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见了市面，重新认识了世界，从正反两个方面把握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提高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我们认识到在几千年私有制条件下产生的私有观念的顽固性和坚韧性，不经过上百年的“斗私批修”和世界观的改造，是不可能完成两个“彻底决裂”的，也不可能造成“使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使我们充分认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派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决心，认识到人类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奴隶私有制、土地私有制、资本私有制三个私有制社会阶段，长达五千余年的历史，终于找到了自己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归宿，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然过程，是人类绕了五千多年的历史路程又回归到了正路，这是一条人类几千年来所盼望的、幸福的、不可回逆的、胜利的、科学的光明大道。戚 威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由于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艰苦奋斗，生产力水平有一定提高，生活质量也有一定改善，某些科技水平有一定提高和发展，如在航天、高速公路、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领路人执行了一条背叛和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我国领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和新型殖民地社会，把获得解放的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人的工、农、兵、学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变为资产阶级的奴隶，重受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这是最大的叛逆之罪，是不可饶恕的最大的罪孽，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和彻底纠正，坚决回到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上来。 什么叫改革开放？用走资派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来说明这一问题，更确切、更实际，他多次说：“所谓改革的理论，就是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这就是对现有制度要进行改革，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如果改变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如同实行市场经济那样，……来发展资本主义。……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也没有什么可以责难的。”，一句话，“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补资本主义的课。”“过去我国也是超越了阶段，公有化走‘过了头’，改革就是把‘过’了头的地方纠正过来。这样从思想上明确起来，认识统一了，改革的阻力就会小一些，改革的进程也就可能顺利些。”，“中国的改革由于存在邓小平的特殊作用，使得坚持党的控制，即所谓党的领导不动摇，又坚持改革开放，从而使改革开放走到了目前这一地步。”，“市场和所有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搞市场不行，还得解决所有制关系。不改变所有制，市场竞争难以形成。”（《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45、90、129、40、33、26页）。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言提纲中明确提出“中国要搞一段资本主义”经于光远、薄一波协商后改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一骗人的口号。赵不仅要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市场经济，还要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他说：“政治改革，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开放党禁，报禁，实行言论、结社自由，进行公开监督。这就会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甚至有垮台的危险，这是掌权者决不能接受的。这种政治改革也是要求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总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放弃，民主政治就不能实现。”，“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民主，；一种是议会民主，有合法的反对派制约政府；一种是列宁式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起来，实际形成为领导人的专政工具。”，“赵明确地说，所谓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实行西方的那一套。”（《谈话》第184-185、219、171页），这就是这两个走资派的改革路线和纲领。它充分说明了两个最大的走资派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决心。根据30多年来的实践，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改革就是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开放就是卖国，把若大的中国送给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甘作其新型市场，也就是新型殖民地。 改革开放究竟是取得了伟大胜利、是“振兴中华”是“中兴”、是“盛世”还是彻底失败，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还是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必然说：“改革开放好得很”，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不改革开放便是死路一条”；但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便和资产阶级看问题完全相反，广大人民群众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改革开放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坏得很”，“改革开放把广大人民推进了火坑”。孰是孰非，我们只有看看30多年来的实践和事实就明白了。 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批新生（还应包括新、老国际强盗）的特色强盗抢劫和掠夺中国劳动人民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国特色》编者的这一句话，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本质 一，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就必须先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劳动人民所有制。于是，他们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公有制是大锅饭”，是“懒汉经济”，“是没有竞争力的低效益经济”，要发展经济“必须砸烂公有制经济这一大锅饭”，“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依靠国有企业的铁饭碗，企业依靠国家这一大锅饭”，“要砸烂工人依靠企业、企业依靠国家这两只铁饭碗”走资派为了调动私人捞钱的积极性，迅速先在农村，后在城市掀起了私人承包责任制，出台了允许雇人，允许剥削，允许建立私人企业，允许私人开矿，允许私人企业向所有国企投资、合资或买断国有企业独资经营，到走资派第三代继承人，更出台了新老“36条”，鼓励私企和外企向所有国有企业投资、合资或买断，就是要彻底搞垮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彻底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 “1957年在全国的国民收入中，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经济）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提高到97.2%，个体经济由71.8%下降为2.8%，资本主义经济由6.9%被消灭。