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学问，会因知识分子的人品不好，使其高深程度与对社会的贡献成反比、而与危害却成正比。也就是说，人品不怎么样的知识分子，学问越大对社会的贡献越小，危害反而越大。相比之下，文化不高的工农和百姓，反倒很少危害社会。特别在知识分子掌握一定权力之后，更是如此。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不对;说“学识越高越精明”，也不对。知识是能力，不是品德。刀快不但好砍柴，还好杀人。

　　当年的中国革命，曾因大知识分子掌握过党的最高领导权，才使革命进程变得忽左忽右，反复摇摆，异常曲折。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教训，毛泽东才把知识分子排在“老九”，时刻要求他们不要骄傲，不要动摇，夹起尾巴，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的洗礼与改造。也许正因为有过这样的过去，文革过后，一些知识分子才掀起了“倒毛思潮”,只是没得到广大百姓的响应。百姓心里有杆秤：中国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乌烟四起瘴气飘旋，富了还能不仁，甚至越富越不仁。道理很简单，不再讲究思想觉悟了，社会道德也就那么回事了。

　　改革开放，把发展变成了硬道理，而发展又离不开知识和学问。于是，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知识和学问成了发展动力，知识分子成了劳动人民的主力军。这并没有错，但又不完全对。如果忽视了对知识分子人品与德行的审视，放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要求，只看学历和文凭，只看学位和成果，就会变任人唯贤为任人唯才，也可能把人品和德行不怎么样的知识分子，捧为所谓的社会精英。

　　正是这样的所谓“精英”，为民则谋私利己，大发横财;为官则贪污腐化，祸国殃民。想想看，商场中的的假冒伪劣、食品中的有害添加、建筑中的豆腐渣工程、文物中的弄虚作假，学术中的东抄西骗，哪个不是知识和学问在推动?再想想，官场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相互呼应，有令不止变本加厉，偷税漏税合谋分赃，哪个不是智商和学问在支撑?更可怕的是，一些高智商的所谓精英，还通过论述和舌辩，鼓噪假说，献计献策，稍不注意就会中计中邪，误国误民。

　　正因为在组织路线和择人任官中，强化了才能素养，消弱了党性标准，才使得鱼目混珠，贪污成性，腐败成风，屡治屡犯，层出不穷。

　　更加严重的是现时的教育，正在继续培养这种利己精英的后备军。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他的话顿时语惊四座。与会嘉宾纷纷将他的话贴上微博，并迅速被转发3.5万次。

　　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更是惊呼：“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并指出：“当前，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的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大学的危机，既有思想危机，也有结构性和质量上的危机。”

　　这次“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还总结出当前中国教育的五重危机。即：

　　第一重危机，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生存危机的挑战，而各国的大学对此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或者熟视无睹，既不能从理论上又不能从实践上提出任何化解这些危机的根本性的对策。

　　第二重危机，面临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终身学习和“非学校化社会”已经或隐或现地展现出来。大学究竟是什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大学生又将怎样学习?这些都有待人们去探讨，用比尔•盖茨的话说“也许将来大学会变革得面目全非”，当下的高校还没有拿出对策。

　　第三重危机，功利主义的专业化教育，导致学生素质严重下降，学术视野短浅，尤其在国内高校，不仅出现不了大师，甚至还难于承担从事综合性大科学的研究之任。

　　第四重危机，学风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盛行，虽然技术成果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却少有根本的突破。

　　第五重危机，在追求“一流大学”的“一片喧哗”声驱使下，追求豪华成风，大楼宾馆林立，教育成本剧增，债台高筑，纳税人不堪重负，学费年年攀升。

　　难怪贪官污吏除不尽，发展离不开利己精英。难怪利己精英总新生，现时的教育使其后继有人。

　　看来，毛泽东制定的教育方针不敢再提了，那就该有新的说法，不能总留着这一“理论”上的漏洞。

　　不补丁漏洞，会中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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