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毛泽东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1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刘少奇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东北角一间平房里同周恩来、朱德、陈毅、周扬、夏衍一起，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他说： “艺术上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地球上有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贺绿汀插话说： “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说： “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是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参加全国音乐工作会议的2000多名音乐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锦晖参加了全国第3次音乐工作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毛泽东对黎锦晖说： “陈毅同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曾用你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毛泽东说罢，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把修改后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信中写道：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8月30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刘少奇在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计算有13000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做？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第8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 “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大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关于反对宗派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内的团结，他说：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审阅完了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他在给陈伯达、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清晨6时，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他写道：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它部分编辑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由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率领的旧军人代表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们更愿意见到右派人士，特别是远藤先生这样的军人。” 后来，远藤三郎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5日，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罢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将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周恩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上午10时，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9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晨，周恩来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少奇，并在周恩来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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