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网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红色中国网 首 页 红色春秋 查看内容

我给江青当秘书

2014-2-24 15:07| 发布者: 真相123| 查看: 1006| 评论: 1|原作者: 杨银禄

摘要: 杨银禄是江青文革期间的第二任机要秘书。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到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踢出钓鱼台,他和江青近距离共事5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对江青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性,了解颇深。

    杨银禄是江青文革期间的第二任机要秘书。从1967年10月4日调到江青身边,到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踢出钓鱼台,他和江青近距离共事5年多,是江青历任秘书中任职时间最长的,对江青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性,了解颇深。

  退休后,杨银禄定居北京亚运村,他的工作关系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近日,杨银禄接受专访,讲述当年的秘书生涯。尽管已是满头白发,但他记忆力仍相当惊人,历历往事,娓娓道来。

  调任秘书:江青怕见生人

  1967年国庆节前夕,我从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临时借调到汪东兴办公室,筹备国庆节活动。10月3日,国庆活动结束,我也该回去了。这天中办主任汪东兴找我谈话,说:“你的工作调动一下,把你调到江青同志那里当机要秘书,怎么样?”

  我不想去,推托说怕干不好。“江青同志的秘书阎长贵,人很好,很能干。江青同志想调他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去,发挥更大的作用。你去替他,先让他带带你。”汪主任劝我还是去,“干一段试试,干得好就留下,干不好再回来,到中央警卫处工作。”

  我还是不想去。最后汪主任把主席搬出来了。“调你给江青同志当秘书,主席是知道的,而且还看了你的简历,”他转述主席的原话:“东兴同志挑选的,我信得过,警卫团的同志,我信得过。”主席都说话了,这是最高指示,不去不行啊。我服从组织调动,第二天下午1点左右,汪主任就用他的红旗轿车送我去上班了。离钓鱼台11号楼还有20米远的样子,红旗车就停下来了。汪东兴说,江青同志在休息,不要打扰她。

  我们走进去,11号楼里鸦雀无声,很安静,汪东兴直接把我领到机要秘书阎长贵屋里,介绍说:“这是杨银禄同志,你好好带带他。”汪还交代,江青怕见生人,你刚来,尽量躲着她,什么时候能见江青,看带的情况再说。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护士徐春华,警卫孙占荣,我都一一见过了。在屋里闲聊了一会,我出去转转。一会徐春华跑过来说:“你快回屋里去。江青同志要起床了,怕见生人。千万千万要避着她,不要让她看到你。”孙占荣也叮嘱我,躲不开你也别跑,就站在原位,江青同志不和你搭话,千万不要主动搭话。

  江青这人很神秘,这是我的第一印象。阎长贵带了我三个月,我和江青愣是没正面见过。转过年的1月4日,父亲在河北正定老家病故,我向汪东兴请了假,回家料理丧事,不料在老家生病发烧、上吐下泻,在家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汪东兴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接我回京,汪东兴的秘书高生堂请医生给我看病,打针,吃药,发了一身汗,第二天轻松些了。“江青同志马上叫你回去。”汪东兴说,“那边有急事等你回去,虽然你有病,还是回去吧。”

  初见江青:下马威真让人受不了

  1月9日,我回到11号楼。阎长贵领我上二楼见江青,说:“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向阎长贵骂了一句,“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赶快交文件吧!”

  阎长贵出事了!但是,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

  (阎长贵的“罪状”是他写个纸条,给江青转交了一个女电影演员的信,信中向江青求救,但说到江青当年也是演员,便惹恼了江青。编者注)

  当天,阎长贵被送到钓鱼台20号楼警卫连连部。汪东兴送他去时对他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离开首长要履行手续,查一下。”实际上给看管起来了,十几天后,他就被稀里糊涂送进秦城监狱。

  晚上江青回来,什么话也没说,上楼吃完饭,打铃叫秘书。凡是她活动的地方,包括卧室、办公室、客厅、厕所,都装有电铃,摁一下叫秘书,摁两下叫护士,摁三下叫警卫。我听铃声是叫秘书的,就上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江青同志。


