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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文化革命呐喊

2014-3-20 22:1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090| 评论: 0|原作者: 薛遒|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鲁迅与毛泽东则融血肉于人民,感应着中华民族沉重的脉搏,他们将对先进思想和革命原则的理性认同,扎根在被压迫阶级血与泪、情与仇、隐忍与反抗的深厚土壤中,所以能够把握人民的伟力,集中人民的意志。他们确信:不是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华民族几亿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换句话说,抗战的主力不是蒋介石和“国军”,而是人民。 ...

鲁迅,为文化革命呐喊

作者:薛遒 发布时间:2014-03-20 来源:乌有之乡 
共产党人存在的全部意义:自我革命!

  鲁迅:为文化革命呐喊

  在中华文化史上,有没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鲁迅?

  有!

  那就是:颠覆!

  在鲁迅笔下,阿Q、孔乙己、狂人,是颠覆;历史传说同样是颠覆:《理水》中的大禹是一个满身污秽的泥腿子,《非攻》中的墨子是反抗特权压迫而不惜与剥削者同归于尽的底层造反派;至于鲁迅的杂文、散文,更是颠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信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

  鲁迅不是在写作,而是喊出五四运动的强音:颠覆。

  五四运动要颠覆旧制度旧文化,那么,什么是“旧制度旧文化”?

  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而是表现为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形态的整个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那给予五四运动坚强支撑的《狂人日记》,以否定数千年“人吃人”历史的猛烈炮火,分明展开马克思“与传统所有制和传统所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鲁迅式宣言。

  五四运动要建树的新制度新文化,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而是耀出社会主义曦光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

  五四运动决不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圣地,而是工农兵文化胜利进军的桥头堡。

  五四时期,周作人首倡“人的文学'”,那是对旧文化的抽象颠覆;而继起的“平民文化”,则以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开拓了通向工农兵文化颠覆官僚特权文化的光明路。

  鲁迅是这一颠覆的举旗人。

  鲁迅,标志着中华文化进入新的历史纪元,标志着文化领域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覆亡,标志着工农兵在知识化进程中新形象的崛起。

  这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

  从五四时期郭沫若最先喊出“革命文学”,到延安时期的解放区文艺,再到建国后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批判俞平伯、胡适,以及鼓动大跃进的工农兵诗歌,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中国新文化以革命的激情和左倾的激进,不断深化着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的壮举,不断进行着文化领域扫除老爷太太、富豪大亨等一切特权剥削的伟大实验。

  鲁迅是“革命激情和左倾激进”的正印先锋:

  他激烈否定中国旧文化:“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他猛烈抨击中国旧文化的剥削实质:“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他冷峻地刺向中国旧文化的思想权威:“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他无情地揭穿“知识精英”们的虚伪与龌龊:“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作者自叙传略》)

  激进的鲁迅立下毒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受永远的诅咒。”(《坟·灯下漫笔》)

  晚年的鲁迅热情赞颂:斯大林的苏联共产主义实验“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颠覆一切!

  钱理群说:“当鲁迅将他自我放逐,或者整个学界、整个社会把他放逐时,他所达到的境界:……对现有的语言秩序、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给以一个整体性的怀疑、否定和拒绝。也就是把‘有’彻底掏空。”(《与鲁迅相遇》)

  朱寿桐说:“传统观念中有价值的东西被鲁迅概视为无价值的。”(《孤绝的旗帜》)

  偏激鲁迅,坐不坐得文化战线上“极左”阵营的第一把交椅?

  鲁迅自己就说:“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致许广平》)

  其实,这样的偏激,早被孔子保留在2500年前的《诗经》中,那“与汝偕亡”的决绝,刻录着人类史上被压迫者宁死抗争特权剥削的不屈精神。

  这样的偏激,更散见于世界各民族大大小小数百次数千次农民起义的暴烈行动中。

  这样的偏激,也再现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样的偏激,甚至以“草”、“苗”关系的别样形态,发自到底是共产党人的邓小平的肺腑:“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986,1,17)

  “造反有理”!

