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蒋介石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这样说是不是对邓小平的不公甚或近似污蔑呢？我认为不是的，请看以下事实： 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头目，他是以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新三民主义、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行残酷镇压后而起家的，是依靠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封建地主阶级对中国广大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蒋以美国为靠山、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我们再看看邓小平走的路恰巧和蒋介石走的路几乎一模一样。 第一，他背叛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坚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而坚决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否定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完全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彻底推翻了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亲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利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非法名义，残酷镇压毛泽东等马列主义者支持的革命左派。 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8年9月5日，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06页） 这话可能是真的，一抓起“四人帮”，恢复邓小平职务后，他虽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主席，但实际工作都是按他说的办，邓小平自称是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到1987和1989年，又以党委常委和军委主席的名义，撤销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总书记的职务。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篡夺党政大权，以“枪指挥党”的反革命方式罢免掉了两个党的一把手，成为独揽大权的罪魁、“慈禧太后”。 借批“四人帮”对各省、市、县、公社进行了揭批查运动，从上到下，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摧毁了毛主席、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依靠的革命左派。实际是以批“四人帮”为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毁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已建立起的红色新政权。全部解散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批抓捕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判刑的何止千万人，在全国掀起了类似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因没有全国的材料，仅以河南省为例。这里列举的材料是原河南省委张树芝（中央委员、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王维群（副书记、副省长）、张耀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大海（省委常委、秘书长）、赵俊峰（省委常委）五个常委给党中央写的汇报中的一部分。 “1983年11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批判、斗争、搞臭，二抓捕、判刑，三开除公职，四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第二，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第三，同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八，他是个表面耿直，内心阴险毒辣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1976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机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论）（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页）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 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一是争取华国锋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蒋抗日”（同上第36页）。“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是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同上第30页）“7月某日（另一说9月19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叶剑英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10月5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5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10月6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李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叶剑英下达指示：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10月6日晚上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急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同上书38~52页） 邓小平、叶剑英的政变总策略里有一条“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的策略”，这样阻力会小些，阴谋易于达成。 第一，先采取“隔离审查”，先把‘四人帮’抓起来再逐步升级。 第二，如何升级，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会议上说：我们要想把四人帮揭深揭透、批倒批臭，非联系林彪不可。因为林彪同四人帮早就勾结到一起了，四人帮干的坏事和罪行，许多可以从林彪那里找到来龙去脉。 邓在会议期间对叶剑英说：‘我看，依靠这样的环境和专案组很难把江青一伙斗下去。华国锋害怕追到他头上，其实是多余的。我建议成立两个办公室，把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合在一起来审理，这样才能出效果。’陈云带头响应邓小平的建议。……于是由胡耀邦领导的审理林彪、江青两案的专门机构成立了。江青的案子由刚刚站出来的王鹤寿等负责。（同上书第110-111页） 邓小平、叶剑英等硬把预谋暗算毛泽东主席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毛泽东支持的反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革命集团，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集团捆在一起审判，目的是把江青反对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革命行动和林彪的反革命行动划等号，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划等号，反对毛泽东和反对邓小平都是反革命。这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蒋介石和反对共产党混为一潭一样，妄图把水搅浑，以便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在实况（审判）转播时对众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坏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坏、最无耻的家伙，杀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败啊，她还想复辟。