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和其根源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一) 作者：寒流急 总摘要 随着中国“特色”资本的快速崛起，经济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左派阵营却在很多问题上，如薄案上，表现出严重的思想混乱，甚至敌我不分。为了澄清思想，认清局势，本文试提出以人民群众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辨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本主义改良的是非标准，并以此来衡量近期事态的发展，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由国有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组成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三大阶级进行分析，尤其是分析掌权的“特色”国有资本集团的特征，而后论证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地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并说明带领中国资本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就是国有资本集团，进而论证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以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工人阶级再解放的道路。 前言 王立军的叛逃是中国近年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正好震到了执政党高层被有些人认为是少有的一个享有罕见人气、得民心、有才华、有魄力、有朝气的改革人物和政治明星薄熙来，暴露了上层的深刻矛盾。这一事件的背景是近几年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地激化，形势的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料。这里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如反映改革共识破裂的“改革攻坚”呼吁；所谓“重庆模式”的争议；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对立；官方的一种声音高调地宣布“不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高谈“反垄断”、“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进一步私有化”，等等。另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如南方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各地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和城区“危房改造”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以及各种类似乌坎那样的群体性事件。 同时，作为王立军叛逃的另一个背景，这几年国际形势的转变也是非常显著的：2008年开始的这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在发酵、加深、蔓延之中。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后是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再有美日两国货币（发行）竞相量化的“货币战争”，以此转嫁危机，导致近期多个发展中国家再陷危机之中，至今五年多，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未成定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全球性反资本的群众运动也在逐步地激化和蔓延，希腊、西班牙和其它欧元区人民反抗资本转嫁危机的斗争也在风起云涌；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提高，名义上成为世界第二；美国军事中心重新调整，高调宣布战略重心重返亚太，以防范新的挑战；中国抛弃以往的低调姿态，对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邻邦采取更加主动、强硬的态度。 当前中国左派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认识当前事态的发展，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于什么是“左翼”都没有一个共识。反对当局的有左派有右派，但是反对右派保当局的竟然也成了“左派”！从现象上看，民间舆论多是集中在网络上，且很多左派网站似乎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或自称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网站，都是多多少少批判当局的网站，因而多数是被当局查封过的网站。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大家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所谓“左翼”，或“泛左翼”。但是这一“泛左翼”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其中除了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以外，还有鼓吹与其美国称霸不如中国称霸世界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有指望铁腕人物上台的反民主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还有主张“整党救国”的保皇派和致力于执政党上层“改邪归正”的左转派（即“皇左”），等等。即便是在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内部，目前大家的观点还是很混乱，看法有时相差甚远，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在如何看待薄熙来和习近平的问题上。 要想理清本文主题和以上事态发展的关系，澄清诸多左派思想的错误之所在，笔者不得不花费一些笔墨，尽力做一些较为系统的论证。但愿这一抛砖引玉能够激起同志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并有助于左派回归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思想上与理论上逐步地走向成熟和统一。 本系列文章的结构是首先分析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然后在第二章里探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第三章里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在第四章里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第五章里探讨中国崛起与帝国的关系和在第六章里探讨工人阶级如何重新崛起等等问题，并以此来论证左派主流思想目前的错误所在。 