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政党政治属于资产阶级政治学范畴观点，是一个新观点，是否成立，需要进一步讨论。

　　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形式或模式

　　人类的历史自从出现阶级后，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没有变，变的是争夺形式。不论在哪个社会，哪段历史，上升为统治阶级必须具备的一个硬性条件就是组织，组织是统治阶级、统治者的工具。哪个阶级、阶层、集团的组织严密，规模大是构成统治阶级的最重要的前提。而不同的统治阶级会有不同的统治形式。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统治阶级主要靠血缘关系组织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

　　到了封建社会和集权社会，血缘关系成为核心，外围成份社会化，官吏成为巩固政权的一部分。国王、皇帝与官吏的组织关系存在是统治阶级的主要组织手段。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血缘类组织为主的组织方式崩溃，产生了新型的非血缘关系的组织形式政党政治。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党组织就成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主角。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政治与封建社会以前的组织相比，更加组织化和公开化、透明化，更加受民众的制约。封建主义政治与民众的关系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是非规范的，因此其形式往往是暴力式的，如农民起义和宫廷政变。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常规性的、定期性的载舟覆舟，是规范的，如两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

　　我认为，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独有的政治特征，相对于血缘政治学是进步的，但并不是政治学的终结。

　　到了后资本主义和前共产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政治学发生了新变化，一个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同又相区别的所谓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了。那么，如何看待所谓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呢?

　　一般来说，许多人会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有本质不同，而在我看来，一切政党政治的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主角应该是民众，社会主义的组织只能是群众组织，社会主义的专政本质应该是民众专政。当政党组织强于群众组织的情况下，要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创立、继承和发展的政党理论和实践，只能是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评估是很难做的，一个是这种政党政治是否必要，另一个是即使必要，也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需要总结和提高，达到扬弃的目的。这种扬弃的目标，应该是完成由政党政治向群众政治的过渡，只有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才能有条件达到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之前，一切社会形态的统治都是有组织的少数人对无组织的多数人的专政。而社会主义之后，必然与之相反，是有组织的多数群众对少数人的专政。

　　对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形式的观点在网上有过争论，反对者坚守列宁主义，支持者坚守事实，例如痴梦客说“赞同秋石客的观点,政党政治最终都会走向官僚政治或资产阶级政治,任何政党在革命过程中要依靠群众的支持,但当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之后就很自然脱离群众,成为官僚阶级享受革命胜利果实,而真正革命主力军即广大人民群众却被抛在一边,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财力会与官僚阶层勾结,权钱交易,使其脱离无产阶段而投入资产阶段的怀抱,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使政党回到群众中去,取消官僚体制,使政党成为无产阶级不可分的一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取消政党的供养制,使其回到革命时期的组织状态,由人民自发自觉选择能够代表自己的政党,这样才能使无产阶段政党保持不可战胜的青春活力。”

　　二、马、列、斯、毛、邓的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异同

　　马克思的设想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结果，使整个社会阶级简单化了，日益分成两大对抗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政党，一个是无产阶级政党，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为了建立、发展、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制度为目标，无产阶级则是以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建立新的共产主义体系为目标。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会必然激化，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政党政治带资产阶级性质，但他力求脱离政党的独立性，一方面他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不谋求与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期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意在由政党政治形式向阶级统治形式过渡。这种思想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意思应该就是如此。马克思还对各种谋求其他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及其政党提出了批判，主要批评左的布朗基主义和右的蒲鲁东主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并没有提政党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并明确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可见在他心目中组织起来的巴黎工人阶级政治形式是未来新社会的主要政治形式。马克思赞同的是通过选举权、监督和罢免权等手段实现阶级专政而不是政党专政。在我看来，在这方面马克思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还高度评价巴黎公社领导成员低工资政策，因为这是保障领导层的无产阶级地位所必需的措施，也无疑是正确的。

　　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国际后期比较明显，欧洲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纷纷向资产阶级政党政治靠拢，试图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通过政党政治，击败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力争量变到质变，完成前共产主义的理想。这种以和平方式在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范畴内的夺权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完全向资产阶级政治摸式投降，在政党政治范畴内活动，后来被列宁斥责为修正主义。