  鲁迅立足民众中,固执着与特权剥削的势不两立;他以对被压迫阶级文化观念的聚焦与升华,成为几千年农民革命的思想泰斗和后来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启蒙宗师。

  鲁迅分明是20世纪中国文化战线上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黄巢李闯、太平天国。

  不认同这一点,就不能理解鲁迅。

  然而,鲁迅又是中国旧文化的承载者和继承者。

  鲁迅熟读儒学经典。他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 (《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得到鲁迅认可。冯雪峰说:鲁迅显示了中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继承了“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杜甫等的传统。”(转引自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鲁迅是中国儒学思想的产儿。“无论是考察鲁迅的家学渊源,还是考察鲁迅所受的私塾教育,我们都可以这么说,鲁迅自小就沉浸在一种儒学的范围中。”(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鲁迅一生,与中国古典文化相始终。尽管他“对传统文化采取彻底批判和否定态度”,但“其价值支点是着眼于现实改革的历史评价”;在深层文化心理中,鲁迅对传统文化精神有着“非自觉认同。”(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这是怎样的“非自觉认同”?

  青年鲁迅有着热烈的民族心:“中国之在天下……若其文化昭明,诚足以相上下者,盖未之有也。……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 (《坟·摩罗诗力说》)

  鲁迅为中华文化而自豪:“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且介亭杂文·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鲁迅决不肯做“中西方人”,他为光大中国文化,一生不辞辛苦,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北平笺谱》,以及木刻、版画,乃至呕心沥血,九校《嵇康集》。

  鲁迅并不否认孔子的伟大:“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其实,鲁迅的本体思想就是中国儒学——孔子学说。

  孔子学说的道德指向:圣!

  孔子真诚地表达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向往。这种向往,通过“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给予抽象的确立。

  孔子学说的核心:仁!

  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圣”已不复存在。但是,“圣灵附体”于仁。

  “仁者爱人”。孔子立足私有制现实,以“私”为准则,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从自我出发,将喜怒哀乐推之他人。那么人人由己及人,由“爱己”而“爱人”,则人人整体之公义便在人人个体之私利中曲折实现。

  这是“圣”即公有观念在正视私有制条件下的变通。

  孔子确立了伦理原则,需要“礼”即制度保证:德政!

  善的等级制。

  私有制不能像公有制那样消灭等级制;但可以而且必须以公有观念规范、制约等级制。

  孔子要求君正臣忠,父慈子孝,互相关心,各司其职,各尽其分。为政者以德,关心爱护百姓;为民者以忠,遵纪守法。也就是社会和谐,即“中庸”。

  孔子主张剥削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阶级合作;但如果统治阶层放纵私欲,倒行逆施,又如何?

  革命!

  孔子推崇:“革故鼎新”(见《周易·杂卦传》),肯定革命的重大意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见《周易·彖传》)

  尽管由于私有制和封建社会特权剥削的强势,儒学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支撑了中国社会的君主专制、特权腐败与阶级剥削,但这个体系自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二程到王夫之、黄宗羲、康有为,始终涌动着一条激烈革命的潜流,那就是以“民重君轻”的执著,发展着对封建社会和儒学思想体系自身的否定。晚唐皮日休甚至喊出:“后之王天下,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谤》)

  因此,中国农民起义,总能从孔子学说的武库中找到适合自己反抗的兵锋;尤其“均贫富”,几乎成为历次农民革命的旗帜。

  作为农民革命的思想大成,鲁迅最强烈最极端地表现出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否定。

  鲁迅是历史变革时期内在动力的结晶。

  在中国封建社会,任何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否定都不能彻底,而只能在量变中积聚质变。只有到了资本世纪,儒学思想体系才具备了崩溃条件,也才能出现执行这一“崩溃”的颠覆者。

  在德国,马克思颠覆黑格尔哲学体系,剥出了黑格尔的革命内核;在中国,鲁迅颠覆儒学思想体系,剥出了儒学的革命内核。

  鲁迅将孔子向往的“圣”融在自己的血液中:“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的新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认同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力,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么请你自己先去死吧。”(《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孔子将儒学思想的贯彻执行,寄托于中国“士大夫”。鲁迅就是许广平说的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元旦忆感》 转引自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孔子规定“士大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余英时释孔:“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 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士与中国文化》, 转引自田刚:《鲁迅与中国士人传统》)

