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伯父是如何当支部书记的

我伯父是如何当支部书记的

夏柱智

   大伯父在1975年-1985年 任大队支部书记，这是一个中国政治、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他的命运也是随着大时代的起伏而起伏，他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也显示了最后一批毛泽东式干部在新 时代的经历与宿命。我回到家乡，经常听听他过去是如何当党支部书记的，晚辈深受教育。做一个支部书记并不容易，这个中国共产党最基层的党组织的代表攸关中 国社会主义命运。

     一  60年代的大学生

他是60年代武汉建筑工程大学（现在撤并了）的大学生，他的梦想是工程师，他的数理化非常过硬，毛泽东著作也学得很积极，是大学时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6年大三时武汉开始文革，他最后一年未读完就回家，在小学做老师；七四年当时的大队书记要他出来当支部副书记，二年之后的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从1976年到1986年干了整整10年支部书记。

1986年，他因坚决不给乡党委书记送礼被乡撤了职；后来他果断告状到公社，公社党委支持他，他遂又到了乡镇财政所和后来的镇政府搞财经委员工作。在1998年的下岗政策中，他作为超过40岁的非公务员（“亦工亦农”）干部而退休回家，没有享受什么退休金，一直务农。现在他60多岁，专心在家务农，因为当支部书记10年，他因此得到一笔每年800元 的补贴，他每天的生活要么是做农活，要么是闲暇时到村上去约几个老人打字牌。他讲他现在不埋怨，这就是“命运”。他这一生经历过毛主席时代、邓小平时代和 当前农村开始繁荣、奔小康的时代，人生经历颇为丰富。他上大学期间去北京参加天安门游行，见过毛主席；干大队党支部书记时，受群众大力支持，把家乡农村建 成是一个“红村”，自己则到现在仍然是村里群众尊敬的“老支书”。

在 农村工作，不管是做哪一行，我都可以发现他的卓越。做老师做得好，后来年纪很轻就当校长；当大队干部做得好，深的群众和上级党委支持，而且他的工作经历里 有许多很实在的智慧，他给我讲的不仅是治理策略和技术，而且还是非常讲原则的干部，这个原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共产党的政权，要坚持 社会主义的原则，要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工作过程中，还保留了传统的许多思路，例如他既是一个沟通国家与群众的红干部，又是一个维护村落整体利 益，频繁采用村落规范来治理边缘人，作群众工作的“土干部”。按照他的话来说，做工作“既不左又不右”

     二 集体时期的干部与社员的平等

    伯父当干部时很有威信 ，这体现在老百姓遇有纠纷，就纷纷告到这儿来，让他主持来处理。他本人也一心为公，真正是共产党式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说干部的威信只有来自于群众，不为一己之私，为群众办事。这个威信在与群众接触中获得，同时也是干部赖以治理村庄的权威资源。

    伯 父讲现在干部，私心太重，这是与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同。现任的支书，在群众心理面是一点威信都没有，伯父说之所以他还是凭他的威望保他不下台，是因为没有人 能替代他，新上任的支书还是会一样，而且考虑到红村与邻村合并后本村要出一个干部。“有一个干部当支部书记总比，军山村把两个主职干部都拿去强。”

他 回忆说：集体时代的干部是一份非常令人操心的活，当干部没有额外的报酬，与群众一样劳动，得的工分与群众一样。那时的生产队长除了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以外， 每天要给社员排工，派人上工，要参加村里的会议。大队书记也是如此，他没有报酬，除了参加本生产队劳动，参加所蹲点（监督）大队的劳动，在平时的工作时给 予一定的误工工分。

他回忆说：干部与群众的权利是平等的，干部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是革命的要求，这也是大队管理体制的要求。干部从群众中选且与群众要一起劳动，在群众不满时，还可以把干部赶下台，为一群众监督机制。

三  社会主义集体要为弱势群体说话

在伯父任职期间，主张的是“实用主义”的路线，不注重形式主义，而是注重实质的社会主义公平，为弱势群体说话。

他说：“当书记的时间不能让一个人饿死，饿死人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在70年 代末发生了一起事件，一个在服刑的马姓村民回来了，说是得病。在家里他瘫在地上，家里有五个孩子都眼看着快要饿死，当时许多干部都认为他都是五类分子，不 能给予他照顾。伯父就认为不可，让他和小孩们都生存下来是一个底线，不能因为他是“坏分子”而帮他。伯父号召全村每一个人口捐献一斤粮食给这个家庭，帮助 他度过了最难的关头。

另外一个例子是是上面有学校招考的指标，伯父主张让陈姓一家兄弟多的去，而不同意大队里一位任乡教育干部的侄子去，他认为“共产党要为弱势群体说话，否则就完了”。这是集体时代，共产党干部表现公平和平等的例子。

