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分析 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到高峰。中央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虽然给予了严厉批评，但仍然将对张国焘的斗争界定为党内斗争，并向全党公开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的南下遭到了巨大挫折，损兵折将，南下红军也由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严酷的现实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逐渐觉醒，张国焘的南下路线逐渐遭到人们的质疑，并引起人们的不满。同时，鉴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人事变动要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因而共产国际的态度也不能不成为张国焘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日益临近，他们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究竟持何态度，张国焘也不能不予以考虑。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张国焘对自己成立的“中央”能否得到人们的公认逐渐动摇，并最终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取消了另立的“中央”，也就在客观上消除了张国焘北上的最大障碍，为北上创造了条件。下面我们就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和决定北上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1、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基本概况。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决定张国焘政治生命的两大支柱。而南下能否取得胜利，开辟根据地，打开新局面则又是检验张国焘南下路线是否正确和另立“中央”能否站得住脚的重要前提，因而南下失败就不但宣告了张国焘南下路线的破产，同时也使他另立的“中央”摇摇欲坠，对张国焘造成致命的打击。在严重的损失面前，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发展方向不得不另作考虑。 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并不合法，他是在夺取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想通过另立“中央”的方式弄假成真，迫使中央向他交出领导权的。张国焘之所以擅自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建立在他认为南下正确的基础上的，同时依靠自己掌握的红四方面军的雄厚实力，自认为是可以成功的，是能够问鼎中央领导权的。而南下的重大挫折验证了其南下主张的错误，张国焘尽管嘴上不承认错误，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也不能不有所动摇，这种动摇导致他自己也对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南下实力的损耗，兵力的锐减，使他原先占有的力量优势在发生变化，也在不断减少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份量。在南下失利和实力损耗的情况下，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基础严重动摇。这就成为他最终取消另立“中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张国焘南下失利，处境窘迫的情况下，张国焘感觉到了内外的压力，认识他另立的“中央”岌岌可危。尽管张国焘在内外交困之下自己也信心不足，但是他仍在设法将他另立的“中央”维持下去，并谋求使他另立的“中央”取得正统地位， 现在我们看看张国焘是如何首先维护自己另立“中央”的“正统”地位，然后一步一步地和中央讨价还价，直到最后取消另立“中央”的。（1）张国焘以“中央”名义向陕北中央发电报，要陕北中央称北方局，并将机构，人员名单报来，以便批准。十二月五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公开提出：“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116]（2）自己另立的“中央”与陕北中央分别改称西南局和西北局，另成立一个中央，设在白区或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管。张国焘虽然从另立的“中央”退了一步，但仍然是否认陕北中央的领导地位，这自然遭到中央的断然拒绝。张国焘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致林育英、张闻天的电报中提出解决党内统一的办法：“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117]这个电报表明张国焘还是不承认陕北中央。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明确指出：“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同意，组织上也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就一，自是党与革命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118]由这个回电可以看到，中央同意张国焘改称西南区，对他要求陕北党中央改称西北局另成立中央一事，予以断然拒绝。（3）取消另立“中央”，成立西北局，但不受陕北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意在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上采取变通处理，“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119]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斡旋下，张国焘由于内外交困，不得不取消另立“中央”，成立西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陕北中央呈平行关系。六月六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报告中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成立西北局，在组织上“归于统一”，并说：“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们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是可以的。”[120]（4）张国焘致电中央，接受中央领导。北上途中，张国焘于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时致电中央提到了统一领导的问题，他说：“关于统一领导问题，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121]这表明张国焘放弃了和陕北中央的平行关系，愿意接受中央领导。这就是张国焘从另立“中央”直到最终取消的基本过程。 从党的统一的角度看，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取消势在必行。陕北中央是正统，是经过党的会议合法选举产生的，而张国焘的“中央”是非法另立的。另一方面，陕北党中央已在陕北站稳脚跟，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陕北红军的东征西征取得了重大胜利。而张国焘南下本来就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同时南下又遭到巨大挫折。