第一章 当前左派思想上严重混乱的表现及其根源 一、左派思想上混乱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没有一个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 当局为了掩盖薄案所反映的这一内部矛盾，重演了像台湾对待陈水扁、菲律宾对待阿罗约那般盗用刑事罪对待政敌的闹剧，以腐败和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虽然对薄熙来的审判有损薄的廉洁形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民众的普遍同情，与其它各级贪官相比，薄熙来的腐败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人们对薄熙来的同情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重庆推行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改良措施，而推行这一改良的大官却被判了刑。一些左派群众甚至把薄熙来的改良看成是“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把他看成是左派的领袖。这一思潮也是当局把薄熙来看成是“文革余孽”的依据。 但是推行改良的不光是薄熙来。胡温在当政时期也推行了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改良，如取消农业税，制定、实施和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规模建设廉价房、实施新农合医保、社保等等。这些“惠民”措施都是全国性的，力度更大，也更受百姓的拥护。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为何一方面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另一方面各级当政者紧锣密鼓地推行各种改良措施呢？是矛盾的激化迫使当政者以改良来缓和矛盾，还是当政者真心实意地关注民众的疾苦，尽力而为？ 这就是左派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改良的性质及其推动动机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认清福利、权力和能力的关系。 我们评价改良优劣的标准不能是简单地看人民群众得利的多寡，因为利益有短期和长期之别，有局部和全局之别，有表面和根本之别。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民如果没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力，已有的福利保不住；而人民如果没有能力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已有的权利也会丧失。因此，人民为了自己的福利，他们必须争取自己的权力，而要争取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培养自己争取权力的能力。福利、权力和能力这三者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群众捍卫自己权益的能力。有了能力才有权力，有了权力才有福利。 因此，我们评价改良优劣的标准是看人民，尤其是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是否从中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也就是说我们判断任何社会现象、事物或事件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这才是区别真假马列毛主义的依据，这才是我们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这才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一旦起来了，就能改天换地，也只有人民起来了，才能改天换地。 如果一项改良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胜利都值得我们庆贺（如京郊捍卫打工子弟学校的维权运动），但是为什么要感谢统治者？如果一项改良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动实施的（如普及高等教育），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暂时地占了点便宜罢了，为什么要感谢统治者？他们掠夺了人民十份的财富，仅仅偿还不足一份的赃物，人民还要对他们一派奴才般地感恩戴德？ 只要人民看不清某一改良的目的，那么这种“改良”要么是欺骗性的，要么并不是为人民着想的，要么是回归我们应有权利的，因此就不值得我们对那些实行“改良”者的“英明”加以庆贺，而仅仅是欢迎这些改良的实施罢了。 很多改良往往就是人民斗争的结果。例如，中国农业税的豁免，就是由于中国农民十多年前掀起的抗税浪潮大大地提高了征税成本，迫使官方免去了得不偿失的税种。对于抗税者来说，他们很清楚农业税的豁免是他们斗争的结果，但是抗税的农民毕竟是少数，多数农民搭了这些抗税者的便车。由于舆论的控制，他们往往相信官方的宣传，以为农业税的豁免是政府的恩赐，所以他们感恩不尽，一再地感激政权的“英明”。 由此可见，我们只能在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提高人民的革命性的基础上，才能谈论改良的进步性。一切改良，如果无助于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只能是欺骗性的改良，只能是随时可能收回的改良，只能是给利不给权的改良。有了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过去没有的可以争到；丧失了这些特征，已有的也会丢掉。就像1964年美国当局为了获得人民对侵越战争的支持搞的所谓“向贫困宣战”一样，50年过去了，“战果”寥寥无几，完全是一场骗局。如果人民看不清这些“改良”的目的，那么政权的欺骗性就会增强。尤其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改良”往往会增加人民群众对“救世主”的幻想，而不是对自身解放的信心。 二、左派思想上混乱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英雄史观的泛滥 从人们对薄熙来的敬仰中，从对“重庆模式”的追捧和对“唱红打黑”的称赞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方面，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使得社会底层的人民越来越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越来越怀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因而各种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和歌颂毛泽东时代的行动越来越普遍，迫使当局不得不利用毛泽东的光环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撑腰。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英雄史观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从挺薄派的热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以为一个政权的性质是由一个领导人的品德决定的，以为社会主义的“复兴”是靠某个英雄来完成的，一再指望执政党的内部出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或突然醒悟了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来改变执政党的路线，改变中国的前途。这些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左转派。 这些左转论者和挺薄派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一个政权的性质是由一个占领了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个人来决定的。