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2%，提高到1978年的77.6%；改革开放到2011年“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tp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计2007年为69%，到2011年已达77%。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有企业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有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14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日新《从数字看改革开放30年》第110页），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工业比重退到了比1952年还低的水平，一方面由党和政府全力支持、扶持的个体、私有和外资经济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却百般刁难，被视为“早产儿”，给他们扣上“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生机与活力”，要取消“大锅饭”，要砸烂“铁饭碗”。对国企不仅不支持，反而实行“利改税”，“拨改贷”（把原国家投资改为银行贷款），把大量的利润收归国家财政，把大批债务留给企业，实际是压到工人阶级的头上，对国有企业实行“断奶”政策，欲把国有企业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不平等条件下，要求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资产阶级通过大量行贿、吃喝拉拢、美人计等非法手段，收买当权派和国企负责人，占尽各种先机）平等竞争，这等于把国有企业推进火坑，于是国有企业在得不到资金，失去国家计划、政策的指导下，在私有企业合法特别是非法的竞争、围攻下，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实行个人承包制以后，以包代管、管理混乱、决策失误、包赢不包亏、取消党委制、作风不正、劳动纪律松弛、损失浪费严重，在这两种因素推动下，造成1/3的企业亏损，1/3的企业潜亏，国有企业便迅速败下阵来，变得债务累累，产品销不出去，工人发不了工资，有些企业被迫贷款交税、发工资，更是雪上加霜，不堪重负，惨遭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在走资派的暗中示意下，强制把大批公有制经济贱卖掉或干脆送给私人，有些地方规定，不管是效益好坏，一律不准公有制存在，必须改造成股份制公司，或自愿合资、或被兼并、或被贱卖掉，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实际是强行改变所有制。本质上是大卖国有企业，为发展私有企业让出空间，为复辟资本主义开创造就有利的条件，据财政部统计1991年底，各行各业国有企业固定资产17856亿元，流动资金为9088亿元共计2.7万亿元，如按重置价格合理估算，国有资产总计可能在4万亿元左右。走资派决心要把广大人民依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积累起来的庞大国有资产，半送半卖给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包括他们自己）。30多年来完全按照美帝国主义设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完成了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任务。 目前“国有工业（包括合资）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总数为137.5万个，资产总计24.07万亿元，利润1.31万亿元，从业人员年均数9340万人，其中国有工业企业（包括国有与集体联营）28710个，占总数的2.1%，资产总计64877亿元，占27%，利润1756亿元，占13.4%，从业人数1278万，占13.7%。”（同上119-120页），30多年来，美其名曰“减人增效”，借口老职工年老多病、文化素质低，把这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建设贡献最大的老工人，一脚踢开，裁减下岗，几年间裁减职工约6.7千万余人，再就业后，仍有3千多万人就不了业，享受国家低保补贴的总人数近40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下岗失业工人）。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高达1.5亿多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被私有、外资企业雇佣的，此外私企还雇佣了数千万人，这样私有企业的职工已占到2亿多人，占了全国工人总数的绝大多数，也就是说我国工人的绝大多数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对象，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奴隶般的生活，他们忍受着各种苦难遭遇，如全世界第一的矿难事故、跳楼自杀、断指事故等等。 广大农民虽有地种，但他们多数精壮劳力出外打工，留下老人、妇女、病残弱劳力在农村支撑着农业这一“半边天”，他们仍然遭受着商业资本家的层层盘剥，如高价化肥、农药、种子和工业日用商品等等，他们被压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新三座大山下呻吟。政府虽也发放点低保、医保等救济，但这和资本家一本万利的掠夺比起来，简直是撒胡椒面，闻闻辣味，诨小孩的玩意，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对农业掠夺的根本问题。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集体化、机械化、水利化、科学种田，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实行共同富裕的目标；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剥夺。 走资派口口声声反对毛泽东搞了几十年的大扎腾，但他们一下子把中国扎腾退到了资本主义，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大折腾。 二，两极分化全球第一 在允许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有权的、掌握信息资源的，便接足先登，仅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即成立了各种‘公司’数百家，以后陆续增多，成为私有化的开端，到21世纪，随着原始资本的急剧扩张，支持私有企业大发展政策的不断出台和不断扩大引进外资企业的规模，目前我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私人资本家阶级和外国垄断资产阶级，已成为控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到2006年为止“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2006年10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1.06%，拥有财产20450亿元，每人平均6.975亿元。他们集中在以下8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2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该报告披露，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1）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按俗称“假洋鬼子”）从中获取回佣；（2）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3）操纵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4）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贷款，无本获暴利；（5）走私、逃税，每年从日本、欧州走私来的轿车3-4万辆；（6）金融机构无抵押贷款，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7）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子弟。