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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迷雾 草地惊雷(四)

2014-4-5 00:0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03| 评论: 0|原作者: 郭建波|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雪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虽然双方都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论证,并批评对方的主张,但北上或南下的正确与错误在争辩中还是难以得到解决。

雪山迷雾 草地惊雷(四)

郭建波 
      四、另立“中央”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的高峰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虽然双方都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论证,并批评对方的主张,但北上或南下的正确与错误在争辩中还是难以得到解决。判断北上或南下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北上或南下的社会实践。只有北上或南下的斗争实践才能对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主张做出最终判定。张国焘之所以坚决主张南下,一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认识分歧;二是对中央领导权的利益追逐。正是这种认识和利益的交织,最终驱使张国焘采取了南下的行动。这样张国焘就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了南下的成败上。如果南下顺利,打开局面,建立了筑固的根据地,那就不仅说明张国焘认识的远见和英明,而且张国焘的实力也会在南下征战过程中发展壮大,从而证明他具有领导全党的能力,为他夺取中央领导权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如果南下失败,那就不仅说明张国焘认识的肤浅,而且他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组织错误也会凸显出来,那么这将对张国焘的政治生命给予致命打击。因而,南下军事胜利是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能否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张国焘的第一要务。张国焘南下后,为了鼓舞士气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赤化四川”的口号,认真制定了南下计划,竭尽全力来贯彻执行。这时他没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他想用南下的胜利来证明自己见解的英明和富有远见,想通过南下军事上的胜利来论证其党内斗争的正确,并为夺取中央领导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看到,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张国焘党内斗争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想依靠雄厚的军事实力来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到九月三日为第一阶段。从芦花会议到沙窝会议,张国焘采取正常斗争方式来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希望用比较平和的手段来实现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目的。从九月四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正常方式夺权失败后,张国焘又不甘心于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便采用不正当的方式来夺取中央领导权。擅自南下,就是这种斗争方式的开始。张国焘想通过擅自南下,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接受他的南下方针,以此为契机通过南下的军事胜利进一步迫使中央做出妥协和让步,最终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造谣生事,调拨离间,瞒天过海,嫁祸中央,为他另立“中央”制造舆论氛围,直到十月五日卓木碉另立“中央”,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到高峰。因而,张国焘另立“中央”,是他在沙窝会议争夺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不甘心于接受党中央领导,想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谋求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我们要从逻辑上看到这两个阶段张国焘虽然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和策略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体现了这两个阶段的必然联系。
      那么,在张国焘采用正常方式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他又为什么置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于不顾,敢于擅自命令红军南下,乃至于另立“中央”呢?我们在前面就张国焘为什么要夺取中央领导权时曾做了一些分析,现在我们再做进一步分析。
      (1)北上与南下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使张国焘认为北上红军处境艰难,难以站稳脚跟,搞出一个新局面,而南下红军力量强大,会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样党的领导权也就自然纳入他的手中。我们看到,当时中央率领的红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总共才七、八千人,而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却有八万余人。两相对比,实力相差悬殊。以一支七、八千人的部队北上,在气侯寒冷,条件恶劣的西北地区,又有国民党胡宗南部及地方军阀西北军、东北军重兵堵截,要想搞出新局面,甚至生存下来都是困难重重。张国焘曾说:“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108]而他率领的南下红军八万余人,力量强大,红四方面军与川军交过手,张国焘自认为川军的战斗力逊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这次又是自己亲统大军,对四川是势在必得,比中央率领的北上红军前景要光明得多。张国焘认为,从北上南下的红军力量对比上,他占绝对优势,这种优势既是他战胜川敌,开辟根据地的决定性条件,又是他进行党内斗争,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凭借。其实,不仅张国焘对北上红军有这种考虑,就连毛泽东也在俄界会议上说要开展游击战争,先到靠近苏联的地方搞块根据地,甚至连一旦北上红军被打散到白区工作的考虑都有了。[109]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张国焘才认为中央北上前景暗淡,难以有所作为,而自己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可以开辟一个新局面的。这样党的领导权也就转移到他手中了。