再一方面，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从北上和南下的对比中，更显示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远见和非凡的洞察力。相比之下，张国焘则逊色得多。由此可以看出，不论从法理上，还是从北上南下的成效以及由此显现出的政治洞察力的差异上，陕北中央比张国焘更具有代表中央的资格。当时张国焘领导的南下红军，以百丈决战为标志，由进攻转入防御。而后在川军及国民党中央军由南向北的压力下，逐步退缩，向西是荒凉偏僻的落后地区，向东则有重兵把守，这样当时面临的敌情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迫使他们要向北发展，通过向北发展来摆脱困境，因而张国焘只有向北转移才比较适宜。中央也给他们提出北上陕甘、就地发展和南下云贵川三个对策，[122]他们研究后也认为向北转移为上策。这样我们就看到，张国焘南下失败，使他另立的“中央”严重动摇，而当时发展生存的需要，又要求他率军北上。要向北发展，必然要和陕北中央发生关系， 张国焘在维持另立“中央”的情况下，是难以北上与陕北中央进行联系的。因而，取消另立“中央”，是他消除北上障碍，缓和与中央矛盾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上说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势在必行。 2、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 张国焘擅自南下，直至另立“中央”，将分裂活动发展到高峰。但最终却不得不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再进一步做出分析。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坚持正确和灵活的政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对于缓和矛盾，促使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争取张国焘北上起了重要作用。我们看到，在中央获悉张国焘九九密电后，决定连夜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但当李特等人追来“劝说”中央南下的时候，毛泽东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且说：相信他们一年后一定会回来的。在俄界会议上，当有人提出要开出张国焘的党籍时，毛泽东表示反对。同时，在中央发给徐向前、陈昌浩及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仍称张国焘为总政委，对他的职务也没有撤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仅发到中央委员一级，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撤销他的职务，而只是对他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在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调停的时候，毛泽东甚至还同意张国焘领导的南下红军暂时和中央发行平行关系，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中央在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始终没有对张国焘采取组织处理，这就为争取张国焘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注意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后，中央又给张国焘去电，严厉批评张国焘，在张国焘仍然坚持其错误，拒绝取消另立“中央”时，才向全党公布俄界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23]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原则的坚持性，就是要维护中央领导地位和权威，这是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基础。比如在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调解期间，当张国焘提出他另立的“中央”与陕北中央同时取消，而另组建一个中央时，中央给予断然拒绝。[124]坚持策略的灵活性，有利于缓和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分化张国焘集团，以待时机成熟，争取张国焘北上。中央始终和张国焘保持联系的渠道，并没有因为张国焘擅自南下和另立“中央”就和张国焘断绝关系，将张国焘视为叛逆，而是始终向张国焘畅开大门，不断批评教育张国焘，争取张国焘。如前所述，为争取张国焘，中央甚至还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张国焘和中央发生平行关系，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陕北后，中央还一度使用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对外发表声明与文告，张闻天在致张国焘电报中有时还使用北局的名义。[125]实践证明中共中央的这一斗争策略是有成效的。由此看来，中共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没有采取尖锐激烈的态度，而是从大局出发，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创造条件，以待时机成熟，争取张国焘北上。从对张国焘斗争中采取的策略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在走上成熟。我们看到，如果在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的时候，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那么中央与张国焘的关系就会走向破裂，这对于争取张国焘是不利的。国为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他还统率着几万红军，这在当时是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如何能够将这支力量争取过来，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这对于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因而对张国焘的处理要放在如何才能有利于争取这支武装力量的高度来认识，这也就成为对张国焘问题处理的主要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慎重的，理智的，也是深谋远虑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始终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既坚持原则，又策略灵活，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关系恶化的措施，而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张国焘事件，力求争取张国焘。这就成为促使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能够北上的一个重要条件。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二：南下失利不仅使南下红军遭到严重损失，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而且也是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致命一击。这大大降低了张国焘的声望，使张国焘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越来越被动，成为他取消另立“中央”和能够北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国焘南下失利究其原因是建立在他对川军誓保成都平原的决心及敌我力量对比错误判断基础上的。