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编者的话： 在历史上如何正确评价邓小平，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目前，许多人对这个问题还认识不清，这是由于邓小平篡权后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彻底为地富反坏右分子平反，他们又鼓动起先富起来的群体，如知识精英作家、歌星、体育明星、部分自由职业者，他们根据自己思想解放的感受，写出了大量的歌曲、戏剧、电影、电视剧、小说、诗词，这些所谓的文艺创作，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如粉刺、挖苦毛泽东时代，揭露无产阶级专政的“黑暗”，歌颂邓小平时代的自由、开放、发展，共产党修正主义者及其政府鼓励剝削、鼓励自由雇工、大奖、特奖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和各种明星，代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放了一把火，《在希望的田野上.》，进入了“中兴”、“富强”、“强国”时代等等，在上层建筑领域造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氛围，在各基层组织又组织退休职工，跳舞唱歌，到处歌颂改革开发的新时代，这样把大多数民众忽悠到全国一片歌颂改革开放之中。修正主义者、走资派，早已偷偷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把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型殖民地，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又成了资产阶级的奴隶，成为被压迫、被剝削的群体。许多人就是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种欺骗宣传、蛊惑下，糊里糊涂地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还自以为得意，每天在为走资派歌功颂德，这真是糊涂到家了。但是广大工人阶级心里是明亮的，不过他们已变成了弱势群体，走资派已剥夺了《宪法》给予广大人民的“六大自由”，失去了向走资派造反的自由。我们能容忍走资派给我们安排的这一苦不堪言的命运吗？决不能！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下边由戚威等同志撰写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十大罪状》供广大人民研究、讨论，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编者 死不改悔走资派邓小平的十大罪状目录 1、剥掉窃国大盗、乱世奸雄邓小平的画皮 2、他是中国修正主义者总头目、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 3、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卖国贼 4、他是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阀、大党阀，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5、他以党的名义在我国强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6、他又把中国推向了新型的殖民地（一）、（二）、（三）、（四） 7、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蒋介石 8、他是表面耿直、内心奸诈、阴险毒辣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9、他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补资本主义的课论、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更是反动的 10、他们是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的总头目 、刽子手 一，剥掉窃国大盗、乱世奸雄邓小平画皮 “改革开放”30多年了，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历程，亲身感受到那个所谓“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将我们党、我们军队和全国人民设计进资本主义的圈套之中，在既得利益阶级对其歌功颂德的时候，一些被设计进圈套而正在遭受资本主义剥削压榨之苦的善良人，至今还在迷茫、自得其乐。彻底剥掉邓小平的画皮，是一切正义善良的人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不仅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同我们每一个人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死攸关。 （一），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编者对原文有所删节） 1、他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重庆刚解放时，时任市长的邓小平置党中央和我军总部有关“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命令于不顾，将自己老家正在受到审查、清算、和镇压的亲属、亲戚（全是被当时革命政府定性为地主分子）接到重庆军政府大院保护起来，后又将这些地主分子送到“西南革命大学”镀金，半年毕业后，均被作为“革命干部”派到贵州工作。邓还亲自授意其三弟邓蜀屏将名字改成徐初，徐初夫妇混入土改工作团并任工作组长。徐初先后任人民政府镇长、科长、局长、副市长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一惯搞资本主义复辟和真实身份暴露，遭革命群众批斗，畏罪自杀。徐初的老婆谢全碧在邓庇护下也先后任副区长、副科长等。邓小平当时保护的地主分子还有：夏伯根，邓的后妈；邓先烈，邓的大姐。唐惠民，邓的姐夫。其三弟邓蜀屏解放前曾先后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联保主任、乡长、区长、县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经征处主任等职，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贫下中农愤慨地说：“解放初，如果邓蜀平不跑，协兴场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人民政府不枪毙他，（老百姓）打也会打死他”。 2，邓的大儿子因“反党集团案”，于1968年被关押审查，他想翻窗顺水管爬下来逃跑，惊慌失措从8米高摔下，脊椎骨严重摔伤，自腰部以下瘫痪。毛主席逝世后，一次邓小平谈到此事时说：他毛泽东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是光荣的。我的儿子（反对文化革命）摔伤，也是光荣的。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同邓的儿子根本没有可比性，邓把天壤之别的两件事、两个人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的恶毒攻击和亵渎，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3，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子女个个高官厚緑，大财横发。其大儿子于1983年3月15日组织“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担任组长；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任会长；1988年3月11日组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任主席。