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的9月间，正忙于抗战大计的毛泽东后院却失了火，与他已经结婚10年的妻子贺子珍，决定要离开他了。 此时的贺子珍由思想上的烦恼想到了自己的身体，身上的弹片太多了，使她常常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她想到了动手术，把弹片取出来。然而，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做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转赴上海，在那儿取出弹片。就在这时，她不断地呕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说：“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本来要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他心里很清楚，贺子珍此时要走，肯定与自己有关系，就诚恳地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3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又拿出了当年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女儿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后，因抗战形势的变化，就滞留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她遇到了正要去延安的张国焘夫人杨子烈。 此时，毛泽东很着急，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毛泽东还给她捎去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是，贺子珍已经铁了心，决不回头。她让人给毛泽东捎回了一方白手绢，在上面写了诀别信。她还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自己仍然留在西安，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后来，贺子珍受王明、康生、陈云将于11月底从苏联经新疆迪化、兰州、西安回延安的启发，觉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苏联，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就与11月来到西安准备赴苏联治病的蔡树藩、鈡赤兵、徐梦秋以及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乘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共产党驻兰州办事处。此时王明3人已经从苏联飞抵兰州，王明派陈云看望了他们。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托谢觉哉劝回贺子珍，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去苏联。谢觉哉后来非常后悔地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一行乘坐运送军火的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住在邓发任主任的驻新疆迪化办事处。正在贺子珍等待飞机去苏联时，毛泽东又捎去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贺子珍依然不理会毛泽东的这次召唤。不久，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让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是，贺子珍还是没有回去。不久，除了徐梦秋留下当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外，贺子珍一行乘车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搭上火车直达莫斯科。替代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把贺子珍安排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分校住宿，由苏联人陪同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 贺子珍安顿好了以后，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发去一封电报，仍然要她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人，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她回延安。此时贺子珍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还没有了，她就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完全像毛泽东，她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汤喂养。她还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等到2年后学业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又一次提出和毛泽东离婚。毛泽东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贺子珍给毛泽东写有诀别信的那一方白手绢，毛泽东后来一直保存在他的铁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贺子珍永远地失去了毛泽东。这的确是一段读来令人扼腕的历史故事。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婚姻关系破裂，曾经说出了一番话，其中后边的几句非常惊人。她说： “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 摘自毛泽东大传第124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