他对川军的战斗力及誓保成都平原的决心估计不足，由此产生为夺取四川军阀“生命线”而引起川军与南下红军决战力量对比判断上的失误。当时南下红军虽有八万余人，但久经转战，已是疲惫之师，没有根据地，补给困难。而川军粮弹充足，补给便捷，以逸待劳，凭险据守，誓保成都平原，在兵力对比上红军并不占优势，而要占领川军视为“生命线”的成都平原，必然会引发川军与红军的生死决战，在这种情况下决战红军尚无取胜的把握。当时关于南下红军的作战方向，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产生不同意见，但最终张国焘听从了陈昌浩、徐向前的意见。[126]这两种不同意见反映出南下红军面临两难选择：向东打攻击川军“生命线”，必然会引发与川军决战，而当时南下红军尚未有与川军决战的能力。向西打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农牧区，困守一隅，红军就难以获得补充和发展，长此以往，坐以待困，不断消弱，最终会被消灭。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南下失利以及他和陈昌浩、徐向前在南下进军方向上产生的分歧就是建立在这种错误判断基础上的。这样张国焘南下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我们也注意到，张国焘一开始南下，由于四川军阀没有料到红军会掉头南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而张国焘南下初期进展顺利。但在争夺成都平原富庶地区的时候，在国民党中央军的支持下，川军拚命与红军决战。百丈决战，虽然红军歼敌一万五千人，但自身也伤亡近万，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逐渐处于被动地位。川军与国民党中央军对南下红军采取向北进攻态势，要把南下红军挤出四川。临近冬季，大雪封山，粮食紧张，物资匮乏。严寒的气候，险恶的地理环境，与日益逼近的敌情，使南下红军处境艰难。当时又是在农牧区，位于少数民族区域，人口稀少，扩红困难，难以得到有效补充。红军处于流动作战，始终打不开局面，无法建立根据地，兵力也由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这种窘境，在不断验证着南下主张的错误。由于南下没有能够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获得栖息之地。南下红军非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损兵折将，减员过半，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敌军进逼下，红军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而北上则是摆脱生存危机的一线希望。因而为求生存，张国焘才不得不选择北上。应该说，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是张国焘不得已的选择，而其决定点则是南下的失败。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张国焘是在违背中央政治局集体决策的情况下擅自南下的，他主张南下，是建立在他认为南下能够打开局面，取得胜利的基础上的。南下胜利是张国焘另立“中央”能否站得住脚的重要前提。张国焘南下征战的失利击碎了他“赤化四川”的幻想，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导致他另立中央”的前提也不复存在，打破了他另立“中央”的美梦，张国焘的政治生命也由此遭受重创。这不仅说明张国焘在关于党和红军发展方面判断的错误和短视，而且张国焘的力量也因此遭受巨大损失，这严重挫伤了张国焘的锐气。张国焘南下的困窘与中央在陕北朝气蓬勃开展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央高举抗日的大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契机，两相比较，张国焘与中央在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在稍稍地发生变化，这不能不使张国焘面临更大的压力。张国焘当然认识到，南下成败对他另立“中央”能否成功起着关健性的作用。如果张国焘南下顺利，进展迅速，打开了局面，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像在川陕根据地一样，红军力量发展壮大，那么就会对张国焘开展的党内斗争予以强有力的配合。因为这不仅说明张国焘政治上的英明与远见，而且张国焘力量壮大后就不仅在实力上，而且在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领导能力上更有资本挑战中央，张国焘另立“中央”也就向着成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南下失利与党中央北上陕北蓬勃发展的局面以及由此对南下红军形成的吸引力，就不但说明了党中央在政治上的正确与英明，在关于形势发展上的深刻洞察力和统揽全局的能力，而且在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方面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这最终会对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产生重要作用。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三：共产国际支持陕北中央，不支持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这个原则下，又采取灵活变通之法，暂时让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也是导致张国焘最终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重要条件。按照第三国际的组织程序，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受它领导。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直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有效。鉴于苏联在共产国际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因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就是苏联的态度。不论从历史或现实出发，还是在组织程序上，共产国际决定着中共发展的方向。因而张国焘另立“中央”能否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就成为他另立“中央”能否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陕北的中央毕竟是在党的会议上经过选举合法产生的，按党章要求就应该处于合法地位。况且陕北中央的张闻天、博古等人当年不但在苏联学习过，过去是王明集团的成员，又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周恩来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在当时也是有名望的领导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贡献与影响在共产国际也是赫赫有名。同时，陕北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指示，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北上抗日，也是和共产国际的主张一致的。鉴于此，共产国际支持陕北中央是必然的。张浩回到陕北后，毛泽东委托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调停中央与张国焘的矛盾。鉴于张浩的特殊身份，他自身又没有参加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由他来进行调解就显得客观公正，张国焘也易于接受。