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现为政协副主席；邓的另一个儿子在1979年我国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到美国留学，在美国生一儿子（邓小平的孙子）加入美国籍。留学回来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对外建设总公司副总经理；邓的一女儿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副部长，部党组书记。他的秘书（视作其家庭成员），被派到军委，任军委委员，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其他亲属亲戚究竟还有多少人借“改革开放”之机得官得利，飞黄腾达就不清楚了。 4，邓家成了中国首富、会去帮助穷人共同富裕吗？ 总设计师说：“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 不愧为总设计师，他的设计主题是“咱们的孩子们先富起来后会帮助别人的”，他也预见到他的孩子们会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远在八十年代初期，总设计师的大公子朴方以为残废人谋福利的名义，建立了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赚到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且后来他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 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邓的小公子率领邓家快婿吴建常和贺平走到了前台。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八十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付总工程师，接著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其父总设计师九二年南巡后，质方一口气接管了上海市四方房地产公司和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亿八千万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 很快又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四方公司现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由六十三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囤积大量廉价土地。 总设计师不仅培养出了两名“得意商场”的儿子，还慧眼识英雄挑了两名本事通天的大倒爷。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常绝对称得上是商场无敌手。他多年来把持着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著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四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还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如金辉集团、东方金源、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 邓家爱女邓榕（又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也找了一位不甘落後的丈夫贺平。贺平本身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也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早在八四年隶属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科技公司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它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就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美国法院判刑坐监。 保利科技公司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保利集团已于几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 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我们这些生活在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普通百姓无法想象和理解。前一段时间，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二十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准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总设计师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湾般腾飞。然而中国的腐败和贪官污吏却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国际经济组织在其年度报告时已经将中国的官场腐败排在亚洲第一位，首次超过菲律宾。这真是我中华民族莫大的荣誉！ 我们希望全体中国人早日富强起来。但像总设计师的家人们这样的富法完全是依靠其父的职权和政策，依靠贪污受贿暴富起来的，据说光质方多年前就积累了150亿美元的财富，把我们国家当时的外汇财富掏走了近四分之一。质方还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贿二千万美元和在澳门玩赌博玩出一个天大的窟窿的故事想必不是空穴来风。多年前，陈希同案子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谈到此事，因为此事涉及到邓质方，邓的老婆曾哭哭啼啼找到纪委书记，求情不要处置邓朴方，事后也未见到处置邓朴方），其实周北方只是总设计师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现在邓家成了中国最富裕家庭之一。会像总设计师说的那样帮助穷人们共同富裕吗？我过去不曾听说过，现在也没有听说过，将来可能也不会听说过…… （ 二）文过饰非诿过于毛主席 1，彭德怀被整的真相：1953年，高岗为反对刘少奇，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和邓小平，对高岗的主张，彭德怀和饶漱石表示赞成和拥护，林彪不置可否，邓小平向刘少奇告发，刘邓从此关系日益密切。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自1952年后就已退居二线，国政党政开始由刘少奇主持。在毛主席休假未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于1954年2月6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上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从此开了先例：反对刘少奇即是反党。也为邓小平日后主抓反右开了先例：反对某个党员个人即是反党。邓小平由于告发彭德怀深得刘少奇赏识，于1954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进入政治局。1956年开始，毛主席退居二线，9月，邓小平当上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刘邓全面主政。