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兼谈毛泽东核心地位怎样确立 [摘 要]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以及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从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前后历经十年时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解决了红军的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进一步从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学习运动，解决了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为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了重要基础；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写入七大党章，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建立起来。 [关键词]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领导地位；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历经十年，于中共七大正式形成。这个领导集体的形成以及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是一代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这是邓小平总结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始于遵义会议，其重要标志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对遵义会议的这个重大历史贡献，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有明确的评价。但在史学界，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始终存在一些疑惑，主要是遵义会议既没有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也没有确定毛泽东为军事指挥上的主要决策者，怎么能说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如果仅从遵义会议决议和会后常委的分工来看，持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遵义会议决议和会后常委的分工是：（1）会议改组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会后不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在军事上，“取消三人团（三人团，指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两个月后，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统一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由此说明，从党的组织机构来说，张闻天排在第一位；从党对军事的领导来说，周恩来排在第一位。 那么，应该怎样正确理解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呢？ （一）从遵义会议的目的来看，着重解决的是军事方向问题，对此，毛泽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内更加相信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 一是遵义会议前同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持续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使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在决定红军行动的战略方向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长征开始后，主力红军最初的方向和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包围，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是，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准备进行围歼。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首先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但是，作为军事上的主要决策者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坚持原定计划。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三次会议上同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三次会议是：（1）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举行的临时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意见，建议部队转兵西进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争论并未结束。（2）193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继续坚持西进贵州，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意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形成《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毛泽东传（1893-1949）》，第338页。）这个《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实现了通道会议转兵西进的决策，为红军赢得主动。（3）1935年初中共中央在乌江南岸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得到多数与会者赞同，从而否定了博古、李德在会上再次提出的“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这三次重要会议，为遵义会议最终确定正确的军事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做了大量团结争取工作，使正确的意见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为实现遵义会议的巨大转变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其中，最关键的是对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使他们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站到正确立场一边。长征出发后，毛泽东主动提出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动，一路上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张闻天回忆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王稼祥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8期。）在讨论中，三个人统一了思想。张闻天、王稼祥思想的转变以及周恩来等的支持，使毛泽东的主张能够在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占了上风，指引红军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为开好遵义会议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对遵义会议最终扭转红军长征中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方向问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内也由此更加相信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 （二）从遵义会议的过程来看，毛泽东起到了主导作用。 遵义会议上有两篇讲话为会议取得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篇是由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的联合发言，这个发言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这篇发言，被称作是对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定下调子。另一篇是毛泽东本人在会上的长篇发言，其中指出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对错误的辩护；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毛泽东的这篇发言得到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后，张闻天遵照会议的决定根据毛泽东这篇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三）从遵义会议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虽然排名不在第一位，但却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广大指战员对博古、李德路线“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者的情绪”（《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才能已经被人们所认识。黎平会议后，博古、李德继续坚持错误主张，张闻天首先提出要变换领导的问题。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经过毛泽东的说服，张闻天继博古之后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这样做有他的考虑，正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遵义会议在解决组织问题的结果上，党内排序是“洛毛”，军内排序是“周毛王”，毛泽东并没有处于第一位。但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前后党内和军内掌握方向的是毛泽东，他取得的是党和红军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这也说明，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处于初步形成中。 六届六中全会解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进一步明确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被称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1938年9月至11月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召开的，会议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进一步从组织路线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六届六中全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它成立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在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问题上都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制约。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支持有一个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更为看重和信任王明。1931年王明到莫斯科后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并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11月，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到中国。这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从国共关系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在王明回国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上，以及会议前后一系列讲话中毛泽东坚持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并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共产国际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为了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共产国际认为，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传（1893-1949）》，第505-506页。）他们认为，这个“新生力量”就是王明。 王明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回国的。回国后，在同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对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强调的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观点发出了指责。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威望，所以对与会者产生很大影响。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对王明的指责仍作了正面回应。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传（1893-1949）》，第509页。）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在党内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更何况，经过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十年内战的磨练，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 共产国际改变认识，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是在1938年，主要体现是这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的国际指示。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王稼祥临回国时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嘱咐：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传（1893-1949）》，第515页。） 为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中共党内有两个人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陈云，一个是任弼时。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其中说到：“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陈云的汇报，对共产国际正确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1938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于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书面报告大纲作了说明和补充。任弼时特别指出：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改变了苏维埃时期的政策，这“不仅是我党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上改变的性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主要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以及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我们要使国共两党的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178、180、186页。）