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党庆前夕，第五代智囊张木生接受共识网主管的采访时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说：“再有一年多就该交班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他充满信心地预言“新一代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不会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为此，张木生开出了“重归新民主主义”的药方。因为，我是一直主张“宪政新民主主义”的。出于好奇，我产生了要进一步了解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的冲动。于是，我通过网络搜到了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及其相关报道，仔细拜读，我发现，我主张的“宪政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主张的“重归新民主主义”，还是有着一些差别的。下面，我就有关“新民主主义”的一些问题与张木生先生商榷，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斧正。
一、什么是新民主主义 我的认识是：新民主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两个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参加，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无产阶级阶级主导下，建立一整套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宪政管理体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义语。亦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 二、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 关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都有详细的阐述。下面，我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重要论述，也好与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做一个对照： 1、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是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 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摘自《论联合政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是冒 险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2、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利益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摘自《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摘自《论联合政府》)“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和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 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摘自《论联合政府》)“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摘自《新民主主义论》) 那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领导阶级该如何确定呢? 毛泽东在他的着作中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 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摘自《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城市斗争中，……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 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摘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摘自《论人民民主专政》)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摘自《论联合政府》) 4、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的具体体现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里实际讲的就是新中国的国体。随后的第三条至第二十条，不过是对这一条的进一步细化。宪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里实际讲的就是新中国的政体。在此后的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和第二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以及第二十三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不过是对这一条的进一步阐释。完全可以这样说，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光辉思想的具体实践。 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局限性 第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没有意识到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之中的属于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的归属问题。这个权利必须归享有国家最高权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这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根子，是共和国的命根子。一旦没有了这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复存在了。而我们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里。毛泽东让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他领导的社会滑进了官僚社会主义的泥坑。 第二，宪法序言里面提到“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就使得共产党凌驾于“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之上，凌驾于人大之上，凌驾于人民之上，凌驾于宪法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变成了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党国。 第三、毛泽东后来违背了他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论述，违背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提到的“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这一正确思想，在我们生产力水平尚未足够发达时，就着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当尾巴割掉，带领国家跑步跨入了社会主义。 以上是毛泽东在成功打碎旧世界后，在建设新社会时所犯的三个严重错误。可是，他却并不知道。这是产生他乃至于中国后来所有悲剧的总根源。 四、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主义” 上面，我们已经谈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以及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下面，我们看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主义”。 在《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这篇文章中，张木生明确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100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张木生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显然，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干资本主义，就是改头换面的“邓、三、科”，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而他的“坚持共产党领导”，正是坚持专制，坚持特权，坚持修正主义统治的代名词。三十多年来，我们就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线一直走过来的。结果，中国变成了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专制主义。张木生现在提出的“重归新民主主义”，无非是要中共第五代领导中国沿着这条祸国、殃民、亡党的修正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 但是，上述所说，也只是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的一面。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的另一面是，“中国的问题是在经济上执行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没有执行这条路线”，张木生要中共第五代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也执行他诠释的“新民主主义”。如果按照张木生的这个思路走下去，实际就是彻底的干资本主义，充其量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民主社会主义。张木生的这一面，不仅使他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流合污，同时，与他提出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干资本主义自相矛盾。张木生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如此看来，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不仅与新民主主义毫不沾边，张木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观点，更是对新民主主义的严重歪曲。尽管张木生认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和西方普世价值观都不合适。越是民主社会主义，越要与马列拉开距离。‘第三条道路’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工联主义思潮的复辟。欧盟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高福利国家都混不下去。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与战争、殖民存在直接关系。现在是‘一超独霸’，‘冷战’结束后美国打了五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干净的。西方民主实质上就是为民选主子，选出来的人都斗不过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西方政府管收税、打仗，老板管社会上的事，总 统、老板换来换去，自由不过是买卖人的自由”，尽管张木生的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可是，张木生主张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又是什么货色呢?除了打着“重归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贩卖修正主义，贩卖自由资本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难道还有比这更合适的解释么?这样自相矛盾的主义，倘若依照前者，早已把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倘若是后者，已经解体了前苏联，摧毁了苏共。如果中共按照张木生开出的药方走下去，又能是一个什么的样的结果?难道还用猜么? 在文章的开头，我就已经提到了，新民主主义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先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方有新民主主义社会。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现实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在“邓、三、科”修正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制，中国的社会制度倒退了至少一百年，成了官僚特权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官僚黑恶势力的法西斯统治。在不经过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绝无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之可能。既然如此，张木生的不仅在经济上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也要实行这样一条路线的主张，除了必然泡汤以外，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结果么?更何况，张木生的”重 归新民主主义“尚且认识不到毛泽东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存在的不足。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极大地限制了张木生，使其终究不能够开出破解中国问题的正确药方。 五、重庆模式与中国出路 我注意到，张木生谈“重归新民主主义”，大多是与重庆模式联系起来的，实际就是借总结重庆经验，探索中国改革发展道路。尽管张木生开出的药名正确，内容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其为国为民的良好动机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 另外，对于薄熙来及其重庆做法，我也是一直关注着的。我以为，中国出了一个薄熙来，不简单，也不容易。对于重庆做法，我一分为二地看。首先，我以为重庆做法的动机是好的，是有利于重庆人民的，是应该肯定的，否定之，是不对的。但是，重庆做法，一不可持续，二不可复制。这是必须要给其指出来的。对于那种过分拔高或者肆意贬低重庆做法的论调，我以为都是不足取的。 关于中国怎么了，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在《李文采：我看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已经做了大致的阐述(为了大家阅读方便，我将该文链接附在后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我把它复制过来，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 “我提出的一些列主张，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地区。而是事关全局的根本性的东西。无论是纠正修正主义路线，还是革除党国官僚专制体制，最终的指向，都在中共中央。所以，我的这些喊话，不仅是对着革命群众，指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还是对着中央的。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在地方率先取得革命突破的可能。过去，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后来，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遗嘱，背叛革命，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结果，逼出了个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一九六六年，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么现在，中国地方的孙悟空安在?会出么? 我想，会有的!如果HW不纠正修正主义路线，不改革党国党国官僚体制，这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就必然会出现!对此，我坚信不疑!关键是，这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要炼得火眼金睛。这个个火眼金睛就是吃透马列毛主义，掌握其精髓。不惟其如此，还得手持金箍棒。这个金箍棒在今天来看，就是宪政新民主主义。” 附： 李文采:我看毛泽东、文革以及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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