在调解过程中，毛泽东在坚持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对张国焘可以让步到不受中央指挥，同意张国焘领导的红军可以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央暂时呈平行关系。[127]张国焘长期在中央工作，他自然明白共产国际在中共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清楚共产国际的支持对他另立“中央”能否成功的重要性。张国焘在南下遭受巨大挫折，面对陕北中央的严厉批评，南下红军中红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强烈反对，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也对南下的正确性发生质疑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就几乎成为张国焘能够获得支持，扭转被动局面的唯一指望了。从共产国际的角度来看，对于中共内部发生的矛盾与分歧，它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介入的。调解的目的就是使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凝聚成一股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既不能否认陕北中央的正统地位，又要给张国焘留下转辕的余地。这就是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改称西南局，可暂时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于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予以搁置，留待七大解决。我们应该承认，共产国际明确表示支持陕北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在这个原则基础上，共产国际代表张浩采取变通之法暂时让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是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共产国际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归根到底是由于共产国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威和从历史与现实方面中对中共的巨大影响所致。当然这也是张国焘十分在意共产国际态度的原因。 张国焘能够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四：是南下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等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斗争，也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觉醒，这成为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内部因素。在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问题上，如果仅凭革命热情，感情用事，而不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就会发生“左”派幼稚病，结果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搞僵，乃至出现破裂。当时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这不能凭一厢情愿，主观冲动，而是考虑如何做才能对革命大局有利，有利于促进南下和北上红军的团结，直至最后会师。当时朱德、刘伯承有两种选择方式：一是由此和张国焘决裂，率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寻找中央，这样势必会造成和张国焘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既便能够顺利脱身，但鉴于已经和张国焘关系恶化，也就无法在时机成熟时做张国焘转化的工作。这样也就难以使张国焘率领的这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如果不能顺利脱身，那么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在张国焘的强迫下，继续跟随张国焘南下。这样就和张国焘关系搞僵了，互相信任感没有了，以后也就不好再做张国焘的工作了，于大局不利。或者酿成红军自相惨杀的悲剧，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二是暂时忍耐，以待时机成熟，再做张国焘的工作，使南下红军重新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因而朱德、刘伯承等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留了下来，而没有立即北上去找中央。在张国焘南下初期，他们虽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表示反对，但持一种克制、忍让态度，采取以沉默代替抗争的方式，而不去和张国焘激烈争执，避免和张国焘直接发生正面冲突，乃至于撕破脸皮，导致关系破裂。而是等待时机成熟再做张国焘的转化工作，使南下和北上红军重新凝聚起来。当时南下红军中不少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反映强烈，朱德、刘伯承还做了不少说服工作，避免因矛盾激化出现南下红军自相惨杀的局面。[128]朱德和刘伯承认为在南下初期，张国焘主张南下和另立“中央”在兴头上，做工作的时机不成熟，留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做张国焘的工作。这种时机成熟表现在张国焘南下失利，处境艰难，而北上红军已在陕北站稳脚跟，同时共产国际出面调解中央和张国焘的矛盾，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在南下失利的情况下也在不断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刘伯承开始加大对张国焘工作的力度，以此来促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和推动他北上。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是建立在红四方面军支持上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通过南下红军的严重失利，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同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也产生质疑，因而开始觉醒。应该说，许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并不清楚在北上与南下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的详细情况及分歧的原因，就连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时也没有弄明白。[129]他们之所以同意南下，就是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施行家长制领导，形成了稳固的统治地位，因而导致人们盲从所至。同时也与红四方面军当时就张国焘一个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又有意识地在红四方面军封锁中央消息，使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难以确切了解中央关于北上的决策有关。徐向前说正是南下的曲折才使他认识到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130]对当时张国焘另立“中央”，徐向前说：“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也很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但自己有些事还没想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头一回遇到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左右为难，只好持沉默态度。