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梦”何时休？
鉴 明
（一）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在批判美国政府“白皮书”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写道：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二）
跟随新中国一路走来的人，凡有良知者，对毛主席上述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都会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认同和信服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即便“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教育后，不少人确实丢掉了幻想，投入人民革命的洪流，为新中国的成长壮大竭尽贡献。
反之，我们竟也看到，毛主席当年瞩望的“先进的人们”，首先是一些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毛主席去世后，不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反而“与时俱进”地一批批堕落成了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时认定“跟着美国”后，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中，他们从理论到实践，不仅“告别革命”，完全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在这方面竞逐桂冠。他们的所作所为，笔者前此多番揭示，此处不赘。 在这方面，近年风头很健的一位学者的文章，堪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其题为《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背景探析》，收录于2011年1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 《脆弱的联盟 —— 冷战与中苏关系》一书。其结语称： “……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20年时间里都没有处理好中美关系的话，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同样也没有创造出任何一种奇迹。中美关系的缓和，很大程度上只是毛泽东推行其阶级斗争理念，把中苏关系引至战争边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已。他既没有稍稍减弱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自尊心，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其阶级革命的理念和原则存在着怎样严重的认识误区。基于其既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经验，毛泽东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做出的政策调整，就是回归传统的统一战线手法。而所谓统一战线，说到底仍旧是毛泽东用来解决阶级斗争问题的一种策略，因此，当他迫于形势接受了来自此前的头号敌人美国政府伸过来的橄榄枝之后，并没有沿着对美缓和的路线一直走下去。他不仅牢记着和美国之间根本利害关系的不同，而且时时会因为自己在对美问题上的退让而表现得极度敏感。这就决定了他不得不很快提出一个旨在使自己能够继续区别于美苏的所谓‘三个世界’的观点，用以维系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下独树一帜的自主形象，并为以后在适当时机回归阶级革命的方针，留下某种转圜的空间。 很显然，在笔者看来，毛泽东过去不是，这个时候也没有成为一个外交家。他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理解，从没有离开过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为工具的意识形态教条。在这一点上，笔者可能更赞同盛慕真教授的观点。需要补充的只是，尽管毛从没有过高地估计过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的地位和与作用，但左右毛在外交策略上做出调整的，仍旧是他所谓的‘实力原则’。当相信自身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他必定会坚持他的阶级革命的原则；而当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自身利益亦即这个时候的国家利益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他亦必定会收缩战线，联纵抗横，来确保实力不失。毛泽东的目的无他：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压迫阶级解放的榜样。” （三）
与那些“打着别人的旗帜”，“跪着造反”（列宁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上述文章旗帜鲜明，与毛主席当年《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针锋相对。其作者坦率表明，他是完全否定“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阶级革命的理念和原则”的；是完全否定毛主席把中美关系缓和只当作一种策略的；是完全否定毛主席的目的，即“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榜样”的。
我们知道，这三个完全否定，正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炮制一件又一件“皇帝的新衣”，百般遮蔽的自己的本相。也就是说，这三个完全否定，正是这帮子“共产党”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之点。他们正是由此出发，“创造出”“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的“奇迹”；“创造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资产者联合起来，共建“普遍繁荣和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的“奇迹”；做着美不可言的“春秋大梦”，即郑必坚他们多年来大吹大擂的“中国梦”的。 美中不足的是，美梦向来难以成真。尽管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者一往情深，但正像毛主席当年所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却总是一以贯之地向他们浇冷水，而且远远不止“一瓢”，是多得难以计数。 就拿刚刚过去的2011年来说，日本《产经新闻》今年1月7日文章说：“中国外交部负责人总结去年的中国外交 ，那是‘令人难忘的最坏一年’。”“有分析称，中国外交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是因为美国的回归亚洲战略与中国的主权之争日益激化。”（1月9日《环球时报》）去年11月10日，《环球时报》社评的标题，就是前所未闻的《中国得“熬”过外交“尴尬”期》。社评称，这种“尴尬”的外交处境，是由中国的双重国家身份决定的，是很难摆脱的。“中国有两个双重国家身份。第一是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很重，具体现实利益必须优先考虑；同时中国又已是‘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大国需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外界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多。 第二个双重身份是，中国既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奉行市场经济、与西方高度合作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经常会与西方国家发生观点及立场上的分歧，但由于西方的全面强势，中国不可能同西方处处‘对着干’，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其结果，就是汪晖教授所言：“中国国际战略的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非常有看法。”