尽管他们整天貌似用马列毛的语句来分析这个，研究那个，其实他们并不懂得“政权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一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权的当家人所拥有的权力其实都是那个统治阶级所赋予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往往会被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所迷惑，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敏感性也往往并不强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极其灵敏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别说当政者不是自己人，就连对付自己的政敌他们都会毫不客气，他们立即就会采取罢免、暗杀或政变的手法铲除阶级异己分子。所以那些指望执政党的内部出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或突然醒悟了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出现是荒谬的，是一种以为政权的性质是由带头人决定的帝王思想。其实执政党的高层对像薄熙来这样的人物的了解比老百姓要清楚得多。他要是真的是一个骨子里的马列毛主义者，即便是他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成为一把手，统治阶级一旦发现他的真实面目，他一天也呆不住，罢免、暗杀或政变就是他的下场。 英雄史观是一切剥削阶级所共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毫不奇怪，大多数群众接受英雄史观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挺薄同志，居然也信奉英雄史观。我们没有看到有哪个挺薄者是从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来看问题的，也没有看到哪个挺薄者分析过重庆人民在薄熙来领导的那一场“改良”运动中如何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或战斗性。离开这个标准，无原则地吹捧薄熙来，吹捧薄熙来的改良，只能增强人民对“清官”的幻想，对“救世主”的崇拜，对旧制度的信任。这样做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它只会消弱人民的斗志，实际上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 挺薄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认为历史是由统治者创造的。但是有史以来，统治阶级都是既得利益的捍卫者，因而是保守的，反动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无论是迫使统治阶级让步，还是推翻现有制度，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要想改变社会就必须“唤起民众”。只有人民起来了才能改造社会。 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会创造出自己的领袖人物。至于谁会成为领袖人物是偶然的，但是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离得开人民，但是人民离开某个领袖人物还会继续奋斗。历史的跨度越短，领袖的作用就越重要。具体到一个战役，指挥官的水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领袖人物的水平暂时地影响着人民抗争的效率，暂时地影响着人民创造历史的速度，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领袖的作用并不大。领袖人物有的是，一个死去另一个马上就会涌现出来。1949年以前，如果毛泽东不在了，马泽东会出现，马泽东不在了，王泽东会出现，中国革命还会继续，只是要多走一些弯路罢了。同样地，没有马克思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会有李克思来揭示，没有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会有其它斯坦去发现。拿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相比，印度没有毛泽东，但是它也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它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它也走到了今天，只是不如中国在反封建的道路上走得彻底，前途不如中国的光明罢了。同时，印度的革命者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留下那么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也证明了英雄史观的破产。即便是毛主席多活几十年，他最多也仅仅是推迟但很难避免这一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解放初期没有把应该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应该废除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形态）区分开来，因而50年代中期所恢复的“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官僚特权体制造就了一大批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走资派。基于这些人的世界观，他们总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道路中所出现的问题。这就是走资派这一称呼的起因。当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像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人物认识到这一特权阶级的危害性时，已经晚了，走资派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没有这一阶级的形成就不会有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认识，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否则以为在走资派成长壮大以前就能得知他们特征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由于这一新阶级的形成，即便是当时有了毛主席对这一阶级的认识，他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这些走资派们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什么样的花招都使过。他们一会儿打着红旗反红旗，一会儿阳奉阴违，一会儿利用人民群众中的旧习惯和旧思想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中，他们把原来是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各级领导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变成打派仗、武斗和推向全面内战的工具。由于他们高超的组织能力和阶级觉悟，他们有效地掌控了民心、党心和军心。如果毛主席健在的话，他们要么迟早会架空他，要么暗杀他，要么就是赤裸裸地政变。要想改变这一结局，光有几个领袖人物的觉悟，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是不行的，而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很难觉悟的。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谈论“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意义在于依靠谁来改变当今社会。