  说“超越”,有点勉强。其实,孔子自己就不能超越。孔子学说立足于私有制的等级社会,以“自我”为轴心,他期待:“谋道”而“富”在其中;“忧道”而“贵”在其中。“士”者,当然热衷于对“富贵”的追求,也不能免从上面俯视民众的高傲。

  然而,孔子要求:居尊贵,在于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享荣华,在于对社会更多的付出。“士” 必须信守“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孤洁,必须有着维护“高傲”的尊严而为民众事业牺牲的自觉。

  “士志于道”。

  孔子要求“士”的人生价值在社会整体利益中得到实现,“士”的个体私利在对社会公利的贡献中得到回报。也就是以对社会公德的自觉,用“士”复杂劳动的文化产品与社会其他产品进行公正交换,按劳分配。

  这是打了折扣的理想主义,然而,对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大多数“士”们,依然高难攀。他们被训导“士志于道”,却又馋涎高官厚禄,于是,“伪善”便成为“士”这个群体的随“形”之影。

  五四时期,封建体制解体,“士”这个阶层也趋于没落。然而,“伪善”的阴魂不散,附体于新的知识阶层。中国知识分子的追名逐利,唱出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高调,或者举起了社会主义和“无产文学”的招牌。伪善,在新形态下鬼影憧憧。

  被陶行知在《守财奴想到守知奴》中称为“士大夫的新代表胡适”,犹疑于自我得失,联姻着新生资产阶级的软弱,在新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大转折时代,未能从“士”这个没落群体中超脱,甚至未能免“士”这个知识分子“为王前驱”的整体宿命,屈膝作了特权剥削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

  胡适无足为儒学精神的继承者。

  鲁迅是“士”,但他将救世情结与“无我”品格相融合,感受着新生无产阶级的勃勃生机;他颠覆了“士”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宿命,持戈“为民前驱”,伸张被压迫阶级的“私利”,开拓人类解放公天下的新境界。

  鲁迅捍卫了“士大夫”应有的光荣,实现了“道”的升华。

  鲁迅认同孔子推崇的“自我”。他说:“我小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鲁迅生年史料汇编》,转引自辛晓征:《鲁迅》)

  不平而鸣。恨,因于私欲受辱、私利受损的锥心之痛;没有“以身殉道”的牵强,也没有 “献身理想”的自得,而是充满原始意味的为人生变革的抗争。

  从优越的众人捧,到奴隶般的被歧视,鲁迅公然宣言在沦落中获得的与最广大被压迫人民一致的私利,一致的阶级仇恨。他明确捍卫“私利”:“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鲁迅已经不是个体的“自我”,而是被压迫阶级整体的“自我”。他期待:知识分子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深切感受着被压迫的痛楚,鲁迅的反抗真实而坚定;与广大民众同着脉搏,鲁迅的私利升华为民众的公利。

  鲁迅因此继承了儒学传统,更升华了儒学传统;他以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聚魂于“士”之精神,无愧“最后一个士大夫”。

  鲁迅是叛逆的士大夫。他借魏晋文学,一吐胸中块垒:“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黄钟毁弃、瓦缶长鸣。“瓦缶”堂而皇之登坛,“黄钟”成了伪善的祭品。

  鲁迅钟爱庄子、屈原那否定丑恶现实的刚正和汪洋恣肆的文风。但在特权专制的重压下,庄子、屈原只能“质本洁来还洁去”,在绝望中避世或者投江。

  嵇康,是鲁迅的最爱。他的反抗激烈豪迈。然而也只能用一曲《广陵散》的绝传,崩断悲愤的心弦。

  近乎绝望的鲁迅于方寸间浩荡着庄子、屈原、司马迁、嵇康们在中国历史上掀动的抗争风暴,低吟着他们余音不绝的悲歌,却于悲歌中悸动微茫的希望。

  时势造人!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无限生机为否定私有制准备了物质条件,工人阶级的崛起为创造社会平等展现了科学力量。马克思主义诞生了。它迎向特权剥削这个庞然大物,逆势而起。

  鲁迅是这个转折关口的庄子、嵇康,是对儒学思想体系实现超越的士大夫;他的悲愤萌生了希望战胜绝望的曙光,他的叛逆出现了可以支撑他勇敢战斗的新势力——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和正在崛起的世界社会主义。