不过她的表演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一定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不能让这样的坏人再钻进来。’‘江青要判死刑，一定要杀掉！’，‘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江青不杀，世界上就再没有可杀的人了。’，‘江青的这套表演，会在全国引起共鸣的。’，‘没关系，我们专政的手腕不会成了豆腐。对敌人，再不能心慈手软了。’ 政治局委员们七嘴八舌议论着，他们显然被江青的傲漫和反抗激怒了。”（同上书第126页） “邓小平看了审判江青的电视录像以后，气愤地对彭真说：‘你看这个白骨精多么的刁滑，到了这个地步还是如此顽固，可见不杀此人不足以平民愤！要不是考虑其它因素，非要她的脑袋不可。这家伙太坏了，比武则天、西太后还要坏。毛泽东就坏在了她的手里。”（同上书第137页） “紧接着特别法庭召开会议讨论量刑的问题。当江华把邓小平的看法和中央的精神传达后，几乎大多数人都说：‘如果不判江青和张春桥死刑，难服众人之心。这两个人都死有余辜，必须判死刑。’ 也有人说：‘我看还是轻些好，江青毕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那种罪行，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毕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绝对不能用感情和一时的气愤来看待这个问题，……也有许多人主张刀下留人，还有人为她 鸣冤的。’其中有的人写信说：‘不审判，我们还以为江青犯了什么了不起的大罪，通过这两次审判，我们才认识到：江青不愧为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在法庭上的气节和勇敢的斗争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后一代。’ 1981年1月25日上午，特别法庭开庭，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8年7月21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8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它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判无期徒刑；邱会作判16年；那名企图暗杀毛泽东等人的江腾蛟被判18年。”（同上书第138~140页） 邓小平、叶剑英导演的审判“四人帮”逐步升级的闹剧，到此划上了句号，解了他们的心头之恨，开创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先河。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过“四人帮”，是按党内矛盾处理的，而且不让向社会上扩散，但邓小平等人拿着记录向其同伙传达，大造翻案舆论。他们是用毛主席批评过“四人帮”的话，当作令箭，把江青等人当作敌人抓起来。更有甚者，把毛主席支持的毛远新、迟群、谢静宜也一并抓起来，这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毛泽东。显然，他们抓起七个人，是为后来彻底翻文化革命的案，算文化革命的帐，做好了准备。 二是先把华国锋捧上台。好像还是在执行毛泽东的遗志，进一步欺骗全党全国人民。10月6日深夜，“在叶剑英提议下，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 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10月6日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这三个决策连贯起来看，给党和人民以一种假象，好像第一个决定把七人抓起来，是毛泽东在世时就定了的，没有来得及解决，是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才把他们抓起来，这是彻头彻尾地伪造、歪曲毛泽东遗愿，颠覆红色政权，为在全国打击围剿革命派开了先河，作出了榜样。后两个决定真实地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但它和第一个决定连在一起，目的则是为了掩盖算帐派的罪恶阴谋，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还是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实际上他已堕落为邓小平、叶剑英复辟派的御用工具（“华国锋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事情。（同上书第62页）”但是毛主席的尸骨未寒，就背叛了自己的诺言。 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策略。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全国继续着，翻案派也深知一下扭不过来，所以，他们采取逐步走的策略。最终还是要把邓小平抬出来，才能达到彻底翻案复辟的目的。 第三，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正式确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 第四，逐步把邓小平捧上台 “1976年10月6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同上第29页）这显然是未经华国锋同意，而暗中为邓复出作准备。 “尽管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把江、张、姚、王抓起来的时候，多次表示要继续批邓，但局势稍稳定以后，叶剑英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在会上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显然，叶剑英的发言带有情绪。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议都没得到华国锋的同意。李先念听了叶剑英的发言后，马上表示同意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其它与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华国锋听了叶剑英、李先念的发言，仍然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表示不同意。” “在一段时间内，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人，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邓小平在得知华国锋不同意他出来工作后，在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1977年4月10日，邓又给华国锋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同上书第63~64页）这两封信一字不提毛主席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正确性，对此不仅没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字，反而说，天安门事件和他没关系，这两封信的实质是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一步为彻底翻文化革命的案作准备。 邓小平上台前后在政治上采取的几个阴谋复辟的步骤：一是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为篡党夺权扫清障碍；二是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怨假错案”平反昭雪；三是借揭批“四人帮”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大换班高潮；四是，借批“四人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是毛泽东思想，大搞非毛化；五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为复辟资本主义廓清了道路。下面分别谈一下这五个问题： 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为自己上台创造条件。 邓小平批“两个凡是”，后来又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其近期目的是批判华国锋，为他复出作舆论准备。因为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数次拒绝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且“1977年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但按毛主席生前提议经政治局一致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就不能复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造舆论，否定华提出的所谓“两个凡是”，他在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同上书65页）“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页） 邓小平这两段话，一是主观地认为，毛泽东讲的对他不利，不能出来工作，恢复他的职务，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批评毛泽东“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就绝对正确”，实质是说毛泽东讲的不对，讲错了，应该否定，以便恢复他的职务。