上级。拍马屁干部继续强征粮食讨好上级。61年大批农民前往江西浙江要饭，情况严重，上级取消了农民61，62两年公粮，加上气候好转，恢复很快。曾希圣在中央的严厉催促下，被动的开始调查饥荒真实情况。

作者父亲当时参加了人口调查工作，任无为县调查组副组长兼严桥区调查组长。调查组十几个人，副书记挂帅，公安局负责，其他部门抽人帮忙，时间紧（半个月不到），任务重，人手少。方法：下面报数字，上级抽样复查。生产小组报给生产队，生产队报给大队，大队报公社，公社报区县。结果报上来的死亡数字惊人，调查组复核数字，下到大队村庄调查，发现许多村庄不足半数人口，大部分在外逃荒。在家的干部说，只要现在不在村里，就是死亡人口。一个原来1200多人的村庄现在只有300人在村里，965人都作为死亡人口上报，其中真实死亡人数是35人（真实饿死32人，正常死亡3人）被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其余930人（逃荒，投靠亲友）作为非正常死亡人口上报。有的村庄上报非正常死亡人口接近原有人口，下去调查复核，发现死亡人口都健在。一问情况，村干部说，死人有抚恤补助，多报死人多补助可以私分。基层干部由于仇恨上级命令主义，趁机大搞“新浮夸”，上报死人越多越好，说“你们上面搞粮食浮夸亩产一万斤，我们就不能浮夸死亡一万人吗？”针对这种情况，调查组要求以尸首为准，但有人提出许多人死在外面找不到尸首。当时没有失踪一说，于是有人提出不在籍人口一半作为非正常死亡人口计算。当时上级也没有具体计算方法，无从计算。最后还是把当地尸首和不在籍人口分开计算，由上级定夺。无为县原有人口99万，当地尸首9000余人，不在籍人口32万，在籍人口66万。在向上汇报情况时，突然上级通知，要真实汇报情况，不许弄虚作假，特别搞清楚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人口，不得含糊，要用党籍公职作为保证！这个要求难为了调查组，必须清楚填写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人口，不得含糊其词。调查组长通过上面关系探听分寸，结果听出来是要从严从重，要彻底与曾希圣算老账。调查组长和我父亲都吃过曾希圣，宋孟邻的亏，于共于私都暗自窃喜，于是把不在籍人口32万，全部作为非正常死亡人口上报。后来听说其他地市也是同样方法处理，心中稍安。同时，要曾希圣滚出安徽的呼声不断。受压的一派地方干部之间的串联越来越多。和文革后老干部串联搞垮四人帮一样的情况。几个月后，上级要求复查，调查组重新复查，但一看上面并无严厉指示要求，同时不能否定自己以前工作结论。于是，装模作样到下面几个点上复核一下，轻微修改个别数字，糊弄一下，原样上报。只是到了前些年，作者父亲看《老年报》上有文章说无为县饿死30万人，他笑了。给我说了真实情况。他说，尸首9000多人，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逃荒在外的估计会死几千人，（总数约两三万人）。死亡人口夸大为三十万，三个人死了一个人，鬼才相信。当时就这样糊涂报了，大家就是要曾希圣下台。

从这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调查严重不实，前期各级领导极力缩小饿死人数字，后期又极力扩大饿死人数字。整个调查是建立在估计的基础上的，估计受到政治因素和情绪的影响很大，往往会出现大的偏差。真正的饿死人的人口统计要数尸首，要核实每个饿死人的真实性。全国有名的饿死人最多的县之一的无为县实际饿死两三万人，却被夸大为三十万人，那么安徽省呢，全国呢？