持“英雄史观”的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培养、改造或说服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思想，由他们来推动历史的进步。持“人民史观”的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把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人民起来了，中国就有救了。前者寄希望于精英，后者寄希望于人民。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三、左派思想上混乱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分不清敌我友 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谁是盟友？这明摆着的是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本应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即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来分析当前中国的形势，来区分敌我友。“敌”本应是中国掌权的资产阶级，即国有资本和私人垄断大资本；“我”本应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而“友”则本应是其余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有可能包括受垄断资本挤压的中小资本家。这后两者，即“我”和“友”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而前者是人民的敌人。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从大量的左派网络文章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和这一分析方法相差很远的观点。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敌我友的混淆，唯心史观的泛滥，精英思想的傲慢，左转论的顽固。我们看到一些人随着薄熙来声誉的提高而意志昂扬，又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意志消沉，甚至灰心丧气，不得不另找救星、靠山和后台。 那么薄熙来到底何许人也？他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还是人民的领袖？对人民来说，他的清廉与否是否重要？对他的审判是个冤案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之争？这些左派之间分歧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是由一些在原则上搞灵活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所造成的呢，还是一些在策略上不懂得灵活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在作怪？ 笔者认为问题出在我们辨别是非、衡量事态好坏和鉴别政府要员的标准上。 这里一个有代表性的标准就是看某个官员是否廉洁，看他是否为老百姓着想，看他是否推行惠民政策，以及老百姓是否得利来衡量一切。以这一标准来看，薄熙来更像是个清官（或即便贪一点也值得），是个人民的领袖，审判薄熙来是个冤案。 但是这一非阶级的标准看似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其实不然。这仅仅是“替人民着想”，或者“为民做主”，还是精英思想，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救世主身上。 持有这一非阶级标准的人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腐败是奴才为主人服务时多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但主人如何花费从来不属腐败范围。无论是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无偿占有劳动成果是天经地义的，不属腐败行为，比如皇帝、地主和资本家花费个人财产的行为从来都不算在腐败的行为之列。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反对仆人和奴才偷占了主人便宜的“腐败”行为。封建皇帝反腐败，反对下属、佣人和奴才“过分”地谋私利，妨害了皇家的利益。蒋介石反腐败，反对手下人物只顾自己一个劲地贪，误了反共的大业。美国的资产阶级反腐败，反对受雇于资本的政府要员假公济私为自己捞。改开时代也说要反腐败，但是近30年来所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本身其实就是最大的腐败；它把原来属于人民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化为私有或统治集团所有，人民的地位由主人变为受剥削和受压迫者，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只有毛泽东时代反腐败，防止人民的勤务员（干部）谋私利，维护劳动人民总体利益的运动才是有意义的真正的反腐运动。正因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所以那时候的反腐运动才有可能是自下而上的通过相信、依靠和发动群众的方法来进行。其它统治阶级反腐从来都不可能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整治不忠下属的行为或是对付政敌的手腕罢了。 中国官方的“腐败”现象主要的还是统治集团内部分赃不均造成的。当局不可能真正的反腐，只能是定向“反腐”，选择性“反腐”，他们反腐败仅仅是惩罚政敌的手段。真正有抱负的统治者不会专注于小便宜，他要做的是太上皇、人上人，固然看不起财迷心窍的小人。因而，我们不能把廉洁看做衡量统治者好坏的标准。在资产阶级掌权的条件下，我们如果愚蠢到不提反对私有制，而是仅仅提出反腐败的口号，我们实在是效忠于皇家，替富豪们操心，为统治者效劳。帮出卖我们者数钱，生怕他缺斤少两！ 我们也不查看一下，历朝历代的所有统治者，有哪个不自称是“一心为民着想”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只有动员人民、发动人民，让人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民性？ 因此，我们必须用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是否提高的革命性标准来看问题。这个标准是个照妖镜。任何左转派、保皇派、特色派的鬼话，只要拿着这一标准来对照，他们就原型毕露。 对于特色派的人物，我们不能光看他们说什么，更要看他们做什么和回避什么。他们表面上可以接受甚至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他们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不提人民群众如何当家做主的问题，不说工人阶级如何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问题。特色派的前身，文革中的走资派也是同样地回避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问题。 在目前左派舆论被严重封锁的条件下，一些同志对所谓“重庆模式”的追捧，正面地讲，是想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当局的主要政策进行批判。这种想法和做法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追捧过分了就走到反面去，分不清“西安”和“延安”，就成为特色派当权者的帮凶，好像在薄熙来的领导下，重庆原来是个“解放区”？！ 我们一些挺薄的同志对薄的崇拜到了不理智的地步。明明在薄熙来当政的重庆所推行的招商引资条件比其他地方的条件更有利于外资（如重庆的国际离岸云计算数据特别管理区是中国唯一特批的不受官方监控的网络基地），或按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标准来说更“卖国”，但是这些同志楞说这是薄的高明。