一公里高速公路，能获利700-1100万元；（8）抽逃资金到个人账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9）操纵证券市场，制造假消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国家计委原副主任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在分配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提倡拉开工资差距，实行奖金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后，进一步实行市场化、私有化改革，国企改制实质上是把公有制改为私有制，这样，企业的性质变了，分配关系也跟着改变，实行所谓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资本进行分配。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老板的年收入低着十几万、几十万，高着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如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年薪高达6600万元，每天平均18万多元；私企老总赚的更多，他们的年收入是无数的，除了生产成本，都是资本家的。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年’》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贫富收入的差距达到了32.1倍。” 从世界衡量平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了一番。”（同上158页）。现在已达0.5，居世界第一。《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超越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在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历史前进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是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工具。……一名受访的富人声称‘如果我们要达成完全的市场经济，就必须牺牲穷人。’”（同上第159页） “国家统计局一贯只发表《农村居民贫困状况》。2007年农村按贫困标准每人每年785元，全国共有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即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1.6%。对城镇没有发表数据，似乎不存在贫困问题。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按照贫困线（这个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国，包括非洲国家）每人每天生活费1美元计算，中国2003年的贫困人口为214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6%。联合国2006年按同样的贫困线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35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指出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发现穷人。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穷人不但相对贫穷，而且绝对贫穷。从2001-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 据河南新乡《尊老爱幼》报2012年6月7日报道：“6月1日，美国著名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其第12份《全球财富报告》，比拼百万（美元）富豪家庭数量，全球百万富豪家庭数量达到1260万户，美国达513万户，日本158万户则位居第二位，中国140万户排名第三，英国第四。” 上述资料说明我国贫富差距之大，已达全世界第一，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拥有的资产平均每人约6.975亿元，最高的达数百亿美元。看看我国改革开放后历届党政领导人，他们的多数都积极响应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带头富起来的号召，利用职权迅速成了亿万大富翁，成为我国的第一代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的右手紧紧握着党政大权，左手大捞人民的财产，成为垄断的官僚资产阶级，如已故总书记赵紫阳，有五个儿子，个个都是大资本家，邓某的二儿子邓质方是大资本家，江某的二儿子也是大资本家，薄某的两个儿子都是资本家，温某的老婆、儿子，都是资本家，曾某的儿子更是大资本家等等，他们既是资本寡头，又是政权的垄断者和操纵者，他们已由共产党（公产党）变成了私产党，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和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一类货色，成为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侩子手。 三，贪污腐败，已成为执政党的不治之症 私有制的迅猛发展，一切为金钱的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已成为上层建筑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反过来控制和指挥着人们的行动，许多国家干部，企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他们表面上或口头上说着“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但他们内心里却始终想着自己的“小天地”，诸如时尚的房子、渴望的高薪水、高级小汽车等等，这些都是“工资”难以满足的，所以就对“黑色收入”、对资产阶级的殷勤、奉送始终张着口，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吃喝拉拢、美人计、行贿妙手一拍即合，“成交”。于是，许多“虔诚的”、“革命者”，变成了真正腐败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同谋者，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政府”内的代理人、同盟者，这就是“私产党”的必然结果。同志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吗？不然，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腐败分子前赴后继，杀了一茬又长上一茬；帝国主义者办事如此顺利，他们的阴谋一通百通，中国的钱如此好赚，若大的中国变成了真正的“唐僧肉”，谁想来吃都可以，所有，全球的资产阶级，蜂拥而上，大多数拥进了我国的大门，到处可以赚到钱，成了世界资产阶级最大的乐园。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1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披露：“5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5年分别下降13.2%和9.9%；已被判刑116627人，比前5年上升30.7%。 大案、要案占立案数比例分别是从2003年的46.8%和6.3%上升为2007年的58.3%和6.6%。高官落马965人，立案侦查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1999年规定5万元以上提高一倍），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比1999年规定10万元提高9倍）案件35255件，涉案犯罪的县处级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比96-98年3年平均数487人增长52%，省部级以上35人，（比同上比增长30.5%）。 2011年“逮捕走私、金融诈骗、非法集资、操纵股市等严重经济犯罪40604件，提起公诉54891人，同比增长8.2%和8.1%，贪污受贿大案32567件，涉案44506人，其中贪污大案18464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2524人，厅局级198人，比前5年平均186人增长10.6%，省部级7人，与前5年平均数持平）；贪赃枉法嫌疑人7365人，其中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依法追究行贿责任者4217人，同比增长6.2%，追缴赃款、物达77.9亿元，同比增长10.94%；捕获逃犯1631人。”（2012年3月全国人大会上最高检察院的报告） 其特点是腐败的面越来越大，串案增多；经济领域必然联结政治领域；从生活领域向生产资料、生活要素发展，从资金积累向私人资本发展，已发展到送工厂、送宾馆、送气车；从使用权力摄取钱财向用钱财收买权力、操纵权力、获得权力发展；腐败已由个人，发展到团体，由隐蔽向半公开和公开发展，有些地方和部门已成为光明正大、大摇大摆、不拘小节的程度。