这完全是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的；其次是说毛主席在不同问题、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问题、另一时间、另一条件下去执行，这完全是诡辩。事实是从1976年2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至今也仅一年时间，在同一时间、问题、地点上定的问题，怎么就错了。 在这一点上明显表现出邓小平的世界观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这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话，虽然仍在耳边回荡，因没有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职务，就着手批判华国锋了。这就是邓小平的真面目。 其远期目标则是批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从道理上说，这个话也不错。问题在于怎么样运用毛泽东思想才算是‘准确的、完整的’？党的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包括‘5·16通知等一系列反修防修的理论）包含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是‘准确的、完整的’的毛泽东思想吗？这个时候邓小平并没有说，他也不会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根据以后的事实可以知道：邓小平对七大、八大是承认的，对八大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就不承认了，运用这些思想来指导工作，他认为就不准确、不完整了。”（《邓小平晚年之路》第65~66页）不仅如此，他对1958-1978年这20年的工作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虽三次向党中央写了数万字的“诚恳”检查，表示永不翻案，要痛心疾首彻底改正错误，取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谅解，与刘少奇区别对待，允许他重新出来工作，但他出来不久就借“全面整顿”翻案，毛泽东逝世后，他更加目空一切，攻击毛泽东说：“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为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准备。 “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各项职务的决议以后。对这件事，华国锋和他的一些伙伴是有分歧的。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泽东的叛徒，是背叛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同上） 开展真理标准的全国讨论问题。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16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刊也陆续转载。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5月12日晚吴冷西（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后才是真理。……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的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这是很坏很坏的。”（同上书70-71页） 《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华国锋、汪东兴、《红旗》新任总编辑熊复等都表示这篇文章是错误的，矛头是指向中央的，是反毛泽东思想、是砍旗、丢刀子的。 但是，邓小平、罗瑞卿却表态支持。“6月11日，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发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邓小平。”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同上书第74-75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关于实践与理论的论述，是完整的严谨的不可分割的。他指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1页）社会实践有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有资产阶级的实践和无产阶级的实践；有修正主义的实践和马列毛主义的实践；有反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实践的区别，这就是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也是马列毛主义的完整性、准确性。邓小平声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但他抓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句话，舍去实践的阶级性、革命性的重要内容，以片面地用“实践标准”去检验一切，这不仅违背了他自己讲的“准确的完整的”的实际含义，而且丢掉了实践的政治标准和阶级标准，这样他就可以用他的主观的唯心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实践，去检验或否定马列毛主义的革命实践，用他的假马列主义去检验或否定真马列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就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在邓小平的手里变成了实用主义的棍子，到处用它打人、剪裁人，把邓小平自己变成“真理”的化身，把毛泽东污蔑为极左的代表，变成了犯错误的化身。这就是邓小平到处施展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本领，虽然遭到真正马列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和抵制，但他手里掌握舆论权和政权、军权，一是不登马列毛主义的文章，对马列毛主义的文章统统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打入冷宫，若有违背他的意旨，出版进步报刊者，轻则封杀、停刊，重则抓起来判刑，这就是赵紫阳说的“邓小平的手段”，一步一步把中国从社会主义拖向资本主义，一步一步把广大党员和工农兵学商骗到资本主义。比如，他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当时许多人听了还很满意，觉得他讲的有新意，但现实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际是逐步从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下解放出来，树立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团结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旗帜下，“向前看”是个高深莫测的半截语，许多人还以为是社会主义，但是那些私心重的个人主义者、“聪明人”早已理解为向“金钱”看齐，现实证明就是向资本主义看，奔向资本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一切向“钱”看，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这不就是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吗？不仅是，而且是“理论与实践”的完全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说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黑猫白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走资派还在走”，决定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完全正确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千真万确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死不改悔的，这是近30年的历史结论。是任何人包括曾衷心拥护他、现在仍在台上的许多人也无法否定的铁的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