薄的亲信王立军有难直奔美国领事馆了，这一事实在这些同志的眼里也都是美帝和“汉奸”的阴谋所造成的。 要不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了，太容易被人忽悠了，尤其是那些天真的左派。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体制内的政客说上几句他们爱听的话，做些他们喜欢的事，他们就热泪盈眶，以为“社会主义复兴”了。要是像奥巴马那样能说会道的政客出现在中国，这些同志还不一步上天了，他们所期望的共产主义不就为期不远了？ 我们不得不问：在薄熙来当政期间，重庆人民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是否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是否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是否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答案是明摆着的：没有，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有些人非把薄氏当成民族英雄，把他看成是查韦斯一类的人物。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局势完全错误的判断。中国不是像拉美国家那样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大国。有些同志希望在中国出现像查韦斯式的人物，其实质上还是二次革命论的主张，以为当前中国革命有个独立的反帝任务和阶段，没有看到中国的资本主义由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不可避免地朝着社会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本来是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闹剧刚刚谢幕，我们的一些人却恋恋不舍地全力投入其中。如果我们用这一场闹剧是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还有多少疑问呢？ 其实，薄熙来的倒台是因为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撼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帮派之间的微妙平衡，采用西方政客的手段，试图通过忽悠民众的方法来抬高自己在官场的人气，结果破坏了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不成文的官员升迁的潜规则，因而受到了这一集团上层的审判和惩罚。 但是我们一些铁杆保皇派不懂得这一道理，死不灰心地拍这一特色派人士的马屁，却老是拍到马蹄子上。他们给薄熙来帮了倒忙，拱手给反对薄熙来的宪政派一顶“文革余孽”的帽子扣在薄的头上。 挺薄的左派，认为在当今中国资产阶级这一统治阶级的内部还有个像薄熙来那样的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他们到底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软弱无能，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另一方面又把那些执政党内致力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推动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与世界列强争霸的势力，看成是“党内健康力量”，把所谓“汉奸”势力看成是人民的主要敌人，自觉不自觉地暴露了他们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 这些人无视当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怀所具有的两面性：它既有反帝的愤慨也有争霸的狂妄。人民群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是反帝的，但是为了中国资本的崛起，这些所谓的“左派”极力地协助统治阶级去鼓动民族主义中争霸的狂妄。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实质。 现在薄倒台了，这些“泛左派”又开始抱新一批所谓“红二代”的大腿了。这些人的眼光总是离不开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如果这种关注是出自于“知己知彼”，也就是出自于希望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寻找我们可利用的矛盾，以便为工人运动创造生存的空间和崛起的条件，那么这种关注是必要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些人却并不是这样看和这样干的。相反地，他们总是想在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一丝光明，找到一丝希望，找到统治集团“左转”的可能，无视资产阶级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上台的事实，看不清一个资本当政后崛起的中国在当今帝国主义世界的意义，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争霸和反霸的根本区别。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视敌为友，与我为敌，指责反当局的人民群众为“左派带路党”。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称不能和民主革命派搞任何团结，反而对国有资本的领袖人物抱有希望。他们与当前工人阶级斗争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四、左派思想上混乱的再一个表现就是认不清统一战线与利用矛盾的本质区别 目前很多追捧所谓“党内健康力量”的人动不动就高谈“统一战线”，凡是与其观点不同的往往被扣上“极左”和“原教旨主义”的帽子，殊不知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两者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出发的。正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凡是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资产阶级）有利害冲突的其它阶级都有可能成为统一战线的一员。相反地，资产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不属于统一战线的范围。我们不能把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混为一谈。前者针对盟友，后者针对敌人。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才是前者的起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才是后者的目的。 要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就必须有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纲领，各方必须都有所让步。如果所谓“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一般党员，那么他们一般是无权的，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也就不大可能被这些 “左派”追捧。如果“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执政党内有权有势的人，指的是党内当权集团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对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有何共同利益？