我写过一文《六四事件军队打死不超过300人》。文中说：当时官方公布241人死亡（学生和群众218人，戒严部队23人）。但这一数字遭到很多人的置疑。引用的比较多的是，北京各高校在血腥镇压后派人到市内各医院调查，军队打死3000人；另一个是当时红十字会统计的数字：军队打死2600多人。血腥镇压后，甚至有在场的人说，亲眼看见军队打死上万人。我认为六四事件军队打死人应该不会超过300人。我的理由是“天安门母亲”经过二十二年的收集死亡者人数为202人。天安门母亲的名单要求有死者姓名，有死亡时间、地点，有死亡原因，要完全真实，类似普查式人口统计。而其他的调查、“亲眼所见”都受到情绪的严重影响，都是建立在估计的基础上的。六四时，军队开枪打死大批手无寸铁的市民、大学生，造成人们的极端震撼，人的视觉、听觉受到强烈的刺激，心里充满了不解、惊恐、愤怒、仇恨，这会影响理性地认识事物，思想会极端，偏执。所以会产生、接受军队打死人很多、很多的信息。从而影响调查和估计的真实性。有人甚至会出现虚幻的意识：亲眼看见军队打死上万人。

对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调查和估计，也会出现六四时对军队打死人的调查和估计的情况。李坚说：“我自己走下公路，沿土道朝村子里走。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有死人躺在路边。一个男人头戴皮帽子，好像是从北面走过来后死在那里。还有一个妇女骨瘦如柴，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每天看到、听到的都是大规模饿死人的惨况，会造成人的极端的震撼，视觉、听觉受到强烈的刺激，心情充满了不解、惊恐、愤怒、仇恨，这会影响理性地认识事物，思想会极端，偏执。很多有关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调查、研究都是在一种非理性的意识下进行的，所以难有科学性、客观性。李坚调查和其他饿死人调查很难说没有非理性的东西在里面。还有就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如果采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办法进行普查式饿死人人口统计，饿死人的数字要小得多。杨继绳作为父亲在1959年春天就被饿死的难属，心中充满了愤怒、仇恨，很难客观、公正地做出研究。《墓碑》一书充满了偏执、误差，甚至明显造假，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要再强调一遍：饿死人调查不是饿死人人口统计。建立在调查、估计基础上的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的部分研究报告、著作、文章是站不住脚的。就是官方八十年代初公布的人口统计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主要也是建立在调查，估计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人口统计基础上的。

八十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统计数据被人为修改了。不论安徽省，还是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都被夸大了。见我《国家统计局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严重不实，根本站不住脚》一文。第二次（1964年）、第三次（1983年）及以后的全国人口普查数字是最接近真实的，也是统计数据造假不可逾越的障碍。由于对1960年、1961年死亡率定得过高，于是就必须要将1962年、1963年、1964年出生率大幅度提高，否则就无法与1964年第二人口普查数字相对应。

死亡率可以造假，但在自然状态下，最高出生率却不能造假。什么叫自然状态，就是没有政府等对生育的鼓励的状况。解放初期，最高出生率是的1952年，出生率3·78%。应该说，在自然状态下这是不可超过的数值。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全国出现出生率大幅度提高：1962年3·701%，1963年4·337%,1964年3·914%。这是不可能的。1962年刚脱离大饥荒，死了3000万至7000万人，绝不可能立刻达到最高出生率。

在统计数据中有那么一个规律，凡是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省，刚脱离大饥荒，立刻出现超高出生率。四川、安徽、河南、贵州、甘肃、青海等省无不如此。安徽省1962年、1963年、1964年出生率奇高。1962年安徽省出生率4·128%，全国出生率3·722%,1963年安徽省出生率5·069%，全国4·36%，1964年安徽省出生率3·984%，全国出生率3·934%。安徽省这三年出生率比不实的全国出生率还高，更说明安徽省统计数字中死亡数字被严重夸大。安徽省两年内死了500万至600万人，占全省人口六分之一，（在全国省一级比例最高的之一）刚脱离大饥荒绝不可能出现如此超高出生率。出现大量人口减少后，至少五年才能恢复正常出生率，有的甚至十年、二十年都不能恢复。

尹曙生《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一文（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透露

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上报中央的1961年非正常死亡222万多人。1961年安徽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为正值，不会有太多饿死人口。所以说，即使根据当时安徽省公安厅的统计，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饿死人数也就是两百多万。杨继绳等人竟然通过调查、计算，得出安徽省饿死人数500万至600万人的结论，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