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既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我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可收拾。张国焘呢？大言论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131]由此看来，南下的失利，使徐向前认识到北上的正确，同时他对另立“中央”本来就持保留态度。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后来转变过来了。陈昌浩是同张国焘一同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的，也是张国焘主张南下和另立“中央”的坚定支持者。在南下严酷的现实面前，陈昌浩也转变过来了。陈昌浩的转变是对张国焘的一个重大打击。[132]后来陈昌浩还在北上问题上与张国焘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3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作为红四方面军具体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陈昌浩、徐向前的转变，同时在他们影响下红四方面军一批高级干部对南下和另立“中央”的认识转化，就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就坚持南下和另立“中央”问题上出现动摇，这就对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五：红二、六军团与南下红军会师后，这两个军团的领导人与南下红军中反对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的指战员一起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为推动张国焘北上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红二、六军团虽然人数不多，力量不大，但也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红六军团是长征前夕作为探路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往湘西的，原先属于红一方面军序列。红二、六军团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贺龙当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一位重要领导人。在党和红军中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一支重要力量。因而能否争取到这支力量的支持，这对张国焘争取另立“中央”的合法化会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南下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张国焘就向红二、六军团送材料，找主要领导干部谈话，做了不少争取工作，争取红二、六军团站在他这一边。张国焘还企图改组和分化红二、六军团。就在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的当晚，张国焘在同任弼时谈话时提出，要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治委员，并提出调换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被任弼时顶了回去。他还企图拉拢王震，分化红二、六军团。王震后来回忆说：“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简直不像话。”张国焘还企图召开党的会议，利用组织手段，使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人支持他的主张。贺龙回忆说：“在甘孜，我们和张（国焘）、朱（德）、刘（伯承）见面时，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有开成。”张国焘又提出召开两军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又顶了回去。后来，任弼时在一九三七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我敢说，那时如果召集那样的会，那么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反对这会议的召集，因为造成上层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但国焘就非开这会议不可。我就说：‘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国焘才吓倒，再不召集这会议了。”[134]当时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的联系中断，而张国焘利用自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有利条件，独自控制着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系渠道，拒绝中央直接与红二、六军团联系，这就致使中央一时不能与红二、六军团勾通联系，难以及时向红二、六军团下发指示和通报情况。因而对这支力量在张国焘南下和另立“中央”问题上的态度，中央一时也没有把握。中央处于防止张国焘拉拢红二、六军团的考虑，暂时对红二、六军团与南下红军会师持消极态度。因而，南下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师，是朱德、刘伯承等人争取来的。后来朱德回忆说：“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早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 “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135]朱德、刘伯承认识到，南下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可以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干部的支持，团结红四方面军已经觉醒的领导干部，做好张国焘的转化工作。朱德、刘伯承积极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向他们宣传中央北上主张，介绍中央北上与张国焘南下分歧的来龙去脉，也谈了他们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看法，争取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和他们一起来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贺龙与张国焘过去在南昌起义时就打过交道，彼此熟悉，贺龙向张国焘要枪粮子弹，要来了三十二军，并警告张国焘莫讲不利于团结的话。贺龙对张国焘软硬兼施，使张国焘在分裂的道路上也不敢走得太远。后来毛泽东多次说贺龙对党忠诚。任弼时下令将张国焘送来的攻击中央的材料销毁，不得下发部队。他亲自找红一、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详细了解情况，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工作，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又向张国焘要来了密码本，直接和中央勾通了联系。