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开过了，代表委员畅谈国是，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又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提问。国家统计局的局长也公开说，我国的经济在世界上“独领风骚”。给人的印象是，经济形势大好，似乎可以安稳地睡个大觉，怡弄儿孙了。而我这个在国家计委（发改委）工作了四十年的老经济工作者，却没有这种闲情逸致，而是有点忧心忡忡，认为形势严峻，主要有以下四个大问题难以释怀。上个月即想到这些问题，因故没有动笔。现在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许多学者的评论也未涉及，或者涉及了也论而不详，因此认为写出来为时尚不算晚，以就教于行家，并提请官方注意。四个大问题是： 一、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增速下降）的压力，能遏制得住吗？ 二、强调改善民生，为什么老百姓却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了？ 三、宣布物价稳定，为什么一再突破世界公认的通货膨胀标准？ 四、中国的债务，真的如官方所说没有风险了吗？ 对这些问题且初步分析如下。 一、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能遏制制得住吗？ 新闻记者一般都是比较敏感的，他们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中国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实际上外国媒体早就有这样的评价。为要了解一下经济下行的状况，且先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3-2007年五年中国的GDP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以后除2010年超过10%以外，各年均在10%以下，呈逐年下降态势。如2011年为9.3%，2012年为7.8%，2013年为7.7%，2014年计划为7.5%。因此，国内外提出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问题，是实际存在的。 现在要研究的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能遏制得住吗？这就要分析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三驾马车”的状况。 首先，看投资。不仅要看投资的绝对额，更主要看投资率，即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这个投资率，说明一年的生产成果有多少用于生产建设。历史数据表明，投资率在30%以下，比较正常。2006年达到50.9%，2007年为51.7%，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国为了阻止经济下滑，就拚命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率，当年达到55%，以后不断提高。2009年为65.9%，2010年为62.7%。2011年为65.8%，2012年高达72.1%，2013年进一步上升为76.7%。这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目前投资率偏高，有三大危害：一是会助长产能过剩。现在反对审批，提倡“看不见的手”，地方和企业有投资决策权，他们会继续投资于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工信部说全国24个行业有21个行业产能过剩，他们怎么知道哪个行业产能不过剩？二是对当前经济，挤了消费，因为投资与消费是一对矛盾，此长必然彼消；三是对今后经济发展，不断地扩大投资，又为下次危机准备条件。马克思说：“危机往往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资本论》第二卷第207页） 其次，看出口。我国的西化派极力主张搞外向型经济。我国的外贸依存率，1978年以前不到10%，说明我国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的。2011年高达54.6%，2012年有所下降，仍为47%，大大超过美国和日本这两个贸易大国20%左右的水平，名为外向型经济，实为殖民地型经济。 199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曾达44.4%，对GDP的拉动为4.2%。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都搞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净出口的作用大为下降，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8.8%，对GDP的拉动下降为0.9%。到2012年二者都是负数，即分别为-2.2%和-0.2%，即对经济起促退作用。 最后，再看消费。西方国家如美国的统计设置了一个“个人消费率”指标，表示在GDP中用于个人消费的份额。这个指标非常醒目，非常适用。多年来美国的“个人消费率”稳定在70%左右，这表明美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内需，即主要靠个人消费拉动。 我国的统计指标把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混在一起，叫最终消费支出。这样，往往造成一种错觉，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越大，似乎比例就合理了。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在介绍2013年经济运行情况时说，去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0%，以示我国经济好转了。记者们和不常接触统计数字的经济学家，一下被蒙了，以为我国的经济已经是靠消费拉动了。其实，并不是这样。最终消费中，有很大一块是政府消费（包括“三公消费”，即公费旅游、公费出国、公费吃喝在内）一般占GDP的15%左右（外国一般不到10%），这个比例应当尽量压缩。剩下的35%才是居民消费（即相当美国的个人消费，他们占70%），应当大大扩张。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居民消费率在不断缩小，由50%缩小至40%，再缩小至30%。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的居民消费率为35.7%，这个数字值得怀疑。前面说过，投资率与消费率变化是此长彼消的。但现在的统计数字却是：在近六年间，投资率上升了二十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率却稳定在百分之三十几，这怎么可能呢？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要遏制经济下行的压力，可以说走投无路了。再扩大投资规模吗？把投资率再提高到80-90%，对当前经济不怕崩盘吗？对今后的经济不是安放定时炸弹吗？再增加出口吗？整个世界经济危机没有过去，西方媒体估计几个大国还将长期在低速中运行。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净出口对GDP的拉动是个负数，硬要扩大出口，只会把这个拖后腿的负数增大。再增加消费吗？靠财政提高工资，一是赤字已经很大，二是财政是第二次分配，主要限于提高公务员工资，对提高居民消费率作用有限。靠第一次分配增加劳动者的报酬吗，现在企业基本上私有化了，资本家怎么会愿意吐出已经进口的肥肉（利润），来增加工人的工资？官方不是也已经宣布，政府不要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吗，此路又走不通了。因此，现在政府遏制经济下行的压力，“三驾马车”都无能为力了。 国外对中国经济下行甚为担忧。德国商业银行专家说，中国正在信贷问题（中国的投资总额靠银行信贷的比重在1/5左右）上走钢丝，外界对于中国信贷市场崩溃的忧虑大大增加。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师对德新社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大规模信贷的基础之上，狂欢之后，接踵而来的可能是一场悲剧。瑞信银行分析师说，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从目前的7.7%下跌到5%，对世界经济将是巨大冲击。