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了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的一封联名信，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利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联名信，他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的经过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6月初，刘亚南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刘亚南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刘亚南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他们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还是有点急于求成，他们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是，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自己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石城乡本来是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富。 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他在亲朋的恳请下，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于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鳴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在文运昌颇有些自鳴得意的时候，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找到了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与此同时，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也找到文运昌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他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 就这样，地方干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纸“御状”，竟把他们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摘自《毛泽东大传》第五卷谁主沉浮第231章） 9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表侄女章淼洪请到中南海吃午饭。毛泽东一见章淼洪就说： “今天请你来，有两件事要你办一下。” “什么事？” “我想让你回湖南一趟，马上动身。一是去接你的九表舅王季范和我的同学周世钊，二是请你顺便到你外婆家去一下，找你的舅舅文运昌他们做做工作。” 章淼洪闻言，高兴地说： “好，我一定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转身对江青说： “你去把那封信拿来。”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房里拿出一封竖式信封，章淼洪接过一看，是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来的那份材料，心中顿时一沉。 “淼洪，”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刘亚南给我写了信，我看了，很好！你回去代表我向他问好。就说：‘你不要有思想顾虑，要大胆工作。’另外，你回湘乡，到唐家圫去一趟。跟你舅舅他们说一说，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尊重地方政府，奉公守法，做老实农民。” 章淼洪说： “叫我回去可以，他们是我的亲舅舅，我怎么好说呢？” 毛泽东说： “你就不会说是我说的吗？” 章淼洪不吭声了。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的态度一定要严肃点！” 章淼洪回到了唐家圫，探望并做通了舅舅文运昌、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的工作。她又到湘乡县找到县长刘亚南，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她说： “你给主席的信，主席收到了。乡下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主席叫我回湘乡来，专程看望你，并告诉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文家亲戚都要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缺点，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主席还交代说，对文家不要有任何的特殊照顾，而要同其他农民一样同等对待。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可以不听当地政府的话，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主席很忙，他说就不另给你写信了，要我向你问声好！” “谢谢主席。”刘亚南郑重地对章淼洪说：“请你转告主席，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干好！” 刘亚南问起毛泽东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章淼洪说： “身体很好，就是忙了点。主席平时爱吃辣椒、炒豆豉炒辣椒、辣椒酱、苦瓜皮、盐姜等。还喜欢将辣椒煨着吃。” 刘亚南听了，说： “请你代我向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 章淼洪告别刘亚南，离开了湘乡县城，返回长沙，准备接王季范、周世钊北上。由于王季范已先期赴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她就到湖南第一师范，邀周世钊校长一同赴京。 后来，刘亚南看文运昌是个读书人，又多年从事教育，在当地有些名望，便把他请到县里当上了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给于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久，文运昌又经王季范等人向王首道推荐，担任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当上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摘自《毛泽东大传》第五卷谁主沉浮第231章） 水陆洲 2014年2月25日转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