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现状需要央行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但央行由于受困于内外双环境，货币政策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所以央行日前表示暂不降准。央行的货币政策目前越来越局限于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而在一般性工具中又偏重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表面上看，这些货币政策更具灵活性，事实上却缺乏针对性、有效性，虽然央行力图建立一个“笼子”以管住货币总量，完成“稳币值、促增长”的目标，但由于缺乏选择性政策工具的配合，不能有针对性地约束房地产、地方债、影子银行等问题，所以国内信贷风险不断抬高，促进经济增长的难度也不断加大。

　　存款准备金、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的三大法宝，就存款准备金率来说，从2011年3月以后，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在20%以上，长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明显，应该适当降准稳定经济，可是央行为什么不降准呢?因为从总量上来看，当前市场的货币供应与信贷规模似乎是合理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于历史高位，货币供应与信贷规模为何会保持合理呢?

　　首先，外汇占款导致国内基础货币长期高速增长。为稳定币值，央行采取强制性结汇措施，在长期双顺差条件下，无条件无限制买入外汇，造成了基础货币投放过度，以美元为主的外汇流入成为国内基础货币高投放的主因。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向世界汲取高科技、先进管理经验与引入高端人才等，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核心，再以先进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但中国在长期双顺差情况下，依然注重货币资本引入，这使美元等纸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积极套取中国的市场、资源、商品、人才、利差、汇差等，以至于中国累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截至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82万亿美元，这是央行货币笼子始终关不住的首要原因，也造成了中国巨额的铸币税损失，这说明中国的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严重问题，强制性结汇存在的漏洞已经被美元等国际货币充分利用，进而导致了中国很严重的货币错配问题。

　　其次，影子银行扩张了信贷规模。大型金融机构三年来的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在20%以上，按货币银行学的原理来说，这会约束商业银行的货币乘数，限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但是商业银行采用创新影子银行的办法，变相揽存并扩大信贷规模，用杠杆化进程积极应对央行的紧缩政策。社科院发布的《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3》显示，采用最窄口径，截至2013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按官方数据统计达到14.6万亿元，如果按市场数据统计则达到20.5万亿元，前者占GDP的29%、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1%，后者占GDP的40%、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6%。前几年，国内出现高通胀，央行连续提准，却依然无法限制通胀的高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大力发展影子银行，扩大了信贷规模，抵消了提准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外汇的大量涌入以及国内影子银行的规模性发展，对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与信贷规模起到了支持作用，当然，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货币政策也对货币供应与信贷总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量上的合理不等于结构上的合理，国内基础货币的生成以及信贷结构都存在严重问题，外汇的大量涌入尤其是热钱的长期涌入，打乱了国内的经济秩序，这使人民币汇率以及国内不动产价格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影子银行的发展也使房地产到地方债的困境迟迟无法解决，这两个因素不仅将准备金率的调整空间限制了，而且从国内总的货币政策上来看，不管是价格工具还是数量工具都已被钳制，利率等手段都进退维谷。

　　政府目前主动寻求经济降温，调整结构促经济转型，但事实上却难以解决国内最棘手的一些经济问题。譬如房地产：去年房地产贷款余额增19.1%，达14.61万亿元，全年新增房地产贷款2.34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近三成，2013年土地出让收入总额为4.1万亿元，创历史最高记录。可见地方政府继续奉行GDP主义，继续走土地财政路线，房地产是成就各地方GDP的功臣，房地产价格一旦下滑、销售额下降，各地方政府就会叫苦连天，凸显了地方债的困局，所以在经济下滑较快时期央行也不敢轻易降低利率，因为任何有利于信贷扩张的政策，都会率先导致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促成房地产高泡沫，因此利率与准备金率等在房地产价格面前是战战兢兢的，在房地产价格没有合理回落之前，利率与准备金率等于被迫关闭了调降大门，这对其他行业来说很不公平。

　　当前，央行过于依赖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手段，甚至夸大了这些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央行也增加了某些货币政策工具，试图增强点对点的管理，但效果不明显，这使央行货币政策缺乏针对性，无法兼顾质与量，难以处理面与点的关系，难以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目标配套，而在一些补充性工具的使用上，如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与道义劝说等，也难见效果，所以央行应该加大一些选择性工具的使用，实施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如适当加强不动产信用控制，降低消费者信用控制，降低证券市场信用控制等，积极调整人民币资产价格的合理性，改变不合理的信贷结构，降低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合理有序健康发展。(本文写于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