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和不能有限制参加统一战线各党派在政治上及组织上独立性之目的”，“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任弼时的报告，对共产国际转变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如何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增进了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回的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也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表明，共产国际既纠正了此前对中国问题的一些认识，也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资本，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扫除了障碍。毛泽东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李维汉说：“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这以后，从组织上说，中央书记处仍由张闻天负责，但如胡乔木所讲：“在党的工作上，闻天同志有事都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很少独自解决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虽然由闻天同志召集，但在党内分工方面，他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主席拿主意，做决定。”（《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延安整风学习运动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延安整风是抗战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通过整风学习解决了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为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重要基础。 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但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旧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反映了党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前者的代表是王明，后者的代表是毛泽东。 全党范围内的整风开始于1942年，但酝酿、筹备工作从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就开始了。用这么长时间进行酝酿和准备主要有三个原因：（1）整风是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而思想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短时间完成；（2）王明有共产国际背景，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威信，要完全消除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也不可能短时间完成；（3）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有一个实践检验的过程，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也有一个认识和接受过程。这些都需要时间。正如毛泽东所解释的：“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毛泽东传（1893-1949）》，第625页。） 考察延安整风学习运动过程，毛泽东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主持编辑党的重要文献，为全党正确认识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做准备。 清理思想问题，必须熟悉历史情况，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找出错误认识的根源。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七大应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共产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626页。）后来，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这个问题再提上议事日程已到了1940年。起因是王明于这年3月把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在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就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毛泽东从1940年夏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做了充分准备。 （二）主导统一思想的两次重要会议。 在延安整风中，曾召开过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41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次是1943年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两次九月会议为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1）1941年九月会议是在整风准备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主持编辑研究党的历史文献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他在1940年12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集中谈到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这个时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毛泽东认为，这些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627页。）对毛泽东指出的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即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并不赞成。不久后毛泽东为延安干部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在干部中也没有引起太大反响。 在这个背景下，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九月会议，意在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央首先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这个措施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非常有益。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页。）毛泽东也说：“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注）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毛泽东传（1893-1949）》，第631页。） 由于会前认真学习了党的历史文献，许多同志转变了认识，会上有28人发了言，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对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总结。王明在会上也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发言，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在同毛泽东等人的谈话中，他不仅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认为目前应该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他还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抗战以来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建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并希望王明将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此后，他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尽管如此，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所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后来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也使党的领导层对如何看待党史上的路线是非基本取得共识。 （2）1943年九月会议是在全党普遍整风基础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重点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系统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这个时候能够系统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是因为条件已经成熟：一是经过第一次九月会议和1942年初开始的全党整风学习，广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毛泽东1942年2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武装了人们的头脑，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和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二是在整风的基础上，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 1943年4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次人事调整，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三是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消除了王明企图从共产国际得到支持的幻想，中共更便于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革命问题。四是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使人们对国民党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王明抗战以来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看得更清楚了。五是1943年7月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页。），“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这次会议在对王明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把王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时间明确至六届四中全会。与会者们在系统回顾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内斗争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集中批判了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经过第二次九月会议，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及其根源，有了进一步认识，党内思想得到基本统一。 （三）主持撰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经过延安整风，在毛泽东主持下，全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讨论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决议》，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决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起到核心作用。党内很多同志参加了决议稿的起草、修改和讨论，最早的决议草案是任弼时在1944年5月完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个草案是以毛泽东1941年秋天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在起草决议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1945年春天，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前后改了七道。毛泽东的意见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在修改稿上增加了许多新的带有指导性的重要内容：如在第二次修改中，他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4月7日修改稿中，他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党在三个历史阶段的成绩，以及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大段话，经毛泽东再修改后，成为后来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第一部分。为什么这么多人参加决议稿的起草、修改和讨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学会了谨慎这一条”。（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669-671页。） （2）对一些不成熟的问题没有写进决议草案。比如，“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合法性问题；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等。此外，决议只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没有作结论。之所以这样处理，毛泽东解释说：一些问题不说，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做结论。（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第671页。）（3）改变了讨论并通过决议的形式。这个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后来拿到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和通过。为什么要做这样重大的改变？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还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到全党同志的一致认同，并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思想达到空前统一，召开中共七大的条件成熟。“毛泽东思想”写入七大通过的党章。七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七大主席团确定的选举原则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传（1893-1949）》，第715页。）在这个总原则下，针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确定三个标准：一是对犯过错误但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要选；二是选拔新同志要注意照顾各个方面；三是候选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可以选。结果是，大会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全面体现了主席团确定的总原则和三个标准。经毛泽东做工作，落选的王稼祥也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来。 从七大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建立起来。这个领导集体，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且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到“文化大革命”之前，30余年的历史证明，这个领导集体，完全符合邓小平所说的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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