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从政治局常委、委员到省、部长，从县处级干部到科股级、甚至一般干部；贪污数量从数百万、数千万，21世纪已到达数亿，甚至更多。 《触目惊心的数字：贪官外逃携带资金超万亿》指出：“自200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的赃款赃物金额，就达541.9亿元。 然而学者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高山、杨秀珠、蒋基芳、陈传柏、程三昌……这些至今仍在“追逃榜上”赫赫有名的贪官，让人们感觉贪官“贪了就了”，是一种无言的结局。 追贪官难，追赃款更难，每年大量的国有资产、民脂民膏，被席卷出境，融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从此，难以剥离、难以追索。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时刻考验着中国反腐者的决心和耐心。 多少贪官逍遥境外？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中引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至今，中国腐败官员外逃资金的数额有几种情况：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而在被抓获的近2万人中，有多少称得上是“贪官”还有多少贪官逍遥国外?有媒体对此曾向中纪委、最高检、国家反贪局递交采访申请，均被拒绝。 自2000年来就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诉记者，根据他们的研究，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一万亿元。“按照人均亿元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后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 有人举了一个例子，更令人震惊：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者通行证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持有金融机关、海关等部门核准的携带外汇出境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 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这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记录。 金融和国企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 调查显示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外逃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87.5%其它部门约占12.5%。金融系统和国企，不仅贪官跑路多，卷走的金额更加惊人。 2000年从澳大利亚押解回国受审的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洪彬，他制造了全国骗购外汇金额最大的非法经营案，骗汇7.6亿美元。 2010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3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 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卷款8.39亿元，与妻子一起逃往加拿大。 李成言说：‘外逃贪官大多是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或者分支单位的‘一把手’，对于企业运营及财务有绝对的控制权，能够接触到巨额资产。’李成言还指出：不分行业看特征的话，‘裸官’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这些贪官年纪比较大了，如果亲人都不在身边，钱又都汇出国了，自己一个人在国内怎么生活呢？因此，防逃首先要看好裸官。”（新乡市2012年6月14日《尊老爱幼》记者姚东琴报道） 媒体几乎每天都报道，如巫山县一个科级林业局长，竟能贪污受贿两千万元；沈阳市国土资源局一个主管审批业务的女科长，竟能贪污三千多万元；近来据可靠人士反映：近几年安阳市发生了一起金融诈骗案，浙江几个骗子，以10-20%高息揽储，骗收人民币600多亿元，在一两个月内，兑现部分利息后，突然卷款逃跑了，至今查无音讯，受骗群众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静坐，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目前在农村的基层选举中，存在着严重的拉选票、买选票、行贿等歪风，闹得乌烟瘴气，四分五裂，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的安定团结，破坏了我国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再不纠正，必然造成基层组织的分化与破坏，动摇我国政权基础的巩固。 四，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步伐 从改革开放起，就推行市场经济，先从搭建“农贸市场”开始，实行农副产品和工业商品自由交易，“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到党的14届3中全会才做出决定，“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到实现市场经济上”，又制订了许多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虽说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实际运作起来的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其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供求规律都在起着决定的作用，是“物竟天折，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左右着人们，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了“看得见的手”。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从封建社会的手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交换的初级市场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为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绝不是像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的那样“市场经济是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它用在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不懂装懂的胡说八道。 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天堂，是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地狱，一天没有市场，资产阶级一天就不能活下去，因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把产品卖出去，才能变成利润，装进资本家的腰包，如果没有这一程序，资本家就是死路一条，这就是走资派常说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何以说市场经济是人民的地狱呢？市场经济把所有能卖钱的物品，都变成了商品，首先，把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资产阶级占有资本、生产资料和工厂，劳动人民一无所有，只有一个人和两只手，他们只有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才能赚到可怜的工资，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也就是养家顾口的最低生活费，所以每年有一亿5千万农民工，穿梭于全国各地甚至不少国家，他们老老实实、辛辛苦苦、不遗余力地为资本家干活，为的就是赚点养家顾口的钱，其余在各种工厂、第三产业作合同工的劳动力，也和广大农民工一样，只是条件较好些，其命运与本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资本家的打工仔，他们只有受资本家剥削、压迫的自由，没有不受剥削、压迫的自由，因为只有资本家有剥削、压迫的条件，工人阶级没有不受剥削、压迫的条件。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