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所谓反党集团，其实就是反对刘少奇罢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在庐山会议上，除了彭德怀，挨整的还有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而周小舟几人的挨整，则是其在同杨尚昆等私下交心时说的话，被杨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后，杨尚昆一次在谈到平反问题时说，对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的行为辩解说“是违心的”，邓小平和杨尚昆是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始作俑者，说自己是“违心的”岂不是欲盖弥彰？反对“彭、黄、张、周”的“功劳”实在是非邓小平和杨尚昆二人莫属。 2，1956年5月，毛主席根据国内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全国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运动，欢迎社会各界对我党和人民政府建言献策，目的是在全国造成一种心情舒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政治局面，使各党各派各阶层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大干社会主义。当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不大赞成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反击右派开始时，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这就意味着他拥有什么是右派？在什么范围反右？怎样反右？抓多少右派？如何处置右派的决定权。毛主席当时估计全国的右派最多5000人左右，可反右运动结束时，邓小平竟在全国搞出来55万个右派，是毛主席预计的100多倍。邓小平每每提起“极左”总是咬牙切齿，殊不知，他才是搞“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的罪魁祸首。 3,1958年11月6日下午，邓小平窜至贵州省，召集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书记开会，发布“五风”动员令。（指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他指责绥阳县每亩产蔴180斤，连连摇头大叫说：“太少了，应该是1800斤”。这个县当年人均产值147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200元，邓大为不满，训斥说：“你们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达到300元，第二步到500元”。毛主席根据山区特点提出“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方针，邓大不以为然，自行主张并宣扬“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500万亩地砍掉400万亩，每亩（产量）达4000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由此，浮夸风被邓作为先进经验，先在遵义地区，后在全国各个角落越刮越猛。 按：从这几件事实可以看出，打击迫害彭德怀，反右无限扩大化和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始作俑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本人，据已知材料，刘不仅派其原秘书、后担任农委副主任到河北省蹲点，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还先后几次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发表了许多浮夸、共产风、大办食堂、托儿所以及进入共产主义的五条规定，邓小平则利用其掌握舆论大权，在《人民日报》上大吹大擂，说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4万多斤，小孩坐到水稻上的照片，在全国刮起了一时难以纠正的共产风等五凤，直接破坏了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大跃进运动，虽然毛主席接连召开三次中共中央全会，亲自领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划清了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但许多人仍然不听，继续执行刘邓的那一套，致使全国经济到了奔溃的边缘，出现了罕见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邓作为接班人，他们为了表示自已的积极性、衷心拥护中央的决定，往往以形左实右的面貌出现，大搞投机取巧，捞取荣誉。但是他们从来不负责任，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到头来，他们却把这些污水泼向毛泽东，目的旨在贬低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生前虽对邓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番五次进行严厉批判，但同时亦实事求是的肯定邓在治国治军方面的成绩和优点，总是尽量给他时间和空间，充分鼓励和激发他的长处，以期他在实践中将功补过，真正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否则也不会三翻五次地将他打倒后又将他扶起来，无非是期望他能够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爱护老同志，爱惜人才的苦心，被邓的小人之心荼毒殆尽，居然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罪孽诿过于毛主席。邓大概认为毛主席再也不会严厉指责他了，自己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了。 （三）贪天之功，陷害忠良 1，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军自创建红军以来，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粟裕大将是不可多得的帅才将才，他能征善战，攻必克，守必固，为我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巨大功勋。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这位将帅之星，临逝世也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正确评价。从中作梗的幕后黑手是邓小平。他为什么对粟裕大将如此仇恨呢？原因如下：第一，粟裕从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一直追随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赞赏器重有加。邓小平要反毛主席，自然也不会放过粟裕。第二，解放战争时的淮海战役，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粟裕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全面指挥的，邓小平当时同刘伯承还在大别山，毛主席为了充分调动刘邓部队对周围蒋军的牵制作用，以减轻淮海战场粟裕大军的压力，就委任邓为淮海战役我军的前委书记。（据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讲：淮海战役时，粟裕、刘伯承都是尽心竭力，邓却把心操在打扑克上）邓小平不自量力，把自己只是起到的牵制淮海战场外围蒋军的作用，说成是由他指挥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他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遇机会就打压粟裕大将，目的完全是为了抬高自己。