其实在集体时代，劳动分配原则是充分照顾了人与人的一律平等的，人六劳七或者人七劳三的分配原则都体现了集体对人口生存底线的照顾，不管怎么鼓励劳动的积极性，生存是最基础的权利。在集体拥有可分配的其它资源时，也是优先照顾弱者。

在 潘湾有一个孤儿，他就是在集体的照顾下顺利完成了初中学业，并且被集体推荐到粮食部门工作。集体时代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充分体现了为穷人说话，乃至于再分田 到户的改革时期，贫下中农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伯父当时是大队支书，最开始不敢分田，因为“贫下中农也不理解为什么，也不支持”。后 来上级施加压力，也就是在1982年夏收时就分下去了。

在 伯父眼里，“社会主义”这个词是非常有意义的，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作为原则，那么这个共产党也就不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在他那里的一个具体的含义就是 “为弱势群体说话”。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里，为弱势群体说话就是保护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活下去的权利，不能让人饿死。

四“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和为了群众

群 众路线在伯父的村治里是原则之一，“为了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个大队里，大家通过一起劳动，频频开社员大会。在一个行政村范围内，干部要走群众路线是操作之一就是对每户每一个人都要 熟悉，这种熟悉不是攀交情，而是深入农户，参加劳动和主动接触群众。

伯父在给我讲治理的方法时，多次讲到了“知彼”。道理就是在处理纠纷时要学会利用熟人社会的资源。伯父治理村庄的时候，对村庄300多 户的基本情况都摸得很熟，什么人什么性格都很清楚，基本的社会关系也很熟悉。这在处理纠纷时非常有用—“通过熟人社会的治理”，他摸清纠纷双方的社会关 系，这样就知道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在说理说不清楚也无法让对方信服的的时候，决定胜败的就是力量对比，干部要学会“以力打力“。

有一个例子。70红 村要抽水抗旱，从大湖入红村有一条港渠，经过向村时，向村人三番五次塞了排水港，造成严重的后果。伯父出面来调解。非常重要的就是摸清向村队长和副队长的 人际关系。一次是副队长夫妇领三四十人来塞港，伯父知道副队长是红村柯家湾的女婿，而未出面的队长是红村马家湾的女婿，伯父呵斥这位副队长夫妇道：“以后 还想去柯家不？”伯父知道外部已经无人支持，队长由于受制于马家湾，也无法出面支持，因此力量对比中显然是伯父赢了。这次纠纷，以签订合同，让对方正式表 示不塞港为结束。

当然伯父清楚平时要注重给对方些好处，防止对方重复塞港，因此在后来向村队长来借红村的大型抽水机器时，红村也卖他们面子，免收折旧费。这样以后再塞港，伯父就认为他是没有道理：合同也签了，好处也给了他。一个有趣的对比是：80年代中期之后，伯父调出红村，后继的支部书记无力维持先前定下的合同造成纠纷，这就导致了红村与向村之间的打群架，并且打伤了数人。但是根据先前定下的合同，向村塞港造成一切后果他们自行承担。这一次打架之后，向村再也没有塞港阻碍抗旱。

四、治理“刺棍”与以理服人

在集体时代也有游手好闲之人，大家去出工，而他们却“打着花伞在田野上游荡”，那时还很少有公然如同80年代扰乱村庄的灰色混混，但是也被村民称为“刺棍”。当时有一个说法有“十三棍”（我的四叔、六叔是其中之一），即是说群众公认的有十三个横行乡里的小青年，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欺侮妇女，简直是无恶不作。

在70年 代末的曾家湾就发生这样一件纠纷。日新是放回来的劳改释放犯，他侄子光谱当了生产队长，一次日新在游荡不干活时，光谱骂了他，争执起来。日新便要打他，并 且另外一位光谱的叔伯一起要来打他。光谱害怕，回到家，关上门。日新追着不放，打光谱家的大门。当光谱打开门缝，看外面形势时，日新探进去头去，光谱一拳 头打过来，打掉日新三颗门牙。事后，日新找伯父来评理，他满以为一个侄儿大了叔伯，当支书的会为他说话，因为他被光谱打掉三颗门牙，不过这次他落了空。伯 父在此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干部的说理方式。

伯 父饶有兴趣给我讲，他是如何评理的。他问日新，“这是不是共产党的政权？共产党政权大还是族权大？”，日新这一点明白是“共产党政权大过族权”，然后伯父 说，“那么队长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代表的是共产党的政权，在你不出工干活的情况有没有权力骂你？”伯父又说道：“你是光谱的伯父，在族权的意义上光谱不能 骂你、打你，但是光谱是作为队长骂你，他怎么没有权力。”伯父把这样一个事件提升了一个现代的革命政权与传统的族权比较的层面上，即是政权大还是族权大的 道理，日新是承认的，这是最核心的道理。

