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斤斤计较，自命不凡的小时代。所谓小时代，就是小众占优，即所谓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走向极端化的时代。面对西方近代崛起文明中的欧洲虚无主义、多元化极端个人主义、绝对毕达哥拉斯数学数字神秘主义和极端技术工程理性主义、完全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的技术社会，工具理性，到孔德之西方的“个体反抗种群”，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到罗尔斯的《正义论》统统不无忧心忡忡，对西方文明的所谓长治久安，表现出了极大的焦虑感、无助感。而当代中国却在道路轨迹和思想意识上，出现数十年的重大变轨，形成急速地不可控的同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被马克思称之为精致化的野蛮之路相趋同，寻求最大限度地与之接轨。

　　复兴论进一步发展到醒狮论。然而，秘书党们的历史穿越和理论修养，从哲学到美学，从史学到文学，从理论到科学，甚至单单就是修辞、文法、逻辑，都出现了非驴非马四不象，正常思维看极为不靠谱的臆造和空门谬误。

　　我们不必过于拘泥于具体文辞和政策，不管究竟是病猫还是变种杂交狮子，从现实矛盾、纠结与瓶颈中跳出来，寻求无字天书的大逻辑，向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圣人伏羲、神农、皇帝、唐尧、虞舜、文王、周公、老子与庄子、孔子与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列子、文子、孙子、鬼谷子等中华伟大的圣贤和诸子百家大贤学习，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范仲淹这等“世间第一流人物”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王安石的治-教-礼政-刑的治国排序这一序贯均衡，以清代大思想家戴震的承继司马迁、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和“正其谊而不谋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把古典中华的学士风骨和伟大的人文传承，同近代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思想家和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马列毛主义进行完美的伟大的结合，完成一次超越爱因斯坦的人类与自然天际的思想实验。

　　屈原有《天问》，柳宗元有《天对》。我们今辈不当逊于古人。

　　天问第一问：如果共产党不再掌握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共和国，即其直接的代表叫做人民政府或曰国家社稷，从经济领域悉数退出，整个国民经济最基本的资源配置，完全交由民间资本做大的无形之手的市场网络，给予基础性的自发调控，那么共产党和共和国还有什么杠杆和手段，对国家与社会，对当前与未来进行治理完成其理政呢?经济基础若统统退回到民营私有经济和国际资本独资、合资占优，共产党和共和国，能够凭借手中的军权，枪杆子和军队，直接治理国家和操控社会么?如果市场货币经济和金融把戏，就可以繁荣国民经济，完成现代化，那革命性的制度推翻岂不是多此一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岂不是无端造势，硬是要剥夺剥夺者?如此这般的私有化把戏，言说毛泽东的新中国创造了制度前提，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岂不是无影无踪，无凭无据?

　　事实上超级维稳，超过国防费用的维稳的劣迹斑斑，完全不可持续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性结果已经彻底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苏东波等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大灾难，已经前导性地诠释了这个问题。可以想象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很长的最终要消灭阶级、消灭贫困，哪怕就是简单地消灭贫困化和制止两极分化的最简单的推理，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李嘉诚现象最具有说服力和鲜明的“震撼力”和说服力。李氏家族富可敌国，尚且没有任何先富带后富之意愿，而是极度转向欧洲。而国人的富有高贵阶层，从裸奔到移民，财产与家人悉数大转移，显示出先富与跑路的必然逻辑轨道，完全没有共富之可能。哪里来的共富逻辑与时间表及其现实的路线图之可能?

　　在我们真理常识的宇宙时空条件下，没有哪个疯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人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可以离开地球的。同样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更大、更富、未来首富，没有最富。资本竞争，资本集中，从而追求富裕是无止境的。这才是资本和财富运动的铁律。个体资本的成长空间是无限大的。人类历史阶级社会几千年从来就没有先富带后富的事实和例证。

　　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循环怪圈就是，新朝开国如汉朝，陆贾和贾谊同汉高祖刘邦，导演了“马上得之而马下治之”的所谓“过秦论”的简单化政治哲学。这个得天下与守天下的所谓政治两分法，甚至自汤武革命、周朝以降，就形成了所谓“逆取与顺守”的基本统治“把戏”：强力取天下后，搞怀柔政策，搞休养生息，谨慎几十年，尔后就会社会急速进入繁荣，出现所谓之治、中兴、甚至于盛世，从几十年到多则 100余年，如唐朝从贞观之治直到开元盛世(公元627到755一百余年)，清朝康乾盛世前后134年左右(康熙执政六十年，乾隆六十年，中间雍正十余年)，但多数朝代，几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所谓的太平世，从据乱世到升平世，伴随着社会的快速繁荣和可见的富裕，甚至就是在盛世期间，就已经开始，迅猛发展出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抢男霸女，甚至无恶不作，其中，经济与社会上很快就会在土地、财货，甚至权势与文化资源的大兼并、大集中、大贪腐之下，形成苛政猛于虎，豪门赛强盗的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这样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反复交替进行的循环怪圈。

