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文化革命呐喊

　　这并非激愤之语。事实上，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对民主政治、民族独立的张扬，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崛起展现出人类解放的光明前景，如果没有联合国宪章对国与国之间主权侵略的拒绝，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苏联成为反纳粹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罗斯福的美国领导世界坚持反法西斯的义举，最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倒战旗，那么，不仅溥仪可以登基“满洲国”作日本的儿皇帝，不仅汪精卫可以割据南京做日本的傀儡，便是偏安重庆的蒋介石政权，也一定不免开门揖盗，成为太阳旗下的汉奸。

　　美国当局看透了蒋介石，曾于失望之余悲观估计：“也许一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大满洲国了。”(迈·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0—1995)》转引自张宏毅：《近代以来中美俄日关系的特点》)

　　蒋介石不讳言：“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集》 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分明的汉奸心态!

　　如果不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可能重蹈法国巴黎公社的覆辙。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德奥侵略者和法国大资产阶级卖国政府达成“默契”：德奥大军负责围困，让法国资产阶级军队向本国同胞大开杀戒;炮火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喋血，巴黎公社沦亡。

　　1936年，蒋介石凭借围剿摧折红军90%兵力的有利形势，将红军一路赶杀至陕甘荒凉之地。30多万剿共部队虎视眈眈，与大军压境的日本侵略军互成犄角，形成合围的“默契”。 1万多红军命悬一线，毛泽东忧心忡忡：“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见吴江雄：《毛泽东谈古论今》)

　　蒋介石驾临西安指挥剿共。张学良苦谏，蒋介石铁了心：“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西安事变，“张、杨以他们个人被囚被杀的悲壮结局，换来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可谓功盖华夏，永彰史册”;西安事变更将红军从危亡中解脱，毛泽东感叹：“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均见《北京晚报·江山》 2011，7，22)

　　然而，西安事变，也使蒋介石在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前功亏一篑。一句“汉卿负我”，浓缩了蒋介石半生血泪。

　　张学良“负“了蒋介石什么?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在张学良的心目中，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无论出于少年英雄报国心切，还是书生意气为“普世价值”的天真，张学良都远不及蒋介石的深邃：从来的民族斗争之本质诉求，是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

　　蒋介石深谙此道。鲁迅也深谙此道，他以如炬目光洞穿蒋介石，凌厉透析“攘外必先安内”的阶级根源：“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满兵入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伪自由书·文章与题目》)

　　蒋介石无非吴三桂的别样形态。

　　凡是剥削阶级，尽管披一张光鲜的外皮，把“爱国”喊得震天响，但一到关键时刻，为了自己的“小九九”，是绝不吝惜撕破一切廉耻，出卖祖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

　　因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保持剥削人民的特权，远高于民族利益。

　　这是特权剥削者从娘胎里带出的恶臭与耻辱。

　　一个民族容忍乃至纵容这个耻辱，那是民族的耻辱。

　　整个人类容忍乃至纵容这个耻辱，那是人类的耻辱。

　　中华民族至今没有摆脱耻辱，整个人类至今没有摆脱耻辱。

　　消除耻辱，必须认知耻辱。“应当让受现时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时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宣扬耻辱，使耻辱更加耻辱。”(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特权剥削最集中地抽象着民族和人类的“耻辱”。 不消除这个“耻辱”，就没有中华的崛起，也没有人类的崛起;而没有全民族全人类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中的自省与救赎，也不能根绝特权剥削。

　　鲁迅深厌国民性的恶劣，但他“揭发缺点，意在复兴。”(《致尤炳圻》) 他期待中华民族从专制与奴性的漩涡中挣扎逃生，自我救赎，洗刷耻辱，挺起“人”的腰杆。他鼓动底层革命：“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聚起复仇的众力，鲁迅向特权剥削掷去投枪。

　　在鲁迅书桌旁的墙壁上有一幅画，写照他心底深处的恨：那是4个凶狠的警察扑打一个乞丐孕妇的素描。(见司徒乔：《鲁迅先生买去的画》)。

　　在鲁迅爱憎分明的双眸中，镌刻着“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 他对“上流社会”的攻击固然刻毒偏激，却入木三分：富人之劣者自不必说，富人之善者就不心怀叵测吗?“侠客为了自己的‘功绩’，不能打尽不平，正如慈善家为了自己的阴功，不能救助社会上的困苦一样。”(《集外集拾遗·〈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后记》)

　　消灭了贫富差别，如何显示富人的“慈善”?而不显示富人的“慈善”，则如何让富人踞于贱民之上挤一脸“上等人”的笑?又如何维持富人统治下的“贫富和谐”?