红二、六军团虽然力量不大，但是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也是在党和红军中具有声望和重要影响力的领导人，他们配合南下红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朱德和刘伯承等人一块做张国焘的工作，毕竟对张国焘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使张国焘不能不有所顾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他的分裂行为有所收敛，推动他向会师的方向转变。我们看到，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够将红二、六军团拉过去。这当然是与红二、六军团主要领导人在了解了中央和张国焘分歧的具体情况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的坚定立场所致，也是与朱德、刘伯承等人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同时此时的张国焘毕竟不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张国焘了，南下惨重的损失，另立“中央”造成党内分裂给他的声望和威信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实际上降低了他在争取红二、六军团支持方面的资格和份量，在和中央的对峙中逐渐处于下风。如果张国焘控制了红二、六军团，就意谓着不仅是他的政治势力的扩张，同时也是他军事势力的扩张，凭他当时拥有的地位和掌握的实力，仍有和中央对抗的资本，还可以和中央讨价还价，其码也可以寻找一条折衷方案，而不致于在党内斗争中输得精光。由此我们看到，当时红二、六军团在斗争中坚定站在中央一边，而没有被张国焘拉过去，这对于推动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起到了重大作用。 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之六：张国焘当时尚未决定叛党，还有一定的大局意识。他对当时进行的党内斗争还抱有希望，试图利用北上的时机再发展实力，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被动状态，以争取党内斗争的有利态势。张国焘擅自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这当然是严重的错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还具有一定的革命观念和大局意识，这从九九密电中他没有提出武力解决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从张国焘在西北局会议上服从多数人意见决定北上中反映出来。[136]我们也要看到张国焘毕竟没有率领南下红军投靠国民党，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张国焘叛变了，就说他个时候就想叛变投敌。有人可能问，两年后张国焘只身叛逃，投靠国民党，这个时候张国焘到底有没有叛逃的意向呢？他当时尚统率着几万红军，如果投靠国民党，送上一份厚礼，不是会比他单身投靠更能够在国民党内为自身谋取一个好的差事吗？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当时张国焘尚未有投敌的意向。我们看到，如果要南下和另立“中央”张国焘还可以煽动、蒙蔽南下红军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获得他们的支持，使自己能够顺利南下，另立的“中央”也暂时得以维持下去。如果张国焘当时要叛变投敌，南下红军中的红一方面军固不待说，就他自认为统治巩固的红四方面军，他也没有把握获得这个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支持，弄不好会身败名裂。正是这些制约因素，才使张国焘就是有此意向，也难以成行。同时，从他当时也尚有一定的实力以及在北上过程中他还想趁机扩充实力，以便增强他在党内斗争中的态势来分析，张国焘当时应该尚未有投敌之意向。至于张国焘一九三八年春的叛逃，是张国焘在政治和军事斗争失败后，自己又不愿正视乃至承认、接受失败，这种矛盾心理作用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与张国焘没有树立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个人风头主义严重密切相关。这是我们在评价张国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作为一位在党内高层长期工作的领导人，张国焘当然意识到自己擅自南下和另立“中央”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对此也有必要的心理准备。他在北上途中和陈昌浩发生激烈争论以后，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137]同时在南下失利后，他不甘心于认输，他还掌握着四、五万的红军，与陕北红军相比仍然占优势，具有北上打开新局面的实力，他想在北上过程中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只要有了立足地，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了，仍然可以在党内争得一席之地，从而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已经出现的不利局面，去争取有利的斗争态势。这样不但可以有效地化解因过去所犯错误给他造成的困难和不利影响，还可以和中央平分秋色。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北上过程中，又主张西征，其实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当然，这次西征由于境况不利而没有能够成行吧了。[138]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当时对党内斗争还抱有希望，他掌握的武装力量还有可能在北上过程中打出一个新的局面，为他在党内斗争中争取一个有利的态势，同时他还有一定的大局意识，尚未有叛党的意向。取消伪中央是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为争取主动而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这就构成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是复杂的。在这些因素中，中共中央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张国焘南下失利，使他另立的中央失去了依托地，也说明南下道路走不通；共产国际利用国际权威，居中调停，不但有效遏至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而且还得以化解张国焘和中央的分歧与矛盾；南下红军中以朱德、刘伯承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长期斗争以及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逐渐觉醒，是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内在动力；红二、六军团与南下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争取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与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干部共同制约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成为推动北上的一个有利因素；张国焘尚有一定的大局关念，对北上还抱有某种希望，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另立“中央”和北上的心理障碍。这样我们看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后导致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能够北上。红军三大主力最终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