世界银行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被削去近一半。（其实世界银行早在2013年3月在《2030年的中国》一书中，就预测中国的GDP将下降到5%左右的水平。该书第8页）国外对中国经济下行的估计如此，我对经济下行的分析已如上述。哪位行家还有什么遏制经济下行的妙计，我愿洗耳恭听。 二、强调改善民生，为什么老百姓却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了？ 1、先看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 我们的官方一再强调改善民生，宣称增进人民的福祉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实际上官方政策执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一些学者说这个数字偏低，统计局长马建堂辩护说不低。基尼系数0.473说明什么问题呢？ 众所周知，基尼系数这是一个中性指标，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在0.2以下，反映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0.4以上，过于不平均，可能出现社会动乱。 早在多年前国外就议论过中国的基尼系数。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布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国家统计局的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日本（同年基尼系数为0.249）、韩国（同年为0.318）、及印度（为0.325）。事实上，它已接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前几年情况就已如此，于今恐怕更加严峻了。 2、老百姓的绝对贫困化 所谓绝对贫困化，是指老百姓的生活比过去更加难艰了。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从2001年到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世界银行另有资料表明，美国5%的富人，拥有50%的财富。而中国1%的富人，拥有70%的财富。这就是说，当前的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富裕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走在世界的最前面，生活在底层的这些老百姓绝对贫困化了。 我们且看看中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中国的国家统计局2012年以前有《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统计，国务院扶贫办设计了贫困线标准，如2000年为年人均纯收入为625元，2012年提高到2300元，这两年农村贫困人口相应为3209万人和12238万人。因标准太低，是自欺欺人，谁都不相信这些数字。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中国统计摘要》中，乾脆取消了这项统计，没有这张表了。 中国到底有多少穷人？十年前世界银行曾经按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计算，估算了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6.6%，贫困人口绝对数为21400万人。《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文章说，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有18%的人口每天生活费支出不足一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对数为23500万人。还说，“在都市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发现穷人。”该文最后说，“过度的贫富差距是革命的温床。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因贫困阶级暴动而灭亡，中共革命成功也同样得益于当时社会的严重贫富不均的状况。看来中国的新富阶级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 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也提高了，现在的规定是每人每天生活费为2.5美元。按照这个标准，2011年脱贫的生活费全年应达5767元（当年汇率为1美元合人民币6.32元）。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6.56亿农民的年消费支出为5221元，比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要少546元。这也就是说，中国全体农民没有脱贫。世界银行的这个贫困线标准，适用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这些贫困国家和地区，运用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难道说不合适吗？ 农民的贫困状态如此，城市贫民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呢？《明报》记者的文章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但就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五环内的闹市区仍盘踞近50个大大小小的‘贫民窟’”。这里住的是失去土地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原有的村庄被快速扩张的城市吞没，他们只能与城市贫民一起，聚居在这些都市棚户区（贫民窟）。位于北京市三环内的化石营村，与国贸、央视新楼等鳞次栉比的中心商务区仅一街之隔。但这里是简陋的水泥屋、狭窄的街道、低垂的电线，还有遍地的垃圾和公厕中传出的恶臭。一对河南来的农民夫妇蜗居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简易平房中，月租800元，条件是没有家里好。家里原本有5亩地，政府建公路征用3亩，仅补偿3000元，剩下的两亩地养不活三口人，只好来这里。老头蹬非法三轮，月收入最好也不过1500元，如果被城管抓到，三轮被没收，还要罚款一二百元不等。老两口每天就吃10元钱，老太婆往往一天只吃一碗稀饭，省点儿给老头吃。还有检破烂的贫民，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但他们认为也比在农村好。这些人就是城里的穷人。 3、老百姓相对贫困化的问题 所谓相对贫困化，就是在社会财富或GDP总额中，与富裕阶级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同时，穷老百姓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十年前中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贫穷家庭占占全部居民财产的比重仅为1.4%，贫富收入的差距为32.1倍。现在这种状况更加恶化。 1978年洋跃进时，投资挤了消费，居民消费率（在居民中穷老百姓占多数）由50%以上下降至48.8%。以后这个比重由“六五”时期前后的50%多一点，不断下降，到“十五”计划期末没有完成原定要求达到50%的目标，2005年只占38.9%。我曾两次上书国家计委和中央，建议“十一五”计划应着力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几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承诺，宁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把居民消费率搞上去。但以后实际上比例在逐年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居民消费率为35.7%（2013年数字还没有公布）。在投资率不断上升的同时，这个比率却稳定不变，值得怀疑。即使如此，把改善民生喊得高唱入云，目前的居民消费率却比华国锋洋跃进时代的48.8%，要低十几个百分点，而人口增加了3.9亿，老百姓分享的蛋糕却小了，说明他们越来越相对贫困化了。 