有何共同纲领？这些“党内健康力量”对人民都做出了哪些让步？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又做出了哪些让步？他们反对过国有资本的哪些利益？这些当权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只能是敌我矛盾！在这里，工人阶级只有利用矛盾的机会，没有与虎谋皮的可能。 只有在人民内部，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才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和可能。在某一个时期，这个统一战线甚至有可能会包括那些受垄断寡头资产阶级打压的小业主之类的中小资本家。建立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虽然中小资产阶级不断地被垄断资本和寡头所打压或消灭，但是科技的发展又往往会创造出新的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团结和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任务将还会是长期的，因而统一战线的维护也将是长期的。这和利用矛盾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盟友我们既有希望也有可能改造他，而不是消灭他，但是对敌人就没有改造的可能，只有利用矛盾以便迟早消灭他。这就是这两者的本质的区别。比如说在抗战期间，当时的共产党还是希望能够把蒋介石的国民党由消极抗战通过教育改造为积极抗战的力量，而不是希望在抗战时期消灭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就没有这种教育和改造的可能。 分不清利用矛盾和统一战线的区别是很危险的。毛主席在30年代分析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强调了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给予红军利用矛盾的可能，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时的红军从来没有也不会愚蠢到帮助一个军阀去打击另一个军阀，尤其不会帮助一个较为强大的军阀去消灭相对弱小的军阀，以便使得前者更强大。红军不可能与任何军阀搞统一战线。相反地，如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挑动一个军阀去打击另一个军阀。这才叫利用矛盾！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拯救红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高手。 温薄之间的矛盾就像当年军阀之间的矛盾一样，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并以此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否定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利用矛盾的机会，我们就会犯四面出击的左倾错误，就会损害人民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统治者要“唱红”，我们完全可以大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和反映当前工人斗争的曲，并以此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和对当前政权的认识；统治者要“打黑”，我们可以依此发动群众去反对那些拖欠工资，违反劳动法的各种“黑老板”。 但是我们把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无产阶级可以与其一方形成统一战线的地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就是阶级投降主义，那样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会破坏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无论多么尖锐，他们都是私有制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他们双方也都会利用无产阶级去攻击对方，但是没有一方会愚蠢到为了击败对方，不惜向无产阶级作出实质上的让步从而获得人民支持的地步。相反地，如果我们愚蠢到了试图与一方搞“统一战线”的程度（如2013年元旦后有些“左派”竟然声援当局对《南方周末》的制裁），我们只会成为人家搏斗中被利用的一把枪。 （一）左派思想上混乱的集中表现就是以背离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判断国内外的局势 没有一个正确的阶级分析就认不清敌我友——这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没有一个基于阶级分析的正确社会性质定性，革命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不可能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当今国内外的局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谈不上什么是一个正确的革命道路。 我们之所以要从阶级分析出发来看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证据），我们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因而都离不开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这一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社会现象。这就是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些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类似体制的分析、宪政的设计、民主的追求等等的视角都看不到问题的根本。这种脱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骗人。例如狼吃羊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完全取决于我们是狼还是羊。再比如，外星人并不在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与否，就像我们不在乎田野里不同蚂蚁窝之间的争夺哪方具有正义性一样。在阶级社会，人是有阶级性的，在社会矛盾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性。 目前流行的很多说法都是有意无意抹煞阶级立场的：什么社会发展的需要呀（那么资产阶级为何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什么要与时俱进呀（不谈是与革命的还是与反革命的“时”俱进！），什么要接轨呀（但只选择符合当政者利益的轨才接），什么为了国家的强大啦（好像还有不希望自己国家强大的统治者！），什么要以人为本呀（难道有以狗为本的？），什么人性呀（是黄世仁的还是白毛女的？），什么民族的复兴呀（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还是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只有马列毛主义实实在在地向我们揭示了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才是人类的希望。这不光是因为无产阶级当前占人口的大多数，更主要的是它的利益代表了人类的前途。 