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向三立。 这天下午5时许，向三立刚下班，毛岸英就来了，二人一起乘车去中南海。来到菊香书屋时，正是夕阳西下，毛泽东外出散步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位工作人员。毛岸英叫向三立稍事休息，自己则去倒茶。不一会儿，江青回来了，她身后拥着李敏、李讷，还有刘思齐。毛岸英向江青介绍了向三立，并让李敏、李讷喊“表舅”。 毛泽东散步回来了，走进菊香书屋，来到客厅。毛岸英迎上前去，指了指已经站起来的向三立，对父亲说： “爸爸，三立表舅来了。” “主席!” 向三立激动地喊了一声。 “向先生。”毛泽东朝他点点头，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去，说道：“你是开慧的表弟，来北京多久了？” “报告主席，我来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哪里工作？”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哦，对了！你会打算盘。”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听岸英和田家英秘书讲过，你擅长财会工作，便推荐你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你初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习惯吗？” 毛泽东关切地问；向三立说： “工作愉快，生活也习惯。只是餐餐吃馒头有些不习惯，不过我想以后慢慢会习惯的。” 这时有人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东北有一位领导同志来看主席。” 毛泽东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同向三立拉家常。江青走了进来，毛泽东向她介绍说： “这位是向三立同志，是杨开慧的表弟，是湖南来的。” 又对向三立介绍说： “她是江青。” 江青说： “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向三立连忙喊了一声： “江青同志。” 江青笑着同他握了手。外面来人报告说： “主席，开餐了。” 毛泽东说： “吃饭去吧，等会我们再谈。” 众人来到餐厅，毛岸英、刘思齐夫妇正和妹妹李敏、李讷在说笑。李讷见父亲来了，就说： “我们家院子里放了许多瓜。你们看，爸爸像个瓜吗？” 李讷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向三立暗暗吃惊，想不到孩子们在毛泽东面前竟敢如此放肆。没想到毛泽东依旧是满面春风，和蔼地说： “瓜有许多种，有南瓜，冬瓜，葫芦瓜。” 李讷俏皮地说： “爸爸的肚皮像南瓜。” 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向三立被他们父女之间的和睦、融洽、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晚餐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进行着。毛泽东对向三立说： “今天是星期六，有客人来，特意让厨师加了两道菜。辣味菜你习惯吃吗？” 向三立也是湖南人，自然是习惯吃辣椒。 “吃吧。”毛泽东又说。他边招呼边吃饭，自己夹了一块红烧肉和几片鲜蘑菇。还嘱咐向三立说： “多吃菜，随便吃吧。” 又嘱咐毛岸英说： “你照顾三立表舅一下。” 毛岸英要给向三立敬酒，向三立忙说： “我不太爱喝酒，请上饭。” 毛岸英就让服务人员给向三立上饭。毛泽东已经喝了几口葡萄酒，见向三立如此，就向他敬酒。向三立连忙起身说： “主席，我已用饭。我们湖南老家的习惯是用饭不再喝酒。” 毛泽东说： “老习惯也可以打破呀！吃饭可以喝酒，边吃饭边喝酒也行。” 向三立只得喝了一口酒。众人吃完饭回到客厅，李讷端来两盘又红又鲜的苹果，拿起一个让向三立吃。毛泽东见了，就说： “给客人吃水果要拣大一些的。” 李讷按照父亲的意思，又选了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送给向三立，说： “表舅吃这个。” 毛泽东难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和家人共度周末，兴致依然很高，他接过刘思齐为他沏好的一杯茶，喝了一口，就讲起故事来： “古时候有两个秀才，一个姓刘，一个姓李，两人都爱作对联，一见面就想对对子。有一次，两人又见面了，商定对对子，谁对不出就要受罚。李秀才先出上联：‘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秀才一看李秀才用了老子李耳的典故，心想：‘他要占我的便宜，没门！我也非损他一下不可。’于是，他略加思索对了下联：‘斩白蛇，兴汉室，高祖是刘。’刘秀才以汉高祖刘邦自比，来对‘老子’，高过李秀才一筹。李秀才不得不服，就说：‘高明，高明！你赢了，我服输。’” 刘思齐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称赞道： “爸爸，那个刘秀才真有学问。” 