第三，由于邓小平指挥无能，致使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役损失惨重，他如何向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交代？指挥无能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于是，邓小平及其帮闲“理论精英”们灵机一动，转而将责任推给了毛主席，污蔑说毛主席的战争思想和理论已经过时，是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反击战才遭到惨重损失。粟裕大将针锋相对的反驳说：“仅仅5年前对美都没有过时（指抗美援越）；10年前对苏也没过时（指中苏珍宝岛之战）”。粟裕的这些言论犯了邓的大忌，直接点中了邓无能的要害，刚愎自用的邓小平怎能轻易饶了粟裕大将呢？所以，粟裕一再要求恢复被彭德怀等打击迫害的名誉，给以平反昭雪，却被邓小平牢牢压住。最后，粟裕大将含恨含冤逝世。 2，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党和红军实际确立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议，能够参加并支持毛主席的人，是中国革命的大功臣。邓小平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在1958年11月3日，邓同杨尚昆、李井泉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邓却以参加者自居，指指点点说自己当时坐在什么地方。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说在会上从来没有见过他，参加会议的共有18个人，包括当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及五军团的政委、总政主任、总参谋长。后经纪念馆的同志向中央多方证实：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3，在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谈判时，邓也作为成员参加过，他一贯吹嘘自己的作用，回来向毛主席回报说“小个子斗败大个子”，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但他在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却改口说“回忆过去十年，我们都说过许多废话”，邓就是这样，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他可以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 按：仅这几件事，就可看出邓小平为往自己脸上贴金，竟胆大妄为的去篡改歪曲众所周知的重大历史，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他为一己之私，不惜屈死、整死挡在自己前面的任何人，哪怕你是功高盖世的大将军，哪怕你是枪林弹雨中的生死弟兄。真乃蛇蝎心肠，阴险恶毒无出其右者。 （ 四），毁我长城、毁我国防 1，邓小平允许和鼓励军队经商赚钱的政策，给我军革命化造成了极大干扰，给我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削弱，他颠覆了军队时时刻刻备战不懈，一切为了打赢战争的军事思想，让军人做商人，把军事训练场当商场，把军舰、飞机等军用器械用于各种走私物品，使军官和战士一心向钱看，涣散了对敌情的关注，涣散了军心，培养了军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大长了我军的贪腐之风。 2，邓小平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政策，使军队成了不务正业的各种培训班，促使战士有了到军队不仅可以光荣镀金，并且学一门技术以便于将来到地方上顺利就业的思想，这样一来，当兵不是为打仗、害怕打仗，只愿当技术兵，不愿干其他兵种的现象很普遍。 3，1978年8、9月，我国曾两次进行了低层高超音速拦截导弹试验并取得成功，如果坚持实验研究下去，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就大功告成，我们就会比美苏等所有国家都最先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那样，我国今天的国防实力当令世界刮目相看，也许我们就会居高临下的注视当今的世界局势。但是，邓小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下令中止整个“640计划”（反导计划）。于1980年3月，我国的“反卫一号”停研，不久终止了“640计划”。 4，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将大型飞机试飞成功，但邓小平硬说这是四人帮搞的，坚决予以否定，硬不承认，解散了100多人的试制队伍，气死了试制组长。至今30多年没有搞出大型飞机。 按：毛泽东时代的军队是革命大学校，军人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黄继光、张思德、雷锋、王杰、欧阳海等等英雄模范，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解放军是全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张爱萍上将曾讲过：“（军队）热衷于经商，必定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邓小平蛊惑军心，乱我阵脚，将对帝国主义威胁最大的尖端武器研制项目砍掉，为帝国主义在尖端武器研制并成军方面走在我军前面提供了时间和空间，造成我国我军在保卫国土海疆时的巨大困难，其责莫大焉，罪莫大焉。 二，他是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 他背叛了马列毛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是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大叛徒，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的具体表现如下： 背叛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过渡时期，马克思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9-480页），又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第271-272页。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同上第3卷第21页）“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同上第四卷第332页） 恩格斯说“（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一个人的。”（《同上第一卷第232页） 在整个过渡时期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与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第84页）在这个过渡时期“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同上第三卷第498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重要指示》34-35页） 但是，我们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和怎么作的。 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上述理论原则，他的大量言论和行动都是和马列毛对着干的，都是反对马列毛的理论的。 