　　列宁有两个思路不同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内的欧洲马克思主义政党。

　　列宁认为，建立前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政党政治，议会党团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用暴力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

　　列宁认为，无产者要夺得政权，必须学会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斗争，而非法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方式。为达此目地，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具有铁的纪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列宁不是书呆子，他精通政治，熟知历史，知道人类历史的统治权更替的秘密是看谁的组织好，加上理论、方针、政策、路线的正确。一切运转的中心环节是组织的强弱。

　　当然，列宁也担心组织秘密的政党集团领导革命，完成构建推翻旧政权掌握新政权有很大的危险性，正如考茨基、卢森堡、托路莰基等所担心的官僚社会主义形成。列宁为达此新的革命思路，避免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攻击成为现实，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政党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与阶级、群众、集团、领袖的辩证关系。

　　列宁的政党理论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集中层面，第二个是民主层面。

　　对集中层面，列宁认为，群众的利益实现需要一个先进的阶级来完成，阶级的利益和目标需要由一个政党来完成，政党的利益和目标需要一个政治集团来完成，而政治集团的目标需要一个或几个领袖集团完成。在政党体制内，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保障政策的畅通。列宁第一次把群众、阶级、政党、集团、领袖之间的关系有机的联系起来，从理论上为集权制提供了锋利的武器，是前无古人的。应该说列宁是正确的，舍此不能完成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另一个是民主层面。列宁对此层面研究欠全面，没有清晰地描述出群众、阶级、政党、集团、领袖之间民主层面的有机联系，没有解决群众如何制约阶级、阶级如何制约政党、政党如何制约集团、集团如何制约领袖问题，是个严重缺陷。由此造成对民主集中对立统一政体的不完善，为产生特权阶级，形成官僚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当然，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不能刻求列宁。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前，政党处于半地下状态，不可能实施民主层面，又由于他去世过早等原因，决定了他的失误。事实上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并没有止步不前，虽然他没有注意到政党以由地下转为公开，由在野变成执政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该及时解决民主层面的问题，但他还是对集中制的缺失民主会造成官僚制提出严肃警告和批判。特别注意保持政党与劳动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反对经济层面的特权，党内高层是高度重视民主的，对存在的不同意见，总是能耐心的说服，统一认识，从不独裁，以至于被斯大林私下嘲笑。对如何避免无产阶级政党走向反面和官僚资产阶级化，列宁以身作则，不谋取任何私利，并禁止党政官员有任何特殊化等说明，他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如何组建共产党问题上，马尔托夫同列宁有场激烈论战，焦点是入党是否要经过组织批准、马尔托夫以为不需要批准，列宁主张需要，列宁获得了胜利。但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在夺取政权前列宁是正确的话，夺取政权后马尔托夫就成了正确的了。

　　从哲学层面讲，民主与集中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二者不可偏废，民主与集中的作用是辩证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以民主为主导，民主决定集中，在另一种条件下以集中为主，集中决定民主。不解决好民主层面，集中也不可能持久和有效果，全部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搞的不好，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等会成为空话，必然导致旧社会的复辟。遗憾的是，由于列宁的过早去世，这个危及整个共产主义事业成败的大事，被其继承人严重低估了。

