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有水快流”与中国“矿难”

胡耀邦的“有水快流”与中国“矿难”

-- “矿难”增加是胡耀邦“有水快流”政策的成本

【阿早按： 原来这个胡乱邦除了把西藏新疆的安全和谐搞垮之外还是中国矿难跟破坏环境的祖宗！这个混蛋胡耀邦可说是乱邦之最。当年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混球在76年非法政变之后把毛泽东的跟随者以百万计的清洗个一干二净，招降纳叛，这个乱邦混蛋就这样“廖化作先锋”般的被沐猴而冠了！

“采煤工的生命，是“有水快流”政策的成本，是矿主高效益的“小小投入”，是私人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体现。有些矿主在出矿难后，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甚至爆破坑道使救援无法进行，都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拒绝采取救援措施不是没有人性，而是因为救援工作本身属于“投入大收益少”的行为，因为每个死人只要区区2万元就可以打发了，而旷日持久的救援工作不仅费用浩大，而且救援效果通常不是很好，如果不幸救出几个重伤员，就严重不符合矿主利益了，庞大的医疗费用甚至有可能导致矿主破产。爆破坑道之后，只要死者亲友中间没有人知道并竭力索赔，2万元的死亡赔偿也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作者：老田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有制造政绩的压力。为了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华国锋强，胡耀邦使用了特别手段，最卓有成效的一招就叫：有水快流。

“有水快流”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放弃对环境保护和劳动安全的最低限制，每个地区每一任官长，都根据这个政策去寻求发展经济出政绩的方子。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许多根本不符合环境保护政策的小企业，就这样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投产了。根据成本计算，5000吨以下的小造纸厂，只要运行环保设备就必定要亏本，但是在“有水快流”的时代，这个根本就不受限制。淮河的污染就是与流域内大量小造纸厂的兴起过程同步发展的，朱鎔基任上国家投资600个亿搞“淮河治污”工程，就是胡耀邦留给朱鎔基的政策成本之一。朱鎔基先生也是政绩包装的高手，他在任上成功地动用了数百亿资金，扶持各地挖了大量污水池以积蓄污水，在根本不触动“有水快流”政策各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在媒体记者的大力帮助之下，成功地做完了许多个政绩工程，并拉动GDP年上涨若干。今年的大雨虽然已经暴露了淮河治污的“十年之丑”，但是在任总理已经不姓朱了，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已经成功地留给后人了。最近人们又在淮河边上发现了“癌症村”，很显然癌症发病率上升也是有助于拉动医疗产业GDP上升的，就像某著名经济学家说洪水过后的重建，会拉动GDP增加若干个百分点一样。

“有水快流”政策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对矿产资源的加速“开发”，陕北地区的大量私人油井，遍布全国各地的小煤窑，就是这个政策的巨大成效。私人低成本开发矿产，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确实非同凡响，大寨大队最初就是依靠矿产资源开发，迅速使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的，这个政策是造就改革开放让农民富起来的强有力证明之一。

通常一个国有矿产企业的投产，事先需要对矿脉资源进行初步勘探，摸清蕴藏量和矿脉走向，弄清楚地质条件和安全生产投入要求，然后再根据可能的地质储量去决定年产量和生产投资规模，这样一个过程要求大量的前期信息投入，不是私人和地方政府愿意承担的。而且即便是这样的话，开采一吨煤也要牺牲一点五至两吨的地质储量，私人小煤窑开采的时候，只要知道某个地方有煤就可以开始挖，根本不用计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开采比例，通常是开采一吨煤牺牲3－5吨储量。

至于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由于与矿主的利益最大化相矛盾，也不符合“有水快流”政策，就成为不需要的了，即便是国有矿产企业，也出于成本考虑大量雇佣没有结果安全训练的农民工，所以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采煤工的生命，是“有水快流”政策的成本，是矿主高效益的“小小投入”，是私人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体现。有些矿主在出矿难后，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甚至爆破坑道使救援无法进行，都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拒绝采取救援措施不是没有人性，而是因为救援工作本身属于“投入大收益少”的行为，因为每个死人只要区区2万元就可以打发了，而旷日持久的救援工作不仅费用浩大，而且救援效果通常不是很好，如果不幸救出几个重伤员，就严重不符合矿主利益了，庞大的医疗费用甚至有可能导致矿主破产。爆破坑道之后，只要死者亲友中间没有人知道并竭力索赔，2万元的死亡赔偿也是可以节省下来的，只要是按照经济规律去考虑问题，就能够很容易把利害关系算清楚，不是于什么“责任心”和“人性本恶”问题。经常看见有中央批示要抢救什么的，本质上就是要地方和企业违犯经济规律办事。

实际上“有水快流”政策，也有不好的方面，一个矿脉被许多人同时进行开发，虽然浪费了一些资源，这还是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许多人同时进行开发，常常导致开采量与下游的加工能力不匹配。如果下游加工能力有限，就会造成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不利于“快流”政策的兑现。市场供求关系失衡，高度影响矿主的实际收益，宏观规模控制工作确实需要，因为“快流”政策下政府往往拒绝进行政策调节，或者政策调节常常无法收到效果，这个时候就需要“黑社会”来出面解决问题了。江西和辽宁的一些重要矿山，都曾经报道过“黑社会”使用武力垄断矿产资源的开采和收购环节，帮助实现市场均衡和价格控制。这个时候“黑社会”主要就针对矿主，而不是“矿工”了，他们需要对矿主的经营行为实施强有力的引导和干预，否则就无法改善市场供求平衡关系。由于黑社会没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和正当程序，就只有使用单一的人身安全威胁作为管理手段，黑社会老大既然接管了部分政府调节经济的功能，也只有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他们常常是这样办事的：如果你不停招呼、老子叫人做了你。

如果没有黑社会老大们的辛勤工作，估计有些地方“有水快流”政策就要难以收到成效了，因为大家都参与恶性竞争的后果，必然是由开采条件最好的一个矿主成本决定市场价格，多数人有破产的危险。如果没有几个矿主被黑社会斩首，估计威信不一定建立得起来，管理和调节就无法实施。根据北大教授张维迎先生的苦心和爱意，张维迎和樊纲主张“政府必须退出市场”的一贯立场，大家也要善待黑社会老大，想想他们也是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

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