　　18世纪，法国的卢梭鄙弃做富人，他拒绝法兰西院士的“名”，也拒绝国王年金的“利”，甘心一个筋斗滚入贫民窟中;20世纪，鲁迅同样鄙弃作富人，他不接受爱的施舍，也不接受诺贝尔奖金提名，断不沆瀣于“上流社会的堕落” 中。

　　鲁迅固执地说：“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三闲集·通信》) 他对“上等人”的伪善率性笑骂、热骂和怒骂，乃至“下等人”的粗野骂阵：

　　“便完事，管他妈的!”(《华盖集·并非闲话》)

　　“看一看这些‘名流’究竟是什么东西”!(《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将你们‘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茅厕’里去。”(《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在劈头盖脑掌掴梁实秋的“粗口”中，鲁迅的穷人情怀淋漓挥洒：“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鲁迅为谩骂辩护：“谩骂固然冤枉了许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扑灭‘谩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花边文学·谩骂》)

　　鲁迅断然宣布：只要阔人政治和特权剥削存在，“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坟·论“他妈的!”》)

　　“破帽遮颜过闹市”。 鲁迅完成了阶级地位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他的“破帽”，与阿Q的破帽一样低贱;他的血管，流着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农民的血液;他的感情，洋溢着《社戏》中神往的与农村野孩子的挚情;他的父系家族的败落，更使他回归本原——农民。孔庆东甚至说：鲁迅家道中落，田产卖光，“由地主变成贫下中农了”。(《正说鲁迅》)

　　鲁迅是农民的别样形态，是穿长衫的农民，是呼唤觉醒呼唤革命呼唤造反的农民思想家。

　　瞿秋白看得真切：鲁迅“和农民群众有着比较巩固的联系。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了那种‘野兽性’。”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是被压迫阶级积恨心头的反抗特权剥削的永恒根性——

　　在《铸剑》中，鲁迅以诡异之笔，描写眉间尺、宴之敖和楚王被砍下头后，于沸水煎煮中三头依然厮咬不休的场景，那复仇者对特权剥削的刻骨仇恨，那压迫者对平民反抗的殊死镇压，竟一直要斗到阴曹地府。“变成鬼也不饶你!”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临终前，鲁迅写下《女吊》，他用垂危的生命祭奠“叛逆的猛士”，鼓舞底层民众的革命信念，也将自己“盖棺论定”为造反的左派阵营：“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

　　血的斗争实践，使鲁迅得出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被压迫阶级与特权剥削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鲁迅因此“孤绝”于旧的知识分子群，也“孤绝”于新的革命知识分子。

　　——“孤绝”鲁迅向左翼阵营的“战友”掷去投枪。

　　1935年，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发表“八一宣言”，号召成立“国防政府”。顺理成章，周扬倡导“国防文学”。

　　鲁迅反对。他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分明着两种立场、两种人格。

　　在知识分子革命家眼里，革命固然基于被压迫的反抗本能，但更多是对先进思想和原则的理性认同;在鲁迅眼里，革命固然不乏理性的感召，但一定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的情感与本能，因而有着强烈的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直觉。

　　鲁迅有这个直觉，毛泽东有这个直觉。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以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直觉，敏锐地捕捉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联系;20世纪30年代，鲁迅以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直觉，深刻地把握了“国防文学”与投降主义的逻辑关系。

　　在王明、周扬的潜意识里，蒋介石和他的“国军”是庞然大物，是抗战的主力，因此，统一于“国防”，统一于蒋介石，天经地义。

　　鲁迅则愤然“国防”的暧昧，担忧新文化被蒋介石独裁政权统了去，重新沦为特权剥削的奴隶。他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毛泽东认同鲁迅：“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呼应鲁迅：“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国防政府”，对于王明、周扬是压倒一切的，对于颠覆旧制度的鲁迅、毛泽东而言，则只是统战策略，是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过渡。

　　民族斗争从来以阶级斗争为轴心。“抗日战争”的活剧中，明确跃动着特权剥削与被压迫阶级相较量的主线。事实上，如果不是毛泽东抵制了王明的投降主义，大约中国共产党早被蒋介石专制政权统了过去。

　　这并非危言耸听。其实，不独抗战伊始的王明们，便是抗战胜利后解放区日益强盛时的刘少奇、周恩来们，依然重蹈王明覆辙;他们在毛泽东养病期间集体议决，准备向蒋介石交枪交权。

　　“周恩来在介绍‘法国共产党军队国家化的经验’时曾特别讲过，法共当时如内战必然失败，政治资本也会失去，同意将军队编入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丧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刘少奇主持 《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指示》，宣布“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军队改编为国军，“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杨奎松问道：“把枪交出去，到中央政府里去做官，搞议会斗争那一套，这是毛泽东的本意吗?”

