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十

渲染饿死人的惨况

无法证明饿死3600万人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十

王小宁

看到一篇文章《究竟谁在“灭史”？》（作者彭劲秀）。文章反驳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一书自序和高粱为该书写的序言。但文章很少说理，也没有有力的证据、材料，更多地利用各种传闻，利用对饿死人悲惨情景的渲染，以此进行反驳，或者证明饿死3000万人。杨继绳的《墓碑》一书主要也使用这一手法证明饿死了3600万人。

《究竟谁在“灭史”？》一文很长，有15195字，其中光“人相食，要上书的”这一节就是5816字，占了三分之一。出现“人相食”说明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大饥荒，出现了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但无法证明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饿死人几百万、几十万，甚至几万人都会出现“人相食”情况。反对饿死几千万人的一方，很少有否定三年困难时期出现大规模饿死人，否定出现“人相食”情况的，他们只是认为没有饿死那么多人，比如饿死的是几百万人。主张饿死几千万人的杨继绳等人，在反驳时往往首先歪曲对方，然后加以攻击，比如说，攻击对方否定大规模饿死人，否定出现“人相食”的情况等。这种做法不太地道。我看了高粱的序言，看了杨松林的自序，他们都没有否定大规模饿死人，否定出现“人相食”的情况。高粱说：“从1959年底开始，饥荒向全国蔓延，部分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况才开始好转。”杨松林认为：“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他们都认为中共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高粱说：即使，“‘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流行的‘饿死3000万’之说，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也是愧对人民，愧对历史的。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前因后果，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本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彭劲秀用了5816字的一节，渲染出现“人相食”的悲惨情景，并以此反驳杨松林、高粱显然是文不对题。

我承认彭劲秀《究竟谁在“灭史”？》一文中列举的三年困难时期局部地区、个别时段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包括出现极为悲惨的“人相食”情况是真实的，但这些无法证明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我也能理解一些家人在那个时期饿死的人的愤怒、仇恨的心态，但如果不是要抹黑中共，以达到打倒中共、清算中共的目的，而是进行历史研究、学术讨论，总结历史经验，就应该有理性，尊重事实和科学。

彭劲秀说：“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披露：‘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作为中国政法学院毕业生，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他不可能言之无据地信口开河，况且他专门注明安徽‘饿死了400多万人’之说是‘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以示负责。”

对于尹曙生，我还是肯定的。我在《炎黄春秋》上看了他写的几篇很好的文章，包括上述《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但对他的安徽省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的说法并不认同。尹曙生1960年前后大学毕业，到青海成为一名普通公安干警，三年困难时期并不在安徽，他大约在改革开放以后调到安徽公安厅工作，到2000年前后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他虽然后来当上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但因当年不在安徽，所以对认定安徽省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并没有权威性。尹曙生有条件查阅有关有历史档案，但是饿死了400多万人也只是他的个人推测。他的‘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的说法是欲盖弥彰。因为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2013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中说：公安厅调查后发现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222万人）并报告给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认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后修改为117万多人。七千人大会后，曾希圣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指示公安机关要纠正在户口问题上的弄虚作假，正确反映户口信息。安徽省公安厅再次调查核实。结果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仍为2218280人。后来官方认定的安徽省三年困难时期饿死237万人。（安徽省1961年饿死人很少）安徽省公安厅当年认定的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222万人，认定的安徽省三年困难时期饿死237万人，才叫‘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而尹曙生四十年后认定的400万完全是推测。应该说，李坚认定安徽省饿死300万人，尹曙生认定安徽省饿死400万人，杨继绳认定安徽省饿死500-600万人，都是推测，都是站不住脚的。曾希圣等人认为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可能是1959年人口基数算大了，死亡人口统计可能有重复，非正常死亡人数定为117万，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彭劲秀又举廖伯康的回忆。廖伯康的回忆和认定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其中涪陵专区饿死350万人，占涪陵总人口的70%。廖伯康所说是杨继绳等主张饿死几千万人一派热衷提到的事例和认定。

彭劲秀又一次向我们讲起了廖伯康的故事：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利用在北京参加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机会，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了3个小时。胡耀邦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1962年6月28日下午，廖伯康和于克书见到了杨尚昆。杨尚昆问廖伯康：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廖伯康的依据是：1960年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因为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