然后伯父针对事实原委认为：光谱在这里是被动的，日新追着打光谱，光谱打开门打掉日新三颗门牙也是被迫自卫。伯父利用熟知的政权与族权谁管谁的道理，说服了日新。这一点非常重要，理直气壮地维护基层政权的威严和生产队长的权力，是处理这次纠纷的启示。说道现在的社会，伯父认为现在是没有政权，只有族权和神权。毛泽东打碎的几个绳索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以“理”服人，当然不是硬邦邦地、教条化地说理，当然也是带有感情的说理，但是当感情完全代替了道理，只能让人感动，不能让人信服，则不能说是“以理服人”，核心是说理，辅之以情，最后是动用政权的力量或者地方性的暴力力量。

伯 父给我讲八一八二年社会治安的混乱时，也讲到如何治理当时的“十三棍”。“十三棍”是当时村落社会给这众多调皮捣蛋的青年的一个整体污名，人人躲之不及。 这十三棍，什么坏事都做，偷鸡摸狗，骚扰妇女，曾经有人告状说，红村这些刺棍们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就去抱，弄得红村名声大臭。红村是调皮捣蛋的多，伯父在 当时治理了一批，且主要是教育说服让他们转好的。他给我将这样一个道理，“真正不懂理的是少数”，大多数人在年龄更大些和干部与其讲道理的过程中幡然悔 悟，走上了正道。

在八三年治安形势严峻，全国严打，红村因为伯父等的保护没有抓一个人。关键在于村内的“刺棍”最后基本上服从了村内管理。另外的原因是村落的保护性。当时支部书记有力量以与公检法相抗衡，这在80年代上半期表现依然明显。上级公检法部门来到村庄调查和抓捕村民，必须与大队合作。大队支书权力大，他可以保护一个人免于公检法调查，同时可以为他们说好话，把严格按照法律要抓走的人放在村内处理。当时的 “十三棍”就是这样避免了被整体打击。

国家政权尽管覆盖了所有的乡村，但政权的深入还是间接的，大队支书管理一个大队的上千人口，他对每一个人了如指掌，他不配合上级，上级是没有办法的。一个村落保护性的例子是：80年代初有一个村民，声称其用迷信的方法可以治病，只要妇女陪他睡就可以，有三个女人上当。上级来查这个人，本来按照法律，他可以被判强奸罪，入狱甚至在1983年“严打”时会判死刑。伯父处于内部保护他考虑，在上级来调查时，说没有这回事，因为这三个女子都是熟人，在处理意见上不签字。经过伯父的调解，这个村民最终只拘留了六个月，免于严厉的处罚。

五  支部书记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

在我的伯父身上，我看到了集体时代的基层干部的浓厚背影。伯父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理解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他善于超越个人思考集体和国家问题，他把社会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工作中，保持实事求是。他善于做群众工作，与人民群众在劳动和工作中打成一片，深得群众尊敬。

我曾经说过，伯父作为党支部书记可能是最后一批毛泽东式的干部。他自己经常说，他是受过毛泽东的教育的，因此他做不了今天的村干部了。在1998年从乡镇上退休回来之后，上级希望他能够继续干村支部书记，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社会风气已经改变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支部书记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好当了。

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像我伯父这样的党支部书记，目前一个问题是受过毛泽东教育的党支部书记越来越少了。中国农民因为共产党发动群众，打造地主分土地而翻身了，又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建设事业而在21世纪的今天逐步走向富裕。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不仅仅是经济上而且是政治上和组织上，就国家政权向下渗透而言，标志性的事件是在每一个村庄都建立了完备的党的组织，它以党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为代表。我的伯父就是集体时代那一代数十万个党支部书记之一。

在 全国各地奔走，深刻感受到基层党组织是政权组织的核心部分，群众依然依赖党组织来与国家和中央形成紧密关联。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工作如何，就能决定了这个村 庄的共产党在群众的威信如何。就全国来看，受毛泽东教育的党支部书记越来越少了。基层村庄的党支部书记越来越感受到难当，因为上级党组织不给与支持，群众 也不理解。他们承担了全部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贯彻落实的最基层的宣传和落实工作，却难以发声。基层村庄的支部书记心里在想什么，期盼什么，焦虑什么， 很少反映了国家大政方针和媒体报道中来。我们真心希望越来越的基层支部书记能够发出声音，他自己的话说出来，让这个国家直到最基层干部的心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