      (2)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控制,使他确信另立“中央”会得到红四方面军的支持,起码也不会遭到激烈反对。朱德曾回忆道:“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成为一人独裁者。”[110]张国焘和陈昌浩是一九三一年四月被中央一起派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的。张国焘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后,为了确保自己对鄂豫皖苏区的控制,对苏区原先的干部采取拉拢、调离、打击、迫害等手段(比如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立下卓著功勋的许继慎、曾中生等人就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再通过肃反及其它形式的斗争,逐渐控制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大权,建立了家长制统治。这种统治的筑固,再加上其它的因素,使张国焘确信在另立“中央”问题上,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不会反对他。我们从张国焘决定南下后,陈昌浩、徐向前最终随张国焘南下则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证明。也正是由于张国焘这种家长制的确立,才使得张国焘这种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难以得到有力制止,最终酿成另立“中央”,南下损兵折将的悲剧。这给党和红四方面军,乃至他个人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3)在我党早期武装斗争过程中,由于各个根据地相对独立发展而导致彼此之间形成的隔阂,党对各个根据地也难以进行及时有效地指导,由此形成的山头主义的存在,是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的又一个重要条件。我们看到,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在党中央方针的指导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包围中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在上海的党中央和各地之间的联系也是时断时续,根据地领导人的权力难以受到有效制约,由此产生了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由于这些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红一、四方面军之间以及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之间所形成的隔阂,就被张国焘所利用,成为他调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和中央红军关系的重要条件。由于红四方面军就张国焘一个政治局委员,因而中央的方针政策其他高级干部不易各晓,同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又有意识地进行封锁消息,这样就使得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与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的关系更为淡薄,这也就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煽动人们怀疑中央提供了机会。
      (4)当时党中央的权威尚未形成,中央领导人又处于交替时期,这也就客观上成为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焘做了蛊惑人心的煽动性发言,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领导人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111]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当时党中央的权威尚未形成,因而中央的号令指示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执行上。我们看到尽管陈昌浩、徐向前均认为北上为“上策”,中央的北上与徐向前的川陕甘计划也有相似之处,但在张国焘决定南下后,在中央征求他们意见时,他们最终还是表示随张国焘南下。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又特意发出让陈昌浩、徐向前尾随红一、三军团北上的指令,但遗憾地是他们还是置中央的指令于不顾,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陈昌浩、徐向前领导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及红四军、红三十军虽然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从指挥程序上他们受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但中央就随右路军行动,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单凭张国焘一个人是无权改变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出发,鉴于张国焘作为总政委不能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方针,党中央直接指挥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陈昌浩、徐向前当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况且陈昌浩、徐向前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是在右路军中,并不受张国焘的直接制约,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执行中央命令,随中央北上的。但是令我们遗憾地看到,他们却没有随中央北上。这也就说明不得张国焘的同意中央当时尚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中央的权威尚未在全党确立。虽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张国焘也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强大竞争压力,但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后刚刚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的,自身的权威尚未形成,因而张国焘认为这是他挑战中央的良机。邓小平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112]从建党到遵义会议前先后产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错误才导致中央领导层更换频繁,因而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核心权威。党中央领导人的这种频繁变动,似乎在预示着张国焘借机跃入中央领导层,取得中央领导权,也并非异想天开的事。这进一步增强了张国焘的信心,使他认为自己也会象以前党中央领导人的更替那样,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资历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5)从近两三年红一、四方面军发展史的对比中,似乎为张国焘提供一种证据,成为他笼络人心,争取支持,诋毁中央,造谣惑众的利器。我们看到,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却发展成主力红军八万多人。两相比较,容易给人一种张国焘是党内正确路线代表的感觉。当时有些人可能想,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事实不是已经说明张国焘是正确的吗?要不然红四方面军能够发展壮大吗?毕竟实践出真知,现实力量的发展最具有说服力嘛!张国焘就是以此来推销他的主张,从而获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的。