廖伯康的回忆，想让人感觉胡耀邦对他的认定是同意的，实际上胡耀邦并没有表态。廖伯康说杨尚昆表示赞同，但杨尚昆生前从来没有表未曾同意廖伯康所说。廖伯康当时只是重庆市（当时重庆市只是四川省的一个地级市）的一名处级干部，不可能知道全省的情况。当时根本就没有正式的人口统计资料，廖伯康说他看到官方内部人口统计数据：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1960年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减少979·6万。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布的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根本不承认廖伯康所说。统计数据为：四川人口1957年7215·7万，1960年6854万，减少361·7万。两者相差617·9万。近年来，一些主张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使用统计资料计算也只算出四川省三年困难时期饿死800万人。廖伯康所说，四川省饿死1250万人，其中涪陵专区饿死350万人，占涪陵专区总人口的70%，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高粱、杨松林的两个序言都提到杨松林反对饿死3000万人的这本书在人口统计方面的主要学术论述和观点：

1、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据存在着明显的、严重的矛盾，“此前所有的研究者都绕开了这个难题，或采用非权威数据，或主观挑选、编造数据、生造算式等，这就很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社会上流行的‘饿死3000万’的说法，恰恰就是来自这些中外‘权威’的论证。”（王小宁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据存在严重问题，让主张饿死几千万人的人钻了空子。）

2、中国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不完善，在“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了上千万的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严重偏离实际人口数。又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王小宁注：由于人口大迁徙，农村户籍管理薄弱，造成户籍人口统计严重失实，1959年前农村人口多报至少几百万，1960年、1961年农村人口又多报至少几百万。）

3、（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王小宁注：事实上，1960年、1961年饿死人数应比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

4、“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王小宁注：造成1960年、1961年人口统计出生人口过度减少，1962年人口统计出生人口离奇增加。)

5、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王小宁注：这是1960年、1961年饿死人数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

6、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主要数据计算“1959年—1961年全部死亡人口为3600万。”“减去‘正常死亡人口’214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457万。”（王小宁注：即使按照存在问题的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计算，饿死人口也仅有1457万人，而绝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

7、主张饿死几千万人一派利用了1982年刚成立的中国计生委搞了一次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他们发现1953年—1964年间，调查推算的出生人数比《中国统计年鉴》上的登记出生人数多出5000多万来，并以此为依据，认定多出的5000多万属于“漏报出生”，而“漏报出生”等于“漏报死亡”。于是将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口增加5000万人，死亡率比登记的死亡率高出近一倍来。（王小宁注：计生委的调查是为计划生育服务的，数据没有客观性，它不是人口统计数据，不可用于人口死亡率的修正。）

8、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使用“官方数据”计算。他用了五个违反统计学和人口学规则的计算方法，得出1958年—1962年饿死2098万人，又根据王维志的认为，加码得出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王小宁注：杨继绳《墓碑》对饿死人数的计算，无科学性、合理性可言，又以王维志不靠谱的认为进行加码，更显荒唐。）

9、作为户籍人口统计专家的王维志怀疑当年的同事们“造假”，于是把1961年的年末人口“减掉”1500万，再把1959年—1961年三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减掉”1361万，计算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3378万。他用的计算公式是个“不等式”! （王小宁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人口统计专家的随意性。公安部和各级公安机关户籍人口统计有意“造假”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户籍人口统计的问题主要是农村户籍登记、统计的严重不规范和严重遗漏，这是那时水平和条件过低造成的。这种农村户籍登记、统计的严重不规范和严重遗漏，不但没有造成少算饿死人口，还造成多算饿死人口。）

10、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4年40岁～64岁各年龄段人口数比1953年增加20个左右的百分点，但65岁以上人口却比1953年减少了1个百分点。同时，东北、山陕、东南一些受灾较轻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表明350万～400万超量死亡人口中75%～85%是60岁以上老人的“过早死亡”。（王小宁注：我认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主要因为严重疾病、年老、体弱死亡的占很大部分，这部分人提前死亡虽有饥饿的因素，但主因还是饥饿，不能算饿死。杨松林的论据证实了我的判断。）

如果要批驳高粱、杨松林，证明他们否定饿死3000万人是在“灭史”，就不能回避上述十个学术论述和观点，就要把文章的重点放在以史实、统计、道理来反驳、批判上述学术论述和观点上。但是在彭劲秀长达15195字的长文中却躲开了正面交锋。是没有这个学术水平，根本不懂学术问题，还是只会以满腔仇恨和极端情绪进行感性渲染，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看彭劲秀文章都批了高粱、杨松林什么？