　　列宁逝世后，苏共内存在着不同的派系斗争，其中主要是名望高的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主张制约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并反对党内官僚化倾向，与掌实权的主张进一步加强集中并使组织官僚化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斗争，二者都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对于谁来担当苏共的接班人，列宁是颇费心思的。一开始他的确欣赏斯大林，斯大林即年轻又有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斯大林有坚定的革命力场。后来他逐渐发现斯大林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官僚倾向，在普鲁卡斯维亚(列宁夫人)问题上反映最明显，斯大林粗暴地对待列宁夫人，引起列宁的愤怒，不难想象，斯大林对待领袖夫人都如此无礼，何况他人?(很少人知道，斯大林为什么失去理智，深层原因是列宁夫人支持托洛茨基)。以至于列宁给斯大林写绝交信，并在遗嘱中表示对斯大林的不满，希望找到一个各方面都和斯大林一样，但没有官僚倾向的人。这封信给斯大林生前和死后造成很大麻烦，给反对者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武器。在苏共会议上，斯大林被迫交出总书记职位。由于总书记职位并不被托洛茨基等看好，加上无合适人选和多数政治局成员各有打算，惧怕托洛茨基，斯大林的危机很快过去。在苏共内部，堪称政治家的只有斯大林一个，所以十月革命领导人分别被清洗，最终形成以斯大林为领袖的格局。

　　斯大林在政党问题上犯有两个错误，一个是过度集中化而导致的官僚特权化，另一个是严重忽略了阶级、群众的作用，忽略了民主制约层面，甚至把已经存在的群众组织弱化，用政党专政代替阶级专政，用集团政治代替政党政治，用领袖政治代替集团政治。逐渐改变了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严重脱离群众，走到了人民对立面。脱离人民的结果必然被人民所抛弃。

　　不论斯大林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斯大林为了击败老资格的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用经济利益(高工资)和权力(不受群众约束的权力)收买和腐蚀了战斗的共产党，背叛了马克思无产者政党不谋求与无产阶级利益不同利益的原则，背叛了巴黎公社原则，背叛了列宁党内与党外相区别的思想。

　　列宁认为，无论如何，作为共产党人是不能谋取私利的，不能有任何特殊化，要始终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列宁还认为，对管理和建设庞大国家，必须利用一些非共产党人，为了经济建设，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可以诱以利禄官的。斯大林非常聪明地利用了列宁的政策，由只对非共产党人的执政人员政策放大成对所有执政人员以及各级党的领导的政策，赢得了统治阶层的一致拥护。这样，在共产党内，就出现了第一批与人民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统治者、特殊权力阶层。斯大林的这一严格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做法，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但使政党脱离阶级、集团脱离政党、领袖脱离集团的约束，建立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党专制政治制度，而且严重损害了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埋下了失败的最重要的伏笔。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推定斯大林本人及许多苏共领导人本质上就是新的剥削者、压迫者，是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有意为之。因为有大量的事实表明，斯大林是有效地利用特权利益取得高效统治权，并运用这个权力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包括卫国战争胜利在内的惊人成就，尽管从最终结果上这些成就前功尽弃。斯大林的深层问题是他不懂辩证法，导致很多片面性，如后来不承认阶级斗争等问题等。

　　但是，斯大林的功劳再大，他所犯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说他一开始是为了击败托洛茨基等反对派而利用利益法码是可原谅的话，那么在他牢牢掌握大权后，没有见到他采取任何限制、消灭、反对共产党领导层特权化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他用政党政治完全代替了阶级政治，使苏联劳动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全部被共产党包办，苏联人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意识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日趋恶化、弱化，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党内特权势力无限扩大特权并瓦解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时，劳动群众因为没有组织和武装，加上政治意识弱化，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断送了列宁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际上，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斯大林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山祖师爷。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特权阶级否定了斯大林正确的一面，发展了斯大林错误的一面，由一开始扩大特权一直发展到欲壑难平，企图获取更大的好处，最终决定全面肢解国家，解散共产党，瓜分全部公有财产，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变特权地位为官僚资本家，变共产党一党专政为资产阶级多党专政，为子孙后代奠定天堂生活，把广大劳动群众推进地狱之门。

　　到了毛泽东这里，政治学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必须指出，毛泽东的政党思想和列宁主义是相当接近的，他非常赞同列宁的集中层面论述，但他比列宁更加注意了对集中层面的制约。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很早他就防范党的变质问题。夺取政权前他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警告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