他说：“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5页）毛泽东“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来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请’了。…..1965年讨论‘四请’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同上第259-260页），“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同上第90-91页） 他假借批判林彪、‘四人帮’，污蔑毛主席说“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经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同上第154页），邓把毛主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污蔑为封建法西斯专政，加以彻底否定。实际上否定的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破除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同上第151页）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同上第169页) “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同上第168页） 邓小平完全颠倒了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否定了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生命线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搞乱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弄得全国一切向钱看，金钱就是一切、金钱就是生命，唯钱是图，成为人们行动的纲领、目标和动力。 在邓“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确的。”“农业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的号召和鼓舞下，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争富、创富高潮，达万元户者，骑马戴花游街跨富，“万元户是当然的党员”，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数十万家各种各样的经商公司，且不少是空壳公司，邓小平的两个儿子都是大企业的老板，利用其父的权威，大批倒卖批文，内销转外销等大量捞取差价，很快便富起来了，人民日报刊出其大儿子办的康华公司偷税漏税六千余万元；赵紫阳的5个儿子，个个都是大资本家；薄一波的两个儿子也成了大资本家，等等，经过30多年实践，不仅地主、资产阶级大量涌现，还形成了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群体， 邓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已经有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 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同上第207-208页） 实际执行的结果，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在全国掀起了摘帽高潮，将全部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对确实改造好的敌对分子，经过人民讨论，县人大批准，摘掉帽子是应该的，但是决不能一风吹。 这样一风吹的结果，使无产阶级专政失去了专政对象。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把国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等当成朋友、主人、当成神来敬，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甚至颠倒敌我关系，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敌人，颠倒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实际是取消了阶级斗争，也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反过来对工农大众实行垄断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他根本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不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只强调发展生产力，忽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只抓经济基础的发展，忽略抓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建设及发挥其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抓经济发展、不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世界观的改造。陷入了机械唯物论和主观唯心主义，造成了许多人为的矛盾不能解决。这里只简单提一下，不展开具体分析讨论。总之，一句话马列毛主义是奔向共产主义的，邓小平则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的，一个是向前走，一个是向后退，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浅显道理，也是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信不信我们不妨看一下，外国的一些报刊是如何评论中国的。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构架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 香港《南华早报》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宣布共产党今后将接纳私营企业主加入它的队伍，这一宣布是共产党的惊人之举。”，“在共产党方面，它的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人口构成成分的改变。这种变化是过去22年中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正在宣传的一个理论——被称为‘三个代表’的过程中，已经认真地为扩大党的队伍奠定了基础。”，“中国完全可以这样肯定中国的资本主义，那就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题为《中国富人的生存信条》的文章说：如今中国的富人都住进了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里。这些别墅平均售价80万美元，四周有草坪，还有24小时保安巡逻。尽管如此，这些富有人几乎总是成为被抢劫的目标，抢劫犯在情况紧急时会起杀机。社会学家用于判断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最新标准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更大。中国的一些精英开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关系和智慧意味着一切，平等这个古怪的观念毫无意义。”（二《大变化》第49-5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