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三五年六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就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当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应当南下，创建川康根据地。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双方就北上方针一度取得一致意见，但这种分歧并没有消除。同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刺激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超斗争策略下，归于失败。这个矛盾和北上与南下的分歧交织在一起，终于使张国焘在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进入草地的情况下，又决然南下，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直至另立“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并做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于是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南下，开始的时候进展顺利，但在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的情况下，以百丈战斗为标志，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张国焘南下失利，始终难以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困境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逐渐觉醒，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及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也同张国焘做了大量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坚持正确、灵活的斗争策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迫使张国焘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本文以现已公开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离合作历史的考察，并从这种历史考察中总结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一、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进？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前，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就存在分歧。会师后，关于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向及战略方针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一个重要分歧。这个分歧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经过双方讨论暂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并没有消除，随着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夏洮战役计划的中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争论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最终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引发了红军的分裂。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评述。 现在我们首先概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基本状况，并对双方的基本观点作适当评论。 （1）会师前毛泽东和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已初见端倪。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就会师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从来往的电报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人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下面我们通过双方来往的电报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分歧。 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指岷江和嘉陵江。—引者注。）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报还提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在懋功及西康地区建立根据地。这就是中央最初提出的北上。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先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在受限制时，再北向陕甘一带发展作为机动地区。这也就是中央最初说的东进北上。为此要首先占领茂县、北川、威州，并击败胡宗南的部队。 六月十七日，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同徐向前商量，就以三人的名义复电中央，虽然“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提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藩，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进攻”。[2]在张国焘这封复电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虽然向中央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实际上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这种不同表现在：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明确表示为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必须保持北川在我手中，以为执行川陕甘计划的枢纽。而张国焘在复电中却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不利，水深流急，敌又已有准备，不易占领。向北攻打松潘，地形不利，又缺乏粮食，这显然是对攻打松潘有不同意见，缺乏信心。如果占领不了北川和松潘，又如何能够向东和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呢？因而，张国焘在这里是委婉地反对北上方针。本来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建议红军在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而张国焘在复电中提出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也就是反对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提出的在两江之间发展的东进方针。张国焘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西退南下方针。他建议中央红军大部向北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占领松潘以西地区，这是他提出的西退方针；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也可以暂时向南进攻。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表面上赞同中央提出的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同时，对中央的具体行动路线提出了反驳，并适时提出了自己主张的南下西退方针。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3]在中央这封复电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西退方针。红一、四方面军大部要经阿坝游牧地区进入甘肃、青海，是很困难的，甚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要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这实际上是驳斥了张国焘的西退方针。又指出南下，即是一时得手，也少发展前途。这也就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电报指出要北上，首先要占领平武和松潘，只有占领这两个据点，才能打开北上的通道。在这封电报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央力主北上，并指出为执行北上方针首先应进行的作战任务—占领平武和松潘。 十九日，张国焘又以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意打松潘。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卢[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认为“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4]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虽然同意打松潘，但他提出的红一方面军向北攻打阿坝，向南攻打大包山，这仍然是向西康发展的作战方向，所占领的区域仍是西部游牧区，显然是他主张的西退方针。红四方面军东扣岷江，显然是以岷江为界，而不是中央所主张的越过岷江向岷江与嘉陵江之间发展，这就否决了中央的东进方针。向南作战的方向与区域，显然就是他所主张的南下的方针。我们看到，在具体的作战方向和区域上张国焘仍在坚持他主张的南下西退方针。 二十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向川西南发展。”中央认为，这一方针关系全局，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使商决一切。”[5]中央在这个电报中仍然坚持北上方针，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西退方针，但鉴于事关全局，要张国焘来懋功，通过开会来统一思想，交换意见，取得一致看法。 我们从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的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存在明显分歧。毛泽东主张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岷江和嘉陵江在会师地点的东边，在发展受限制时，再向北以陕南和甘南为发展方向。这里提现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向北发展。这执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控制文县、北川和威州，攻占松潘和平武则是实现这个方针的枢纽。而张国焘的电报则是要红一方面军向阿坝和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向东以岷江为限，向北至松藩，向南至大邑、名山一带。这显然是一个向西向南的发展方向。 关于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徐向前在打破川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进攻后，曾提出一个川陕甘计划，这一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会议上获得通过。据徐向前回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召开了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整个计划是我负责准备的，摊开地图，思索了一两天才拿出来，交大家讨论。