“你是杨同志吧?”“是。”

  “来了好几个月了吧?”“是。”

  “工作熟悉了吗?”“基本熟悉了。”

  我长期在部队,说话声音比较大,也比较干脆。她当时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规矩一点!以后说话不能这么大声音。打雷似的,我受不了。你讲话也太快,跟机关枪似的,我听不清楚。你给我注意点!”“是。”我挺直身子,大声回答。 “看!怎么还这么大声音。”她瞟了我一眼,交给我一件事:“等我休息时,你到中南海丰泽园,那儿铁皮柜里有我一档文件,你拿回来,我要用。”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我主动上去请示江青,“饭后您休息时,我就去取文件?”她突然站起,筷子往桌上一摔。“取什么文件!我问你,前一段你不在这,干什么去了?”“我父亲去世了,我回去处理丧事。”“处理什么丧事!你父亲根本就没死。是有人把你支走了,干坏事!”我一下就懵了,心情也很激动,辩解说:“我确实回家办丧事了。是警卫团干事毛尚远把我接回来的,你不信,可以派人问问他。”“我谁也不问!你父亲根本没死!不信把坟扒开来,看看是不是你父亲!”

  江青嫌我顶撞她了,竟然要开棺验尸!我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她又捡起桌上的筷子,狠狠地摔到地上,冲我喊道:“滚!你给我滚!”我就从楼上下来,拨通了汪东兴的电话:“汪主任,你赶快来吧!这工作我干不了,也不干了。你把我送来的,还把我接走吧!”

  汪东兴很快就来了。我把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批评是动力嘛。”他劝我,“你刚来,还不了解她。时间一长就了解了。”“没这么批评人的。”我不服气。“她叫你滚,是让你从楼上下来,没叫你出钓鱼台。”汪东兴一个劲地劝我。“她还问是谁支使我走的?我回家,可是你批准同意的。”“那天晚上江青同志已经睡了,没跟她说,我就做主了。”汪东兴说,“这好办,我上去解释。”半小时后,汪东兴走下来,冲我挥挥手,“没事了,好好吧。”

  这事就算过去了,以后也没再提。我后来才知道,江青疑心大,对谁都来这一手。“谁刚来她都要给个下马威。”厨师长程汝明当时劝我:“唬住就唬住了,唬不住也就没事了。你好好干!”

  秘书工作很辛苦,我接受阎长贵的教训,从来没出过差错,江青交代的事,我都完成得很好,她挑不出一点毛病来。几年后,程汝明又说:“老杨,你可真不简单!给江青同志当秘书,别人顶多干一年,你干了五六年,不简单啊!”

  江青身边二三事

  江青这人,你要说她人品有多坏,也不好说。她对人使坏时,让人很难接受,但也有对人好的时候。

  有一次,大约是1969年10月,她叫我去,问我:“结婚了吗?爱人在哪工作?”我回答,结婚了,爱人在河北正定县老家。

  “这么多年,她来不了,你也回不去,年轻人两地分居很痛苦,我是有亲身体验的。把你老婆调到北京来吧?”她说。

  “江青同志,这怎么行?我好多战友,家属都不在北京,我搞特殊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他们有探亲假,你在我这工作,没有假。把你爱人调来后,你不是能更安心为我服务吗?”江青的口气不容置疑,“就这么定了。赶快给老汪打个电话,叫他办。”

  我还在犹豫,“警卫大周的家属也没来啊?和我一块工作的,还有司机李子元,他比我来得早,爱人也没来。”“行,你们就一块办了。”江青特别痛快。

从楼上下来,我还是拿不定主意,问厨师长程汝明:“你看这事行吗?” “行。”他说,“首长今天高兴,这是大好事,赶快办。”我给汪东兴打电话,他说:“哟,好事。我这就给你办。”调令很快开好了。

  我爱人在正定县是工厂的会计,工作很重要,厂里不放人,把调令搁下了,一搁就是多半年。我也担心爱人来北京不好找工作,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劝我,“别急,工作找好了再调,先放一放吧。”