　　真悬哪!原来差一点中国共产党就束手就擒，差一点就没有后来威震世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毛泽东拍案而起。在他病愈复出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愤然撕毁中共中央几乎定论的决议，拒绝收编，终挽革命于狂澜。“毛泽东的发言，使与会者明显地改变了认识”; 杨奎松写下毛泽东的慨叹：“蒋介石稍微放一下长线，大家就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了。用他的话来说，直到较场口事件发生才又清醒了些，这实在危险得很。”(以上均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一点不虚，毛泽东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

　　放弃自我，必将全面溃败。看来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知识份子天真在中国共产党这支造反的队伍中，原也有如此深广的市场。能说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小资产阶级层面吗?

　　那么，往回推10年，鲁迅反对“国防文学”，该与毛泽东有着怎样精深的灵犀相通!而40年代的刘少奇、周恩来尚且动摇，30年代领受莫斯科指令的周扬们，又怎能求全责备呢?

　　其实，周扬无愧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30年代初，中国红色文艺被白色恐怖无情摧残。周扬在“党组织连遭重创，完全失去和党联系的情势之下，不屈不挠，出生入死，顽强支撑”，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献身精神，重振了左翼文化军队。(李洁非：《典型文坛·长歌沧桑》)

　　可是，周扬为什么会失足于“国防文学”呢?

　　那是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共性：革命冲动多因于崇高理想的感召，却不能免踞于民众之上的自负，不能自觉认同人民这个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因而自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弱小，幻想背倚“大树”：内倾蒋介石的剥削阶级政权;外奉共产国际新权威。

　　周扬们以革命知识分子形态，张显出中国士大夫潜存的根性——“为王前驱”。

　　鲁迅与毛泽东则融血肉于人民，感应着中华民族沉重的脉搏，他们将对先进思想和革命原则的理性认同，扎根在被压迫阶级血与泪、情与仇、隐忍与反抗的深厚土壤中，所以能够把握人民的伟力，集中人民的意志。他们确信：不是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是中华民族几亿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换句话说，抗战的主力不是蒋介石和“国军”，而是人民。

　　“为民前驱”!

　　鲁迅与毛泽东以知识分子革命家难以企及的豪迈，向着神州大地吼出一嗓子：我就是人民!

　　人民的儿子，独立乱云飞渡里;双脚，牢牢扎入被压迫民众中。

　　——肩着人民之子的自觉，鲁迅投枪更深地刺入自己的心窝：

　　“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鲁迅：《三闲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鲁迅：《华盖集·我的“籍”和“系”》)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它，想除去它，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鲁迅：《致李秉中》)

　　鲁迅解剖自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他写道：“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 (《野草·墓碣文》)

　　“殒颠”，是绝望于旧世界，也绝望于旧世界之构成分子的自我，是自我与旧文化的一体“殒颠”; 而新文化的崛起，也便与自我一体崛起。

　　鲁迅颠覆物，更颠覆心;颠覆社会，更颠覆自我。他的阿Q，为中国人“开出反省的道路”;他自己，更负起全体的罪孽，引领民族的和人类的救赎。

　　鲁迅如此写意滴血的十字架，写意基督受难的惨淡黄昏：“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一定是伟大的犯人。”(《集外集·〈穷人〉小引》)

　　钱理群说：“鲁迅既是伟大的审判官，更是伟大的‘犯人’，他的每一个拷问都同时指向自己。”(《与鲁迅相遇》)

　　冯雪峰说：鲁迅时时在自我批判，他“反攻别人的话”，“会很快转到分析他自己和批评他自己的话上去。”(《回忆鲁迅》转引自辛晓征：《鲁迅》)

　　孔庆东说：“鲁迅笔下很多人物的痛苦，其实是他自己痛苦的写照。”(《正说鲁迅》)

　　袁盛勇说：“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恒久的自我在场!

　　鲁迅诅咒一切恶，“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诅咒。”(《野草·过客》)

　　鲁迅痛下杀手：“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呐喊·狂人日记》)

　　鲁迅剖出自己的心：“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着排筵宴。”(《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日本学者竹内好称鲁迅文学是“一种赎罪的文学”;张宁认定：“赎罪”是鲁迅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

　　王富仁如此敬服：鲁迅提供了被压迫者如何不变成新的压迫者的典范，那就是把“批判”首先“指向自己”，始终如一的自我批判，“不仅不能容忍对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时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转引自张宁：《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

　　钱理群笔下的鲁迅惊心动魄：“鲁迅不仅跟别人过不去，更主要地和自己过不去。他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他把自己的后院搞得天翻地覆，不留后路，他不断地进行自我拷打。……鲁迅要打碎一切，包括自我经验。”(《与鲁迅相遇》)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接过鲁迅的投枪，“搅得周天寒彻”。他鼓动文化革命“大动乱”，分明鼓动更广阔的自我革命;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他的立身之本和成功载体，被他自己“搞得乱七八糟……天翻地覆，不留后路……自我拷打……打碎一切，包括自我经验”。

　　以至费正清如此指责：毛泽东“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弊病，几乎毁了中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然而，燕雀岂知鸿鹄志?