　　唯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上接三皇五帝时代的大同世界的大道之行，完成了制度与文化上的彻底颠覆与革命。然而，改开搞的小康私有化大道之隐，其实连孔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都不欲推崇的小人私利之道，又成了特色主义的旗帜。而特别是理论，竟然还把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成创新。最近有文章对党政高级干部推荐书的文章，提出了其价值取向和知识结构问题。上下脱节，历史虚无和现代虚无可见多么令人发指。而精英们竟然浑然不觉，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第二问，混合经济既不会出现国退民进，也不会民退国进，被御用经济学家，叫做共赢、包容性增长，成就阴阳大裂变，死生齐一，世间共患难。仿佛颇有些庄子的齐物论和张载的“民胞物与”之境界和博大胸怀。放开所有国家战略行业，以任民营资本和外企自由进入，甚至通过PIPE，激活中国资本市场，更加做大国家混合经济资产，国家、社会、个人乃至全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岂不美好?百分之五十一国家政府控股，既安全，又能放大国家资产，何乐而不为?

　　然而，经济安全，军事国防安全，金融安全，文化教育安全等等遵循的都是同样的逻辑。近代中国恶梦，刚刚被毛主席老人家统帅、整合的第一代现代中华英魂与圣贤，彻底粉碎。我们花了二十三年的在夹缝中生存的浴血奋战，又花了三年同武装到牙齿的16国联军奋战，赢得抗美援朝胜利，才送走了近代噩梦，才走上了和平建国发展之路，过上独立自主的好日子，就将如此艰难的苦难辉煌忘却得一干二净。

　　近代中国，国土形状是一个大桑叶型，整个一个完美的元宝形状，共有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列强们不就是由最初的从周边国与边疆地区(西藏，云南，新疆，东北，广东等沿海与沿江)蚕食，慢慢推进，直到最后变成了完全的鲸吞和霸占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上海成了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民国蒋家王朝期间，连现代最时髦的期货，金融衍生品和廉价货币的虚拟经济的所有玩艺，都是不但应有尽有，而且不落后于西方。蒋介石就是上海滩上的经纪人和操盘手。但结果如何?钢年产几万吨，现代工业不足10%，重工业几乎为零。列强们不但拿走了近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从海关到内河航线，从资源到产业，从贸易到金融，从教育到文化，从制度到舆论，甚至包括宗教即所谓良心信仰，完全掌握了旧中国。中国是事实上的次级殖民地，比殖民地还要等而下之的近乎于被开除球籍的国度。

　　混合经济的英文为Mixed Economy。在后凯恩斯主义的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体系中，实为当代欧美一流的经济学家，面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效率(速度)到福利(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卓越成就，在西方旧有市场经济古典经济学体系完全失败，不得不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之下，同时通过国有化和计划宏观调控，而抑制和治疗传统资本主义，从而创造出了西方版的混合经济这一概念，并期望社会与经济出现两种制度的合流，即所谓的东西方趋同论。

　　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混合经济是一种历史进步，而当今中国的混合经济又是为哪般呢?基尼系数已经接近美国，两极分化、党群干群犹如水火，社会撕裂、对立，已成裂变之势，整个社会诚信陷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谷底，国有资产在抓大放小、改制、资本运作、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等温水煮青蛙中，已经数次大留血、大搬家、大转移、大分赃，在如此的私有化处于进攻之下，混合经济到底如何能够避免成为国有资产与公共经济的最后分光吃净的虎夺与狼抢，成为大资本财团与国际资本的资产代理商的最后金融绞杀战?

　　金正日都懂得生产资料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支点，而那些号称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戏子政客们，竟然不懂得经济基础改变迟早变更一切的历史规律。蚕食、兼并、交叉控股，直至垄断控股，这就是资本的铁定逻辑和运营轨道。

　　蚕食而后必然是鲸吞。

　　第三追问：三十余年的被一度称之为盛世欢歌，历史上最好时期的改开搞，近年血淋林的杀开一条血路，又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其说法已经不再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之类的帕累托最优了，而是所谓的好吃的肉早已吃光，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了。

　　那么人们人民不尽难于理解，不得不反思，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从上到下都是在始终找硬骨头在啃：平整土地，营造梯田，建成八万六千余座大中型水库，靠工农剪刀差和全民勒紧裤腰带，成就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辉煌，一举彻底逆转中华近代堕落、黑暗和愚昧，完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最基础的工程与建设。不是说崩溃边缘吗?不是十年浩劫吗?不是极左路线吗?人世间大道天理，逻辑自然，谁能告诉世人，除了高压下的奴隶主、贵族荣华富贵和军事独裁下的穷兵黩武，由路线错了，浩劫与黑暗之下的人均社会发展指标跨越式地走向中等发达国家，而国民经济同时又创造出啃硬骨头的现代化奇迹来?