  放了快一年了,江青有一天问我,“你爱人来了没?”我说这边工作不好找。江青让我找汪东兴安排,后来找到钓鱼台管理处处长张振梁,他那正好要会计。赶在1971年春节前,我爱人就调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件大好事,解决了大问题。

  还有一次,我得了胃肠炎,发烧,上吐下泻,江青来办公室看我,说身体重要,赶快送医院,让司机开车把我送到医院。打了两天点滴,第三天感觉好一些,我就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继续休息。”江青一见我就说,“生病了,营养要跟上。这样吧,我叫程师傅给你做饭,用我的钱,粮票你自己出,做点软和可口的。”她立马把程汝明叫来,当面就交代了。在江青身边工作多年,她对人还没这样关心过。

  江青性子比较直,心里有什么想法,基本上都挂在脸上,肚里藏不住话。但中央要求保密的,她绝对不说。1970年庐山会议,中央做了决定后,要求保密,对秘书都不能说。江青吩咐我:“两天后要外出,你们准备衣服。那地方刚开始很热,然后上山,很冷。你们去准备吧。”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从北京西郊机场上飞机,有吴法宪、姚文元陪同,只觉得一路往南飞。到了安徽安庆机场,飞机落地,我才猜到庐山离这不远,是不是要上庐山开会啊?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重大事情,江青很注意保密,比较遵守纪律。

  电影风波,我被踢出钓鱼台

  1973年6月11日是我落难的日子,我被江青打成反革命,撵出了钓鱼台。

  我们“五一”节前从广州回到北京。在广州时,江青因为有一次嫌室内空调开得冷而说我是故意害她,5月份平安过去了,到了6月11日,晚上8点半的样子,江青在钓鱼台10号楼吃晚饭,打铃叫我。“小杨,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看过了,你给春桥、文元、洪文三人打个电话,问他们愿不愿意看。如有时间,晚上和我一起看。如没时间,也不要勉强。”她说得很客气。

  回到值班室,我挨个给姚文元的秘书郭文、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打电话,回复都差不多,“这部电影首长看过了,今晚有事,就不去了,谢谢江青同志。”

  我给江青一一做了汇报。“那算了吧,我自己去。”9点钟,她吃完饭,穿好了衣服,说:“我看电影去了啊。”临出门,又回过头来说:“给他们三人再打个电话。还有一场电影,叫《桥》,问他们看不看。”

  我又按顺序打了一遍,还是那些话。这时江青已经到了17号楼的放映厅,我跑去跟她说,“《桥》这个电影,九号楼两位领导(张春桥、姚文元)说已经看过,晚上有事不来了。16号楼首长(王洪文)今晚有事,也不来了。”她说:“知道了。小杨你回去吧。”

  回去处理完手头工作,我在门厅等她回来。这也是不成文的规定,秘书在门厅候着,目的是让首长回来第一眼就能看到。10点,11点,12点……一直等到凌晨5点,天蒙蒙亮了,还没见江青回来。这时外边有车过来,我赶忙跑过去,下来的是汪东兴。“汪主任,这么晚你干什么来了?”

  “跟我走吧。”“干嘛?”“跟我学习去吧。”

  大家都知道,文革中,工作出了问题才办学习班。我一愣,连忙问:“出什么事了?汪主任。”“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看电影的事。”

  到中南海南楼,江青的警卫周金铭也在。“大周,你在这干嘛?”他站起来说,“咱们俩同样下场。”汪东兴招呼我们坐下,“坐下来,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大周说,江青看电影没多长时间,越看越生气,就到9号楼去了。一进门就喊:“春桥,文元,给我下来。”他们俩住二楼,一会儿就下来了。

“春桥同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看过?”听江青声音不对,生气了,张春桥没加思索:“没有啊!我没看过。”江青又问姚文元。姚文元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

  江青怀疑我没打电话,欺骗她,挑拨他们四人的关系。又让大周去放映室查记录,确认他们到底看过没?大周跑到放映室一查,这俩人都看过了,白纸黑字,某年某月,记录很清楚,张春桥看了还不止一次。