　　公有制颠覆私有制，公有观念颠覆私有观念，是一场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大革命。它拒绝权利易位的“皇帝瘾”，拒绝“党天下”的私利;它更“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它“是暴动”(毛泽东)，是天下大乱。

　　这是沧海桑田的巨变。

　　没有这个巨变，能有底层民众的解放和工农兵文化的崛起吗?

　　鲁迅形态——通向工农兵文化崛起的桥梁。

　　鲁迅称自己是“斩除荆棘的人”。在《野草·影的告别》中，他将自己和灵魂和整个世界沉入黑暗中;他期待：在黑暗中孕育光明。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除尽旧文化的荆棘，才有新文化的萌芽。“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桥梁，在“破”中构建与延展。它鞭策“士”向“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转化。

　　鲁迅热情赞美：“奥古斯丁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奥古斯丁以教授之尊，肩起知识分子群的伪善与罪孽，在忏悔中皈依上帝。他鞭笞自我“喜爱空虚，寻觅虚伪”，是“言语贩卖者”;他甚至赞乞丐以自嘲：乞丐乞讨“是祝望别人幸福而获得了酒，我是用谎言去追求虚名。”(《忏悔录》)

　　鲁迅以“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自重，引领知识分子群的自省与救赎，在忏悔中回归民众。他断然否定那种“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做特等车，吃特等饭”的知识特权思想。他宣告：“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迅桥梁，是向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知识化的过渡。

　　以往的历史是特权集团剥削压制广大人民的历史;现在的历史是广大人民起来反抗特权集团专制的历史。人民的抗争，释放着每一个“大写的人”之能量，向着人人平等的未来过渡。

　　脑体相融的新人类正在崛起。“唯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活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鲁迅说：《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在这“唯一的运动”中，同着鲁迅为文化革命的呐喊，成长起中国第一代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胡风们，和周扬们。

　　然而，胡风们，和周扬们，都不能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性。

　　胡风是鲁迅晚年圈子中人，周扬是与晚年鲁迅联盟的左翼文化军队的“元帅”。 二者在彼此间的对立与斗争中，从不同侧面继承了鲁迅。

　　胡风偏重实质，周扬偏重形式。

　　没有形式，不能扬新文化之威;没有实质，则不能有新文化。

　　然而，周扬游走于形式。他紧跟王明，跟错了;紧跟毛泽东呢?经过延安整风和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呕心沥血20年，一次次以“左”的极端为工农兵文化鸣锣，虽成就一时辉煌，却毕竟缺乏底层被压迫者的阶级直觉，到头来终于跟不上，滑回了帝王将相的旧文化，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扫荡出局。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单凭“紧跟”，决不能有真的“无产文学”。因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

　　相反，胡风执著于内容。他秉承鲁迅遗风：做革命文学，先做革命人;但他拘泥文艺理论的教条，拘泥“自我”，失于鲁迅真谛。他的“叛逆”，未如鲁迅那样从“士大夫”转变为农民思想家，而始终是一个文人，一个葆有农民之朴实的正直清高的文人。

　　鲁迅是革命家，他的文学为了革命，革命因文学而血肉生动;胡风是文学家，他的革命聚于文学，文学被革命撑得硬骨铮铮。从梅志的视角看：胡风“一向对政治钝感”。(《胡风传》) 他缺乏融文学于革命大潮的自觉。

　　这是胡风与鲁迅的区别，也是胡风在毛泽东以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大风暴中颓然倾倒的原因。

　　行文至此，真不免感叹：知识分子群不必谈，胡适、周作人不必谈，便是自诩“得了鲁迅真传”的王实味、胡风们，以及大陆内外几十年至今自封和被封的“当代鲁迅”们，谁又真可以比肩于鲁迅呢?那原因，在于他们尽管自认为代表着人民，实质不过代表一个集团、顶多一个阶层;而鲁迅则彻底地将自己的血肉和情感融于人民之中，代言着最底层被压迫大众的苦难和抗争。

　　当“底层大众”被时代风云锻压成无产阶级时，它便承担起人类解放的使命，它对特权剥削的反抗也便同时成为对旧制度旧文化的颠覆。

　　鲁迅 = 颠覆。

　　鲁迅与毛泽东并立。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最后一位农民起义英雄和最后一位“专制帝王”，也是第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则是最后一位农民革命思想家和最后一位“士大夫”，也是第一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先驱者。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