　　人民更进一步追问，一切资源、平台、权力，甚至起初的公众舆论和民心向背，真理理性悉数在握的当代精英，权贵们手中，尔等把前人、前辈、前代的一切打翻在地，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搞了几十年的改开搞，竟然始终是在吃肥肉，不肯啃骨头，那就是不打自诏，所谓的特别是始终是在以让利，分赃，撒钱的方式，避开硬仗和真作为，投机取巧，巧取豪夺，贪天之功。世间有如此不要脸的强词夺理和恬不知耻吗?难道果真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有理，永远有理”?

　　任何个人、组织、集团、民族、政党、国家、社会，甚至国际社会与大千世界，不怕犯错误，走弯路，陷困境，哪怕是灾难，就怕文过饰非，胡搅蛮缠，死不讲理，无耻之耻，无耻之极也。

　　追问之四：法不禁止即可为，法不授权不可为。法是一种硬性的滞后的社会强制手段。中国自古并始终是礼治、道治、德治加法治的国家。成文法不可能囊括和涵盖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法所调解、制动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因此，法应与习俗、传统、人伦，同一切文化传承、社会道德与精神追求，同社会政策、单位和地区等等的制度性，非制度性，刚性与柔性的东西紧密结合。法不禁止即可为，属于司法与法律体系语言系统。仅仅是对犯罪、设防示意具有相对意义。不可以超出这个界限，在任意领域，特别是文化和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应该以更高尚，更向上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为标准和驱动。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以来，商业领域和贸易经济，恰恰搞了一个所谓的经济例外论。这样，其法律底线就事实上成为了其无恶不作的最低逃避门槛。

　　在大量的经济、社会、人文、文化领域，法不可能处处进入和加以设防。人们的市场、产业、社会与文化行为，是要受制于价值取向、人伦操守、文明习俗，甚至单单就是良心认知的制约的。一个政党、国家、社会集团的领袖，除非是黑帮头目，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可能鼓动法不禁止即可为。

　　关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说。当时是在运动之中，旨在鼓励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当社会政治处于必须形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境遇时，才可以推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对于法无授权不可为，似乎是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但这无论是从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角度看，其从共和国的人民公仆的最基本的为人民服务，最高境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角度看，都是处于极端右翼的说法，没有任何合理有效的引导价值。

　　领袖与首脑，不能从本专业的狭隘定势和学科教条出发。杰出的管理者，必须是通才、大家和具有穿透力的思想家与理论家。不要充斥着理论矮子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低级、庸俗的宣传口号和乱七八糟的伪命题。

　　党政军高级领导的知识结构、理论修养、价值取向、政治操守、思想功底、学习态度等等，是构成领袖人才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领袖和首脑，必须深思熟虑，必须科学严谨，必须谨言慎行。所谓大学不是帝王之学，所谓大学更不是帝王师之学。所谓大学者，领袖之学也。领袖不是真龙天子，但却必须做到高于普通人的慎独。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经济、宪政社会框架之下，只能和必须是“三要三不要”。一切搞阴谋诡计，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等等，都最终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

　　环顾当今世界，战略高手奇缺无比。在当今国际世界舞台上，恐怕只有普京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国际战略博弈政治家。一切炎黄子孙，真正忧国忧民的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无不心急如焚。当今中国从综合角度看，实在是处于上苍不多见的可以操盘的战略境遇下，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在期待着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的充满魅力和雄浑伟大舵手与统帅横空出世。

　　记住，那是整个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是逆转世界和全球的时代，是伟大的第一代领袖集团和所有的国人先辈，亲手创造的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所仅见的，世界上一切大国历史长河中所少有的伟大的时代。它既不可能被尘封，更不可能被少数一小撮所谓的精英所妖魔化。荣格的民族历史记忆，是一切民族和国家最深层的联络脉动和灵魂脉动。只有历史小丑，才可笑不自量的对大时代和空前民族英雄评头品足。历史是无情的，人民是善良的，但历史和人民，包括他们最伟大的领袖是不容被玷污的。向山东人民，河北人民，河南人民，深圳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清明节缅怀毛主席的人民大众致敬!人民是历史和国家的脊梁与主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说的是大仁政。第一代领袖集团的毛泽东时代是世间伟大的人民主权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