  鲁迅以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否定,实现着向儒学本质的回归:“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这就是公元前500年人类轴心时代确定的公正、平等、善良的人类精神。

  在中华民族,这个精神曾经是孔子形态,孟子形态,朱熹形态,康有为形态;也曾经是屈原形态,嵇康形态,李贽形态。20世纪上半叶,聚焦为鲁迅形态。

  鲁迅形态是颠覆。

  为着颠覆,鲁迅向旧制度旧文化掷出投枪。

  孙中山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建国大纲》)

  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见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鲁迅向奴心奴性掷去投枪。

  在《狂人日记》中,他冷酷地否定无辜者的存在。锋刃所向,无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无分剥削者和劳苦大众。

  在《坟·灯下漫笔》中,他笔触悲愤:“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不仅如此。“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所谓“臣”,原不过下下等奴才的蔑称。(鲁迅:《且介亭杂文·隔膜》)

  中华文明的一切传统美德:忠孝、仁义礼智信、勤劳勇敢……,统统被鲁迅置于专制与奴性的总题目下予以批判:华老栓有“父慈”之德,却散溢着喝革命者血的愚昧;阿Q勇敢地走上刑场,却展示着心灵的麻木;闰土终生勤劳,却抱定逆来顺受的卑下……

  鲁迅把中华民族比喻为在一间铁屋子中酣睡的人群,濒临灭亡而不自知。即便少数人觉醒,也无力阻止中国沉沦,甚至被视为“疯子”,遭到围攻。鲁迅自叹:“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愚弱的国民,卑怯的灵魂。旧制度旧文化,毒害每一个人的身心。

  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苏醒?

  那竟是入侵者暴虐和兽行的刺激!胡适说:“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慈幼的问题》)

  当日本兵的刺刀挑碎了神州大地,当侵略者的暴行使中国人“做奴隶而不得”,中华民族终于睁开惺忪的睡眼……

  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毛泽东的新中国。“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因为,在蒋介石专制独裁下,沉睡的国民大约不必觉悟,可以“做稳奴隶”。

  曾经,为民众解放而饮刃的辛亥党人,不被民众理解——

  《药》中的革命者夏瑜不仅被反动势力吞噬,而且被“华”+“夏”的整个华夏民族吞噬:华小栓期望夏瑜的血治好自己的病,夏瑜的母亲不理解儿子的义举,反为儿子的“罪”背负沉重压力。革命者,原是“人民公敌”。

  《明天》中单四嫂子的希望,不是反抗的胜利,而是梦中的安慰。

  《故乡》的主人公将命运寄托在一副敬神的香烛上。

  曾经,为民众解放而断头的共产党人,也不被民众理解——

  1928年,蒋介石专制政权在长沙屠杀共产党人,所得的却是大批看客蜂拥围观。“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交通为之断绝”:看悬挂的共产党人的“首级”,看暴露街头的共产党人的“女尸”。

  鲁迅含悲忍愤:“我们中国现在的民众,其实还很不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三闲集·铲共大观》)

  麻木的心灵,助长着统治者的残暴,助长着苛酷的剥削和贪婪的嗜血,助长着一切卑劣一切恶。“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着高兴。”(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五》)

  其实,非中国独然。只要鼓吹和纵容私有制,天下尽同。被鲁迅痛斥的“国民性”,原也是资本世界的“世民性”。

  傅立叶并非仅为法国感慨:医生希望病人增多;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梦想起大火,烧毁半个城市;玻璃匠盼望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皮匠则指望大家的衣服和皮鞋很快穿坏,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意……

  亚当·斯密并非仅为英国感慨:“正是人们对有钱有势者在感情上的认同支撑着社会秩序和等级差别。”(《道德情操论》)

  恩格斯并非仅为德国感慨:“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同样,沉迷于私有制的泱泱中华,岂能超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毋庸讳言,若非国民的冷漠乃至纵容,蒋介石敢对日本侵略者屈膝求和?胡适敢鼓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能现奴颜婢膝昏暮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其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者也。”(梁启超:《论权利思想》)

  史迹斑驳。曾经的中华民族不是意满志得做起“大元”的顺民吗?不是昂首挺胸甩动“大清”的辫子吗?那么,再做一回哼着樱花之歌、举着太阳旗的大日本国民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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