当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面对红一、四方面军军事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不仅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有此想法,就是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也存在这种认识。据聂荣臻回忆当时林彪就有这种想法。[113]如果说当时红一、四方面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差异,给人一种威慑力,而近两三年红一、四方面军发展历史的比较则容易给人一种说服力。林彪的这种态度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基于红一、四方面军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及从他们历史发展的比较中在当时产生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普遍现象的存在构成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重要背景。中央及中央红军确实存在着错误,这种错误在当时被界定为军事路线错误,已于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但我们也要指出的是,在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及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红一方面军纵横驰骋于西南地区的高山大川之间。当时为了调敌,创造战机,争取时间,摆脱追兵,中央红军跑了不少路,疲惫至极,部队中普遍存在着不怕作战牺牲,就怕负伤生病掉队的现象。对此在红一方面军及中央内部也有分歧,会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虽然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他那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尚未得到人们的公认进而形成他在党和红军中的权威。这样中央及中央红军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就为张国焘另立“中央”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从红一、四方面军近两三年历史的比较中,才出现不少人对张国焘的行径采取了容忍和默认的态度。这就是张国焘之所以敢于专横跋扈另立“中央”的又一原因。
      (6)南下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暂时对张国焘的克制、忍让态度,也是张国焘能够顺利另立“中央|的一个因素。当时南下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八万余人,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才四五千人,单从力量对比上看,南下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是无力制止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但张国焘既然要另立“中央”,当然不能光有红四方面军部队的高级干部组成。北上的中央领导人已被他“开除”,因而为装点门面,他也要拉拢南下的红一方面军领导干部进入他的“中央”,当时朱德、刘伯承及五、九军团领导人就成为他工作的对象。朱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革军委主席,兼任红军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德高望重。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有名的军事家,因而他们就成为张国焘工作中的重点。在张国焘另立“中央”问题上,朱德、刘伯承虽然均持反对态度,但他们的名字也被列入张国焘的“中央”名单中,他们也参加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会议。当时南下红军中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战士反映激烈,要单独北上找中央去,甚至不惜和张国焘干一仗。朱德回忆道:“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快的。”[114]朱德、刘伯承从当时的形势及实力对比出发,以大局为重,认为和张国焘不宜采取激烈斗争方式,因为那样可能导致关系破裂,同时也失去了以后作张国焘工作的条件。因而,一时的气愤,情绪的表达均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以后工作的困难。朱德和刘伯承认为,从革命大局出发,和张国焘的关系不能破裂,要留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作张国焘的工作,使南下与北上的红军会师,红军重合一家。他们又以刘敌的悲剧劝说这些干部不要蛮干,暂且忍耐一下,留待时机成熟,再作计较。[115]如果朱德、刘伯承当时采取一种激烈的态度,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明确表示将率领南下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寻找中央,甚至不惜与张国焘决裂,这当然会对张国焘起到一种牵制作用,使张国焘有所顾忌,不敢走得太远。但如果这样做,可能和张国焘闹翻,甚至会导致红军自相惨杀的悲剧。既使能够和平分手,也会失去以后争取张国焘北上的机会,对以后红军的重新会师是不利的。如果暂时采取忍耐态度,就不致于和张国焘关系破裂,同时在以后时机适宜的时候,争取张国焘北上,实现主力红军会师,使整个红军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这对革命大局是有利的。但是朱德、刘伯承采取的这种克制、容忍的态度,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阻碍因素。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导致张国焘能够另立“中央”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北上与南下红军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也有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控制,又有各个根据地相对隔绝而形成的山头主义的存在,还有党中央领导人正处于交替时期,中央的权威尚未形成,再有近两三年红一、四方面军发展的对比也为张国焘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同时南下红军中红一方面军主要干部对张国焘采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所以张国焘才敢于另立“中央”。而历史也表明,在北上与南下的结果尚未知晓,从组织程序上张国焘也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就勿忙的另立“中央”则是轻率的,不明智的。我们知道,北上南下之争除了认识上的分歧以外,在争论中还有究竟由谁来把握中央决策权的涵义。由采取正常手段夺取中央决策权到最后擅自南下,另立“中央”,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到高峰。我们看到,除了张国焘组织上的分裂主义错误以外,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决定张国焘政治生命的两大支柱。另立“中央”最终能否行得通,取决于南下方针的正确与否;南下方针的正确与否,又取决于南下的成效与战果。南下的成效和战果就成为检验张国焘南下政策乃至另立“中央”能否成行的试金石。如果南下失败,不仅说明南下方针错误,而且张国焘另立的“中央”最终也难以维持,这是对张国焘政治生命的双重打击,张国焘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自然也就处于下风。鉴于此,张国焘对南下是极为重视的,他想把南下的胜利作为他进行党内斗争的工具,以实现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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