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中央领导权和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较量上。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张国焘的野心膨胀起来，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围绕中央领导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团结张国焘北上，毛泽东在维护党中央权威，保持中央决策权的前提下，对张国焘做出了重大让步。而张国焘想依靠自己所掌握的雄厚军事实力，不仅要参加中央工作，而且要控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以确立自己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张国焘进行党内斗争的根本目的。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促使张国焘北上，将红四方面军带入草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没有达到，因而张国焘既使将红四方面军带入草地（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已经过了草地），又折回来执行其南下主张，并且迫使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随同他们南下。这样在草地上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和张国焘率军南下为标志，两支红军最终南辕北辙，分道扬镳。 1、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概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做了大量工作。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慰问团，代表中央慰问红四方面军，宣扬党的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限制慰问团的活动。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授予一枚五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也拨了三个建设团补充红一方面军。这些措施在当时为增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尽管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在张国焘的影响下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两个方面军的隔阂。鉴于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刺激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开始谋求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活动。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夺取红军领导权。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名，指使别人出面向中央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张国焘甚至自己也打电报直接提出要求。七月一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借口毛儿盖战斗开始，胡宗南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提出，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这时，张国焘又向中央代表团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建议，提出要充实红军总司令部，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李富春鉴于此事重大，于七月六日电告了中共中央。七月九日，中共川陕省委再次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徐向前任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七月十六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称“浩甚望指挥统一”。十八日，他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提出：“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并声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63]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那么身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自然还要担任更高的职务，所以张国焘的意图是由他来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为了能够按他的意图改组中革军委，他不但指使别人打电报向中央施加压力，制造声势，还对红四方面军北上执行松潘战役计划行动迟缓，提出南下西退的方针向中央施加压力。本来在会师后，中央要张国焘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拒绝了。[64]张国焘当然明白，他到中央工作后，就会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红四方面军的强大军事力量是他谋求中央领导权的凭借。在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中，强调两军要集中统一，实际上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必须置于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之下，这是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指挥权的限制，张国焘当然会感觉到这一点。在这种斗争中，毛泽东看到因为红一、四方面军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异，以及红军会师后联合作战的迫切要求，中央不得不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当时让张国焘担任什么职务呢？据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健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65]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在讨论中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并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会议决定张国焘为总政委，军委主要负责人。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66]张国焘一担任总政委，就收缴各军团的密码本，这样就隔断了中央与各军团的联系，中央只有通过张国焘才能和各军团进行联系。后来，张国焘又撤掉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由陈昌浩接任。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在谋取红军领导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中革军委内他并不占优势，他并没有全部掌握红军领导权。他意图凭借强大军事实力夺取红军领导权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第二步是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当时红四方面军就张国焘自己一个人是政治局委员，他想提拔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改变中央政治局组成，通过控制中央政治局进而控制党中央领导权。据杨尚昆回忆：“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相要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9名高级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提名的这些同志，有的自己可能还不知道。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67]毛泽东当然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因为那意谓着中央放弃对全党的领导权。但是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为团结张国焘北上，还得作必要的让步，于是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后，才召开沙窝会议。据刘英回忆：“记得一次听闻天跟毛主席讲，傅钟拿了一个名单来，上面写着四方面军哪些人进中委，哪些人进政治局，说是张国焘提出的名单。毛主席的意见，中委可以增加几个，政治局委员不能增那么多。闻天也同意。又同他们来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以后，才拿到会上来讨论。”[68]在沙窝会议上，决定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张国焘提出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针对他的发言，毛泽东说，四方面军中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只提出补几个同志为中央委员，这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只是在特别情况下这样做。其他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又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一方面肯定“四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一方面说红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它部门来。会议经过讨论，坚持不增加人数，但为了顾全大局，搞好团结，他作了一些让步，决定进政治局的两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69]我们看到，张国焘想通过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控制政治局多数，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也没有实现。当然，张国焘大失所望，据徐向前回忆：“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地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70]在张国焘沙窝会议夺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南下西退心理，张国焘开始用逃会、“罢官”的方式来抗衡中央了。据杨尚昆回忆：“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同志竟成了他的联络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