这个方针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谁呢？是胡宗南。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我当时指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要好办得多。而且，这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援。会议同意这一方针和计划，并决定留下一些高级干部，举办训练班。我给他们讲了三天课。”[6]我们看到，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有不少相似之处。既然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后，在会议上通过，这说明北上问题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里面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北上问题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通过，取得了共识。但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在北上和南下问题上处于徘徊状态，因而在发展方针方面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徐向前回忆：“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一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那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啊！ 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属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7]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张国焘、陈昌浩对会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尚处于犹豫之中，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战略方针，这也就是尽管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存在分歧，但最终能够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北上方针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因。徐向前尽管提出了川陕甘计划，但他的认识并不深刻，这成为他以后跟随张国焘南下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徐向前正是通过南下的失败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确立的北上方针的英明。[8]正是由于中央和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所以中央才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来两河口议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双方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要北上就必须及时攻占川北通往甘南的要地松潘。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对攻打松潘持消极态度。双方通过来往的电报虽然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说服对方，为了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取得一致意见，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2）、通过两河口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两河口会议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而后中央领导人自由发言。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代表中央作报告。尽管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代表中央作报告是顺利成章的。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连张国焘也看出来了，在中央主事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9]。为什么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呢？看来毛泽东从进行党内斗争的策略出发，在有意识地往后退，避开漩涡中心，以便于从旁边缓和关系，化解矛盾，做些工作，促进团结，这要比他亲自出面更为主动、有利得多。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所以在中央主事的毛泽东才没有亲自出面作报告，而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个报告。现在我们对会议的报告和发言做进一步的分析。 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办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区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区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进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区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统一领导，责成司令部做出计划。[10] 这个报告虽然是周恩来作的，但是这个报告提出的方针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周恩来在报告中鲜明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并论证了向北发展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便于机动，有回旋余地；人口较多，利于扩红；经济条件较好，便于获得物资补充。因为敌情变化，这时红军已难以向岷江以东发展了。夹金山以南敌人已构筑坚固工事，也难以向南发展。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因而红军只有向北发展。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那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既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周恩来作结论，同意毛泽东关于战争性质的意见。 [11] 毛泽东首先表态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关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毛泽东的发言看，实际上是对周恩来报告的补充。①毛泽东主张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长征以来，从保存实力出发，红军都是采取防御态势，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觉得红军力量增大，因而具有在战役上发起进攻的条件，只有采取进攻的态势才能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②集中兵力问题，选准主要作战目标。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十万多人，只有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力量才能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打出一个新局面。胡宗南是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主要敌人，因而集中兵力歼灭胡宗南，是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首要条件。③要立即行动，不要拖延。鉴于当时红军偏处川西北雪山区域，物资供应匮乏。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又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从北、东、南三面来“围剿”红军。因而，红军要立即北上，趁胡宗南军队尚未集结完毕，北方的防线尚未建立，及早打过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④要选准北上的突破口和进军路线。红军要北上，就要选择北上的路线，拔除这个路线上的障碍和敌人据点。松潘是川西北向甘南的重要据点，只要打下松潘，就可以取捷径从川西北直出甘南，而不必西绕千里草地进入甘南，因而攻打松潘是能否北上的关健。要集中主力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则是当前红军北上面临的最迫切任务。⑤统一指挥问题。要开辟根据地，就必须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共同作战。在作战中红一、四方面军不是战略上的配合，而是战役上的配合，这就要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只有解决了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才能在组织上使两军协同行动，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会上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为两军统一指挥作了组织上的保证。但张国焘能否顺利按中央的意图行事，毛泽东当时并无把握，也只能是作进一步的观察。从毛泽东的发言中我们看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立即行动，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选择好进军路线，以攻打松潘为突破口，打通北上通道，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则是毛泽东发言的要点。如果说周恩来的报告，是提出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阐述了这样作的理由，而毛泽东的发言则是对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执行北上方针的具体办法。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12]从张国焘的这个发言看，他南下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后来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又陈述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1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这从他事后对徐向前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不过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那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袭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未放弃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 [14]那么，张国焘当时同意了中央北上方针，是他处于策略的考虑呢，还是他真正意识到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呢？我们认为，当时张国焘显然没有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他虽然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内心实际上是动摇的，仍然处于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