毛泽东说： “思齐呀，那个刘秀才是你的祖先，他崇拜汉高祖刘邦。那个李秀才可算是我的本家，因为我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但我不信老子的观点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你说得对，人家多有学问；对历史掌故如此熟悉，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且一用就活。一下把人吓到了。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一旦灵活运用，就可以变成武器，用来保卫自己。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尤其是要学习历史和古典文学。 刘邦出身贫苦，没有多少兵力，没有万贯家财，却能称霸一方，统一天下，并且使汉朝长治久安。其原因主要是他善于用人，他手下两个重要的谋士，一个是张良，一个是韩信，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他所用。刘邦的对手楚霸王项羽却是个孤家寡人。当初，他的势力比刘邦大多了，拥有庞大的军队，统治着中国大块富庶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他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听谋士的进言，鸿门宴放走了刘邦，当然，项羽心肠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却不肯杀刘邦，刘邦说了几句好话，他就心软了。范增向他进言，他却不杀刘邦，而把刘邦放了，等于放虎归山。项羽没有理睬他的话，结果被范增言中。刘邦逃走后，势力不断扩大，与项羽争雄，结果打败了项羽。项羽被围在垓下，只得别姬自刎。项羽也不善用人、招贤纳士。韩信去拜访项羽，项羽却看不起韩信，结果韩信却被刘邦所用，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刘邦的治国之道，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治理好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毛泽东的故事讲完了，孩子们一窝蜂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向三立。毛泽东喝了一杯茶，询问了向三立的大哥向钧被捕和牺牲的经过，对向钧的牺牲表示惋惜。毛泽东又问道： “明卿先生还好吗？” 向三立答道： “身体还健康。” “他如今还住在平江乡下吗？” “是的，他还住在老家。” 毛泽东回忆起往事，深情地说： “我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明卿先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常给我通风报信。有一次是他及时报信，才使我脱离险境。后来，我住在长沙清水塘，他常去看我，与我谈当时的局势，高谈阔论，给我以信心。” 向三立认真地听着，想不到叔父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毛泽东停了一下，又说道： “你叔父向明卿先生是个忠厚老实人，是个好人。过一段时间，我还想请他到北京来作客哩。” 毛泽东渐渐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 “我小时候在家里，母亲对我非常好，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同情穷人，常常和我背着父亲接济那些困难的亲戚和穷苦人。我离开家后，母亲得一种病，叫淋巴腺炎，脖子上长着瘤子，全身奇痒。这病现在并不难治，可惜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没有药物治疗，母亲就那样过早地去世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似乎有些哽咽了，他继续说： “我母亲要是还活在世上，那该多好啊！她死的时候，才53岁，要是到现在，也才80多岁。” 向三立说： “主席，您不必难过。您没有辜负您母亲的希望。您母亲若是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到他的父亲，他说： “我父亲勤劳俭朴，精打细算，善于持家。但他为人固执，严厉，吝惜钱财。他每天起早贪黑，自己推脚车，贩运粮食，为家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会做生意，那时候常贩卖谷米，运到湘潭、长沙去销售，运货回来，销售给乡亲们。赚的钱，用来买田，放高利贷。只几年我们家就发了，用几百银洋发展到十几亩田，几十亩田，成了当地的一个富户。父亲对我们很严厉，总是叫我们劳动，不准我们躲懒，并说他辛辛苦苦劳动都是为了发家致富，都是为了替我们兄弟造福。可我们都没有继承他的财产。