彭劲秀文章第一小节为：“请不要再冤枉老天爷了”。彭劲秀说：“可以看出，高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在‘凯歌猛进’时‘陡然遭遇三年天灾’才引发了大饥荒，或曰‘三年天灾’是大饥荒产生的主因，其次才是‘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等等。”在高粱原文中并没有“三年天灾”是大饥荒产生的主因，其次才是“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的意思。杨松林更表示赞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错误强加于对方，然后再加以批判的做法，是文革中惯用手法，是不地道的。

彭劲秀文章第二小节为：“对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的质疑”。这一节中彭劲秀主要举了尹曙生、廖伯康所说，在上面也做了批驳。

彭劲秀文章第三小节为：“‘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之说与史实不符”。彭劲秀指责高粱说：“和旧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饥荒相比，‘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的说法。应该说高粱所说不严谨，在“饥荒”前应加一个“大”字。因为在中国饥荒几乎年年都有，中国国土面积太大了，天灾年年都有，都会造成饥荒。但是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全国性的，出现大规模饿死人，并且是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确实只有一次。我想高粱是要表达我所讲的意思，但因为不严谨，被彭劲秀抓住了把柄。

彭劲秀在此节中所举的是事实，但只能证明三年困难时期以前发生过多次饥荒，但都是规模较小和局部的。最大的一次是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涉及三个县，饿死数千人。中央对此事件极为重视，严厉查处，做出决定，撤销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党内外职务，将3人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而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几十年，由于接受了饿死几百万人的沉痛教训，建立了相关制度，采取了种种措施，再也没有造成大饥荒。在中国要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的。中国人多地少，自然条件较差，各种自然灾害年年都有，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中国是很穷困的。中国用占世界耕地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确实是个奇迹。这是中共执政的一个亮点。从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38年历史中里，各种自然灾害至少造成两三千万人死亡，而中共执政64年，各种自然灾害仅造成七八百万人死亡。（主要都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真实的历史。

彭劲秀文章第四小节为：“人相食，要上书的”。上面已有对这一节的分析。

彭劲秀文章第五小节为：“人民公社体制真为国家‘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吗？”。这是一个外围问题，在本争论中不应该重点讨论。彭劲秀抓住高粱这点不放，是想在政治上压倒高粱。如同其他方面一样，彭劲秀首先对高粱所说进行歪曲，然后再进行批判。高粱的观点是一家之言，当然可以讨论。但有一点，高粱对人民公社体制也有严厉的批评。两人的区别在于，彭劲秀对人民公社体制是全盘否定，表现出了他思想的极端、偏激。高粱作为学者则是进行科学的分析，尽管有些观点一定正确。历史是复杂的，如果采取简单的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的态度，就不叫历史研究了，也写出接近真实的历史。比如，某些右派对前三十年的全盘否定，是极其荒谬的；而某些左派不承认中共在前三十年犯过极其严重的错误，对前三十年全盘肯定，也是极其荒谬的。

彭劲秀文章第六小节为：“究竟谁在灭史？”对于反对“灭史”的问题，高粱和彭劲秀的观点是相同的。关键在于是赞成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还是反对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谁的主张更符合历史真实。彭劲秀激昂慷慨地说：“任何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并挥舞政治棍子阻止人们探讨、揭示历史真相的人才是真正的“灭史”者。“灭史”者抨击别人“灭史”，这与贼喊捉贼有什么两样？”“但是，历史是任何人都改不了、盖不住、灭不掉的，也不是有人刻意炮制什么假‘真相’所能改变的。因为，千百万民众是最讲究事实的，他们对刻骨铭心的经历口口相传，代代传承，谁也抹杀不了。这就是历史。”关键在于主张没有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否定三年困难时期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事实，他们只是反对几倍、十几倍地夸大这个事实。说千百万民众对刻骨铭心的经历口口相传，代代传承是历史不假，但却无法以此证实的饿死3000万人。而把根本不存在的饿死3000万人说成是历史，才是真正在灭史。

