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 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 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 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话说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原来在11月间，原子能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为第2机械工业部——笔者注）已经正式成立，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 再说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邓宝珊自建国后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这一次，毛泽东还是以老朋友相待，两人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到甘肃省的工作，一直谈到深夜。邓宝珊就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说：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 “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赞赏。毛泽东喝了一口酒，问道： “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 邓宝珊坦率地说：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当然还是不杀为好。希望邓先生以后见到什么，还是要不客气地提出来。” 11月1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1月24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的小会议厅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11日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此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只隔了一个26日、28日，到30日先后一共开了5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大多是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开的。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开会时，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围成半圆形。参加会议的人数包括列席人员，一般在10人左右，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这些会议，朱德因年纪大，一般不参加；陈云和林彪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南斯拉夫铁托的观点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在大家广泛的讨论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越说语调越深沉，他说： “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是悼词。这3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第1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2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有生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2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请乔木同志先起草1个提纲给我看看。”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说： “斯大林同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吟咏了清朝人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诗中的后两句： “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在这首诗中，劝解家人不要与邻家争地界，诗中前两句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毛泽东吟罢未作解释，翻译也是直译。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写的第2篇文章发表了意见，他说： “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乔木同志拟的提纲使我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的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这两者性质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混乱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讲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与会者无不赞成毛泽东的思路。于是，毛泽东说： “那好！就由乔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负责起草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参加。在12月12日以前写出初稿。”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