正因为很多左派对时局的分析背离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才会出现当前许多对国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比如，有的说中国当前是个封建社会，有的说中国有被沦陷为殖民地的危险，有的说中国当前还是一个多少有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有的说中国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要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权形式，有的把当政的国有资本集团看成是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有的担心“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比的下滑。很少有人看到中国是一个由国有资本集团掌权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步步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大国，更不要说认识到带领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是国有资本集团，认识到国有资本集团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二）左派思想上混乱的根源 左派思想混乱的根源是其阶级性。这里的阶级性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左派本身的阶级地位，一个是左派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就其阶级地位来讲，我们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里面小资产阶级“左派”占了统治地位（包括一些左派大佬，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也只能算是小资产阶），我们这些人如不能经常地有意地改造自我，就只能当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尾巴，这在挺薄群体中最为明显。 除此之外，当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意思形态对左派意识的侵蚀也是其思想混乱的社会根源。因此，很多人不是从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喜欢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问题，表现在精英观点和实用主义上。例如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上，把界定真假改良的标准放在老百姓得利的多寡上，把人民的前途认定只能是在“改良”的努力上，以及避开所有制问题奢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在不触及所有制的前提下，统治者提出的“共同富裕”口号是个骗人的口号，连改良都谈不上，就像剥削阶级一再强调的通过劳资合同所达到的“劳资共赢”和通过租赁关系所达到的“地主、佃农共赢”一样，是个骗局。这些就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典型反映，都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 我们之所以坚信马列毛主义，是因为它是认识社会矛盾，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改造社会的一门科学和一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而不是因为我们是该主义的盲目崇拜者。近百年的革命者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曾经掀起过一个十月革命，创建过一个占世界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过一个史无前例的尝试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革命实践后来的失败，并不证明这一理论的荒谬。恰恰相反，它证明了不光是广大的工人群众作为改变历史的新生力量尚未成熟，人民群众还没有普遍地把握这一真理，它还反映了那些致力于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革命者们（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马列毛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解不够深刻，贯彻不够彻底。就像人们早期在建造汽车、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各种挫折并不证明近百年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一样，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证明了人们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而每一个革命实践的挫折，每一次飞机的坠落和宇宙飞船的毁灭仅仅证明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实践的指导还不够彻底。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前左翼思想上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很多自称为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并没有真正地掌握马列毛主义，并没有把马列毛主义拿过来，消化掉，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去，自觉地应用它。这些人其实更像是马列毛主义的学者。就像文学研究者不一定会写作，军事研究者不一定会打仗，宗教研究者并不一定信宗教一样，我们这些马列毛主义的学者并不一定是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对马列毛主义的学说很有研究，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往往要么是纸上谈兵，要么是机械地套用马列毛主义的说法，但是一遇到当前中国的具体问题，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全没了，因而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没了。他们分析问题要么不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要么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要么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矛盾，因而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 为了还原马列毛主义的真实面貌，为了澄清以上左派思想上的混乱，我们有必要在后面一系列的文章中就中国社会都有哪些阶级，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那里，中国资本的崛起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等等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 （责编：路石） |
远航一号: 寒流急同志总算愿意将自己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这是个进步。左派该不该挺薄，如何挺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了。目前阶段，应该向前走。连潘毅教授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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