  大周回来如实报告,江青脸一下就变了。“周金铭,你的调查也是假的,和杨银禄同样犯了欺君之罪。”她们坐车直接找总理去了。“总理,把杨银禄和周金铭给我关起来。”江青进门就嚷:“他们挑拨我们的关系,犯了欺君之罪。”还是总理沉得住气,说:“你们三位略坐一下。我内急,出去处理一下。”

  总理一出西华厅,就直奔汪东兴办公室,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到底什么问题?这两位同志我知道,都是好同志,怎么成反革命了?”总理给汪东兴交代,“你把他们带到中南海,保护起来,哪儿都不许去。”把我们交给汪东兴处理,这是总理的精明之处。如果交给公安部,我们就完了,下场可能比阎长贵还惨。

  总理还不放心,让汪东兴找机会报告主席,“我保不了。只有主席出来说话,才能救他们。”汪东兴当天就给主席说了。主席说:“杨银禄?这人我认识啊,农民出身。怎么一夜之间成反革命了?我不相信。”“你要保啊!他们都是孩子,这么大的帽子,戴得动吗?” 在主席眼里,我们都是孩子。“我保不了!连总理也保不了!”汪东兴说,还有春桥和文元两人,他们一块告的。“这叫逼宫,要是我,我早用扁担打出去了。”主席生气了,“我看这人是蠢货。用人时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不用时扣顶大帽子,一脚把人踢走。她那儿的人,从来没有好好离开,高高兴兴出来的。”

  下放江西,主席让我“搞一个过程”

  我们在中南海办了两个月的学习班,当时我还想不通。汪东兴交代:“你们俩好好学习。注意四点,一不要老聚在一处;二不要出中南海;三不要给家里打电话;四更不准回家。有事报告组织。”我很不理解,“是不是把我们软禁了?”“你们不要胡思乱想。我是怕她知道我把你们保护在中南海了。” 汪东兴给我们订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还有一份中央文件,各学各的。

  这两个月,家里人也不知道我们到哪去了。我老伴也不准上班了,让回家休息,只说了一句:“老杨学习去了,你不用担心,也不要问。”

  8月份召开党的十大,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传达文件,中直机关的党员都去听。我老伴是党员,去了;我也去了。两个多月没见面,我们在门口碰到了,一句话都没说。她看到我,点点头,知道我还活着,没进监狱。后来还是主席发话,对汪东兴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北方人,不知道稻米是怎么出来的,你叫他们去干校,锻炼锻炼,搞一个过程,回来给安排工作。”

  10月11日,我们下放到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正好赶上收稻子。到1974年冬,从春耕、育种、插秧、双抢、到收割,一个过程完了,我们请校长给北京打电话问问,能不能回去?接电话的是张耀祠,说:“他们俩可以回来。”校长是长征干部,年岁大了,听不清楚,错听成“不可以回来”。就这样,我们又呆了两个月。到1975年1月,再打电话,张耀祠说:“怎么搞的,还没回来?早就说可以回来了。”我们这才回北京安排工作:我回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大周到司令部警卫科。

  回来以后,江青到处跟人说:“有人说我把秘书和警卫员打成反革命了,哪有这回事啊?”她想把自己洗刷清白,叫我回去。我坚决不回去。就托汪东兴带话,说:“江青同志的秘书工作很重要,杨银禄的身体已经垮了,担任不了这份重要工作,请江青同志谅解。”江青说:“这倒也是。杨银禄有心脏病,部队也挺辛苦。叫他转业吧,不要去外地,就转北京吧。”我在部队几十年了,工作轻车熟路,干嘛要转业?我没听她的,一直在部队,直到退休。

(责任编辑:新愚公)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引用 铺路石 2014-2-24 22:06
可叹江青啊,对身边工作人员疑神疑鬼,可最后还是被身边人办了。

查看全部评论(1)

Archiver|红色中国网

GMT+8, 2020-9-19 00:03 , Processed in 0.014754 second(s), 12 queries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