三、宣布物价稳定，为什么一再突破世界公认的通货膨胀标准？ 去年，还有三十多年来，一贯突破世界公认的通货膨胀标准，我们的官方为什么还硬说我国的物价稳定？ 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官方和他们所豢养的精英学者要竭力为自己辩护，本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如果承认有通货膨胀，岂不是政绩要打折扣了吗？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去年我国的物价平稳。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说，去年消费物价指数控制在2.6%，与经济增长7.7%相搭配，在全球恐怕也是独领风骚。事情有这么美妙吗？ 现在处在科技发达、互联网时代，领导者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已经不行了。2010年世界上主要大国美、日、德、英、法、意等国的中央银行的行长，对通货膨胀的标准达成共识：即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2%，就是通货膨胀。此后世界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都赞成这个标准。2011年台湾的经济部长说，今年台湾的CPI突破2%，我就下台。这还算有自知之明。而我国大大小小的官员却装聋作哑，媒体对群众也封锁消息，这样关起门来，吹嘘“独领风骚”，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他们忘了，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一手遮天，能办得到吗？ 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必须矛以揭露。著名的西化派学者厉以宁，曾污蔑传统经济体制“注定存在”通货膨胀。而著名货币学派学者弗里德曼却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很少通货膨胀”。（弗氏所著《论通货膨胀》，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事实是，从1950年至1980年，前三十年零售物价指数（那时没有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每年只上升1.3%，真是物价平稳极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厉以宁鼓吹“通货膨胀有益论”，事实也确实是一直在闹通货膨胀，且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证。从1978年至2012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至579.7%（参见《2013年中国统计摘要》第87页）。2013年消费物价指数又上升为102.6%。这样，35年共上涨为594.8%，平均每年上涨5.2%，为世界公认的通货膨胀标准的2.6倍。这就是说，这么长时间年年在闹通货膨胀。试问谁能否认这些历史事实和数据？ 通货膨胀对国计民生有害无益。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讲他在美国留学时对通货膨胀的体会，那是掏老百姓的腰包。美国的央行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为了预防通货膨胀，“宁可先打针，不要后吃药。”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疾病，它可以毁掉一个社会。”这些言论值得重视，必须下决心克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标准应当与国际接轨，不要以为群众都是群氓，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自我安慰了。 四、中国的债务，真的如官方所说没有风险了吗？ 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可能是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国家外债余额和外债风险指标资料，认为偿债率、负债率、债务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宣布中国没有外债风险。国家统计局马建堂局长答记者问时，提到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之一是，要解决好债务风险问题，但语焉不详。实际情况是，今年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控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确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看来中央的大官为了过记者关，只谈外债，回避谈内债，这一关是过了，但实际情况这一关并没有过。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中国统计摘要》资料，多年来我国连年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发生赤字，2012年达8502亿元，比上年增加3128亿元。另外，2012年我国的内债余额为76780亿元，相当当年财政收入的65.5%。这些赤字和内债两项合计，共为85285亿元，相当2012财政收入的72.8%。按照会计资产负债表原则，都属于负债。欠这么多的债，却没有引起我们官方的注意。这是中某些西方经济学者散布的“通货膨胀有益论”、“财政赤字无害论”的流毒太深了，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代代相传。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经济学理论，而是败家子理论。 另据有关单位调查研究：国家审计署公布，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款为10.88万亿元。按上半年债务增加的速度估算，当年年末地方债务余款为12.14万亿元。（也有说地方债务达20万亿元的）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目字啊，相当2012年地方财政收入6.1多万亿元的2倍，比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11.721万亿元还要多。欠这么多债，多么大的风险啊！ 欠债怎么还？根据以往经验，无非两手：一是靠地方财政收入。2013年地方卖地收入4.1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60%。这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什么事也不干，要三年时间才能还清这笔12万多亿元的巨大债务。或者说靠地方全部财政收入偿还，几百万地方干部都不吃不喝，要两年时间才能还清，但这怎么可能呢？二是靠银行贷款。国家审计署的资料表明，地方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累计已达8.55万亿元，相当地方政府2012的财政收入的1.4倍。目前商业银行是地方政府最大的债权人。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会冲击商业银行，进而引起全国金融秩序混乱。因此，应当按照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研究提出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对策。避而不谈，或者任其拖下去，有朝一日这个定时炸弹爆发，全国受害，谁负得了这个责任，担得起这个风险？ 我国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除上述四个大问题外，还有环境污染，贪污腐化等诸多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总的根源都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要挖掉这个根子，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另作研究，写大文章，本文就到此结束吧。 （2014年4月9日初稿，14日略作修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