彭劲秀文章第七小节为：“对学术争鸣不要挥舞政治棍子”。我完全同意彭劲秀的这个观点，但也认为高粱所说不无道理。不论赞成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还是反对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都由三部分人组成。以赞成饿死3000万人一派为例，三部分人是：1、确实是在认认真真搞学术研究、讨论学术问题的人，对他们不要挥舞政治棍子； 2、充满了仇恨、愤怒情绪，失去理性的人，他们缺乏科学性，没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认为出现了“人相食”现象就等于饿死了3000万人，但这些人不一定要有意抹黑中共、打倒中共、清算中共。对他们也不要挥舞政治棍子； 3、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趋向，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和道理，进行恶毒诬蔑的人，在他们背后有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他们是要以此达到抹黑中共、打倒中共、清算中共的目的。对他们又怎么能不挥舞政治棍子呢？反对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也有不讲道理，采取谩骂、攻击的手段，不分情况对所有的赞成饿死3000万人一派的人扣政治帽子、打政治棍子的，这样做也不好。应该知道要抹黑中共、打倒中共、清算中共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人，打击面过大反而不好。

彭劲秀在文章的最后说:高粱发表文章往往在名字前面冠以“顾准之子”四字，“窃以为这是很不妥当的。”这完全是污蔑。据我所知，高粱本人非常低调，从来没有在自己文章的署名前注明是顾准之子，也没有利用过顾准的影响。高粱原名顾南九，也许是为了不让人知道他是顾准之子才改叫高粱的吧。顾准子女在顾准离开人世最后时刻没有去见顾准，这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其实他们是非常痛苦的。顾准的大女儿、大儿子后来曾表示过，不去看顾准，责任应由他们负，弟弟、妹妹们是听他们的，没有责任。至于说，当时顾准的幼子顾重之说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的话，这是违心的话。我们应看到当时的政治环境的严酷，在文革中说违心话的人很多。我们应对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的家人给予同情和理解。像易中天、彭劲秀那样去指责被迫害的人的家人，是没有人性的。彭劲秀还有意提到文革中安徽方忠谋被丈夫和儿子检举揭发被杀事件。这两者完全不同。顾准的几个子女从来没有告发过顾准。谁没有软弱和恐惧，指责别人的人在文革时自己又做得怎样？有必要对顾准的子女那么苛刻吗？顾准子女在后来顾准大红大紫时，从来都不出头露面，不去粘顾准的光，这是顾家良好家风的体现。高粱从来没有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也从来没有宣扬自己是顾准之子。

彭劲秀挖苦说：“顾家兄弟(为什么说顾家兄弟，因为断绝父子关系的话是高粱弟弟所说，非要跟高粱拉上关系，只能说顾家兄弟。)则有更高的觉悟和境界，你听人家说的话，何等的义正词严！你看人家写的文章，何等的铿锵有力！早就与顾准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了。所以，顾准是顾准，高粱是高粱，高粱的文章应当署名高粱，高粱前面完全没有必要冠以‘顾准之子’四字。”“我认为这是对顾准在天之灵的伤害。”

我可以肯定地说，顾准如果活着，他一定会批驳饿死3000万人之说。因为他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党的高级干部，他不会站在反党的立场上；因为他是经济学家，有严谨的科学精神，不会同意没有根据的荒唐之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活到文革以后的，他们批判中共的严重错误，但没有一个人全盘否定中共的历史，专门给中共抹黑。他们的子女也鲜见全盘否定中共的历史，专门给中共抹黑的。2002年去世的李慎之，被一些人描述成反共分子，他生前曾说过，如果允许他人生重新走过，他还会年青时参加共产党，年老时批判共产党，但不否定共产党。我想顾准也会如此。

对高粱的文章观点不同意，可以进行批评、批判，但如果进行人身攻击，就是不道德的。不过彭劲秀还算比较文明，称高粱、杨松林为先生，没有采用辱骂的语言。彭劲秀批驳无力，不敢涉及根本，主要依靠饿死人的惨况的渲染，和通过外围话语企图压倒对方。此类文章和著作，在被批判和揭露后是软弱无力的。

通过对于彭劲秀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主张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的很多文章、著作的惯用手法:他们很少说理，也没有有力的证据、材料，甚至不愿意使用官方人口统计资料，他们编造了很多离奇的数据和人口计算公式，但经不起推敲，他们更多地利用各种传闻，利用对饿死人悲惨情景的渲染，来使人们相信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确实饿死了3000万至7000万人。所以，在反对饿死3000万人的一派发起反击后，他们就节节败退。他们几乎都不敢下面交锋，出来交锋的杨继绳，批驳孙经先的文章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