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 毛泽东说到这儿，关切地问向三立： “你知道韶山那边的情况吗？我家那座房子还在不在？是不是破了？” 向三立说： “听韶山的人说，那房子还在。过去国民党没收了，现在人民政府又收回来了，并且做了一些修理。”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家里过去很穷，祖父是贫农。到我父亲手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买了一些田，家里逐渐富了。我父亲可算是一个富裕中农。” 向三立说： “主席家总不能划富农吧！” “不好。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该划什么成份就划什么成份。” 毛泽东郑重地说着，又陷入了深思。向三立问道： “主席是不是想家了？想回去看一看？” “是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我很想回去看看，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有很多事情要做。下一步怎么走，还有待研究和探讨。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暂时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他是如何走出韶山冲，怎样到长沙读书，受过哪些老师的影响。他说： “杨怀中先生其实是个伦理学家。他留学多年，在日本、德国读了不少书，治学严谨，在逻辑学、伦理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王阳明的理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向三立说： “杨姑爷在世时酷爱读书、藏书，去世后没留什么家产，却留下了不少藏书。原来，1937年抗战之前，杨姑爷还留有不少书，放在板仓那座阁楼上。我过去到板仓去，常见到那些书，都是很有价值的书。” 毛泽东忙问： “那些书还在吗？” 向三立说： “解放后我就不知道了。” 毛泽东说： “那些书如果散失了，多可惜呀！” 少顷，毛泽东突然问道： “开慧是怎样牺牲的？她牺牲时，你在哪儿？” 向三立说： “霞姐牺牲时，我才13岁，在板仓附属实业高小上小学。霞姐带岸英兄弟到我家住了一年多，住到1930年。其间，何健又多次派人追捕，均摆脱了。她后来回板仓去了。不久就被何健逮捕了。这一年10月，被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毛泽东听了，不禁黯然神伤，沉默不语。江青见状，起身离开了客厅。毛泽东沉痛地对向三立说： “开慧要是在你家，就不会出事的啊！” 向三立也说： “是啊，如当时霞姐不回板仓，继续在石洞住下去的话，多少受一些保护，不至于那么容易遭到何健的包围、逮捕，乃至杀害。可她不想连累向家，更不想亲戚为她而担惊受怕，毅然带着孩子回了板仓。” 毛泽东又谈到杨展，说： “你在《新湖南》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和江青都看了，写得不错。看了你的文章，我对杨展有了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向三立在1949年9月2日发表的《悼念杨展》一文。向三立说： “杨展到延安后常和我通信，谈延安的情况，谈对革命形势的看法，使我很受鼓舞。1941年后，我就没听到她的音讯了，我猜想她可能牺牲了。” 毛泽东说： “杨展到延安后，我们不常在一起。后来，她去了华北抗日前线。再后来，听说她牺牲了。” 毛泽东深情地说： “展儿是在华北抗战中牺牲的，她是一个好孩子，爱学习，向往革命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牺牲了许多同志，何止杨展一人呢？” 毛泽东见向三立流出了悲伤的眼泪，又安慰道： “杨展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不要难过。只有好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也才是对展儿的最好纪念。” 向三立想起自己曾在穷途末路时去广州粤中盐务局谋职，感到内疚。他说： “比起杨展来，我的思想落后多了，我曾为生活所迫去了广东，为旧政府做过事。这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说： “这也难怪你呀，那是因为生活所迫，何况你在那里还学会了本事。要不，你到北京来，怎么能从事会计工作？你不是先学农业后搞财会吗？如今你参加了工作，建设新中国，需要大批人才，你的那些本事不是都可以用上吗？” 向三立闻言，倍受鼓舞。毛岸英见父亲谈到了建设问题，就插话说： “有一位中学老师，提出您的著作中的一些说法不一致，比如《农村调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一些观点不统一。” 毛泽东说： “一个人的思想是变化的，而且也有时代的局限性。” 摘自毛泽东大传第225章 水陆洲 2014年3月4日转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