（2011年第12期《国外理论动态》） 对中国此等屈辱无为的外交处境，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严加责疑。笔者前此引介的张木生的文章，就是明显一例。 然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种种侵犯和挑衅，中国“官方”虽然也常常被迫作些姿态，或借媒体发些牢骚，有所抱怨，但骨子里依然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痴情难移，痴迷不悟。用郑必坚的话来说，叫作“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去年 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2011国际十大新闻”时，就果如所料地把“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 中美关系明确新定位”列为头等大事，配以胡锦涛与奥巴马握手言欢的大幅照片，就足资说明这一点。其称：“这次访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双方决定共同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两国领导人为双边关系确立的新定位，必将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中美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加强合作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中枢神经如此坚挺，“主流社会”当是行情看涨。 这不，新年伊始，“主流社会”的一些精英，就以更加亢奋的姿态“畅想‘中国梦’”，以更加高昂的语调畅谈中美合作，意欲“创造出”新的“奇迹”了。 1月4日，《人民日报》“钟声”又响了（可不是“警钟”呵！），叫做“转型需要创新的勇气与智慧”。说什么：“亚太地区的转型，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中国成为该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与调整已成必然。美国是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华盛顿以何种方式接纳中国的崛起，不仅关乎中美关系走向，也将对地区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中美两国都在寻找新的合作方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相互适应过程。……中美两个大国能否尽快探索出合作模式，更需要创新的勇气与智慧。” 同日，《环球时报》发表了《应督促美国改革开放》的宏文。此文作者“创新的勇气和智慧”着实令人惊诧莫名。他说：“不管我们怎么改，如何放，却总也满足不了西方不断变换的标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一直没有进行和中国一样的改革，使得双方对视的角度永远不可能一致。我们应当在新一年里帮助美国进行必要的改革开放，因为这不仅对美国的未来关系重大，也直接影响世界的前途。” 他又说：“美国的自傲来源于国家科技军事实力的强大，自狂来源于它的资本和财富，自恋来源于它奉若神明的价值观。然而，这些自以为是的东西，恰恰成为阻止美国自身完善和发展的绊脚石。美国要继续当世界老大，就必须做出改变，启动具有美国特色的改革开放。” 他还说：“美国价值观自有其特点，但它需要不断补充和更新，以适应形势要求。美国要改革其对人权观的解释权、监督权和传播权，不能靠武力去传播它的人权观。中国推崇的‘有容乃大’，应当成为美国为人处事的理论基石。” 紧接着，1月12日该报又发表《也要督促美国解放思想》一文，更是叫人瞠目结舌。作者声称：“20世纪尤其是近30多年来的中国崛起，关键也在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根本上讲，中国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和西方的衰落，但如果教条主义盛行，长期阻碍美国作出重大的改革开放抉择，美国和西方还真有可能衰落。” 又称：“作为美国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妨督促和提醒美国思想僵化的危害。中美交往在许多矛盾解决进程中出现瓶颈，归根到底在于双方都没有足够地解放思想，尤其是美国还陷于思想僵化的陷阱中。美国能否真正迈出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督促很重要。” 1月31日《环球时报》的社评《21世纪的中美，莫硬钻回20世纪》果然发动了这样的督促：“全球化已经在深刻改变国家竞争的规则和性质，这样的改变还将加速度进行。美国人的思维不应留在旧的时代。他们应当像中国一句流行话说的那样，不断‘与时俱进’。 “世界在旧地缘政治竞争中生活得太久了，我们应当共同给新世纪一个机会。让中国崛起真正成为和平的，不仅美国不是输家，我们的子孙很可能将摒弃今天的输赢概念。” 看起来，诚如《环球时报》1月30日的评论所宣称的那样：《“中国引领世界”已不是空话》了。 怪不得，1月21日《参考消息》报道，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近时提出了一个“新理念”：“一个‘扩大的西方’将更有能力制定建设性政策以处理全球问题。”而这个“‘扩大的西方’由同中国为首的亚洲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构成。”布热津斯基在回答有关询问时指出：“郑必坚正在同亨利·基辛格、我本人以及其他人的讨论中逐步完善它的‘利益汇合点’的想法。这是一个过程。这表明，中国人在认真寻找自身能扮演的角色而没有称霸野心——目前没有。他们未来是否会寻求霸权依赖于西方是否会制造条件，从而让利益汇合成为他们可以实现的东西，或依赖于是否同其他人而非我们的和解成为维护他们国家利益所必须的东西。 两年前我在中国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应该取得一种非正式的G2关系，我得到了掌声，他们对此很有热情。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人说：‘等等，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为了迫使中国分担全球稳定的费用，因为西方自身没有能力承担了。 因此中国人必须决定他们想要扮演什么角色。取得了地位就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我认为他们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想要在新秩序中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而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2月1日，《人民日报》再响“钟声”，与布热津斯基呼应： “中国向来无意颠覆世界秩序。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实际上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的进程。中国以积极姿态参与现有规则的调整，努力使之更加适应变化了现实，焕发新的活力。 “基辛格博士认为，和中国打交道将成为美国的一大挑战。应对这种挑战，重要的是能否真心实意地接纳中国成为规则调整的参与者，认认真真倾听中国的看法和建议。 “要求不算高，但对某些西方人来说的确很难。从感知时代的变迁到顺应时代的要求，总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聪明人与时俱进，自负者被历史推着走。” 这样，还能说什么中国“在美国大选年对美外交一筹莫展”（2月3日《环球时报》头版）吗？这样，《东方早报》1月18日和2月2日相连的两则重要报道，不就是很自然的了吗？其一为：《习近平访美前释放温和信号，强调要按胡锦涛奥巴马达成的重要共识发展关系 尊重彼此核心和重要利益》，又一谓：《美国为习近平到访先行预热 习近平将访华盛顿、艾奥瓦和加州，白宫官员称此访为两国关系中又一里程碑》。 2月8日报载，即将于13日访美的习近平，应约与美国副总统拜登通电话时表示，他此访要“对外发出中美坚持同舟共济、加强协调合作的积极信号”。让我们祝他一路顺风吧。 综上所述，明显可见：在当今条件下，在中国，那个“春秋大梦”——“中国梦”，必将延续下去，是没完没了的，是决不会休止的。这也就是说，毛主席60多年前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提出的任务，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内容，更加严峻地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需要严肃思考，认真以赴。（2012年2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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