　　在建国后，由于种种历史性原因，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共常委中分管军事，主要精力用于朝鲜战争，无时间祥细考虑制度问题，加上美国的敌视新中国政策，结果中国一边倒，学习苏联老大哥，照猫画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一个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国家。在政治上废除了供给制，建立严格的二十多层等级分配制;在经济上建立起僵化的缺少弹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文化上基本没动，和旧中国差不多;在军队，废除了官兵一致法宝，建立军衔制等等。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问题，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不行的，非常不满意特权制度。一九五六年，他退居二线后思考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新道路问题。他的新道路思路是：一方面坚决不走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不搞斯大林那一套缺陷，独立创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在政治层面，毛泽东开始高度重视民主问题，重视党的官僚化问题，他认为共产党不受人民监督是不行的。他想出的最早办法是整风，为此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文，发动党外群众给各级官员提意见，试图用和平方式解决、减少党的特权化、官僚化问题，并力求强化人民群众政治意识，但是他没有成功，由于党内特权阶层基本形成，结果是给党整凤变成了反右，给群众的整风，官僚特权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此时的毛泽东心态如何，很难说好，只能苦笑。

　　在经济层面，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等文章，主张辩证地灵活地运用计划经济概念，缓和了僵化的一面，毛泽东还力求采取大跃进的跳跃性发展解决落后问题，并制定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还重视先集体化、国营化，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积极支持人民公社和人海战术，等等，总之，他初步完成了整体经济学思想，即全国及世界一盘棋，经济问题要和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相联系的思想。政治挂帅、政治是经济的生命线的提出，划清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界线。

　　在文化层面，他提出思想领先，强调爱国意识，注重中华民族自信力的培养，批判《清宫秘史》、批判旧红学等，反对封资修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文化。大规模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等。

　　话又说回来，到了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日益表现出对党内特权官僚化，变修变质腐化堕落的不满，并把问题上升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尖锐地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时的他对党内官僚还抱有期待，依然希望用教育为主的和平方式解决党的脱离人民与群众对立问题。他废除军衔制、要求干部参加劳动、进行中苏论战、降低高干工资、学雷锋、推动样板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发生了官僚集团挑战他本人的状况，官僚和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央的复辟随时会发生。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迫不得已，采用了非正常的、非和平的、自下而上的揭露黑暗面办法，发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用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方式解决党的问题，并以解决党内走资派为重点(不是以解决官僚为重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曾一度想用巴黎公社方式彻底解决问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行群众专政。值得注意的是，当群众发动起来后，由于走资派的不确定性，使斗争的重点变成反官僚特权斗争，这样，迫使党内多数派官僚派联合走资派反对文革，中国出现了内战危险。后来，不但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的毛泽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而放弃革命性方针，改为改良的方针。

　　实行改良的方计，需要同党内官僚派妥协，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种妥协，客观上必须牺牲造反派为标志的新政治力量。因此，必然要制止革命的浪潮，解散群众的组织，收回群众的武装，镇压群众领袖。所谓王、关、戚，所谓五.一六，所谓一打三反，所谓反多中心等是这一方针的体现。这一方针的出台和失控，造成了文化革命理论和思想的混乱，加强了右翼力量，大大削弱了党内左派力量，大大削弱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埋下了文革失败的种子。

　　在文革期间，截止到一九七六年结束，文化大革命是有得有失。

　　所谓得，是指我党找到了一种反修防修的有效方式，毛泽东指望七、八年来一次，积小胜为大胜，积大胜为全胜，通过量变到质变，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从表面上党的特权受到限制，新干部工资没有增加，毛泽东赋予群众的四大武器随时威胁官僚生存，两参一改三结合，打破了官僚的一统天下。吐故纳新，增强了党的纯洁性，指明了共产党保持生命力的途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塞、全国学解放军等压制了党内买办势力，使自力更生方针落实到实处。样板戏领头的文艺革命走向深入，封资修文化得到压制。教育革命初见成果，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学理论、批林批孔、斗私批修等，培养了许多新人。大办民兵师、压缩公检法队伍等，增加了群众专政的可能。社会风气一新，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得到传播，共产主义新人新事不断出现，等等。

　　所谓失，是指党内走资派和官僚派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反而更加团结，解放老干部并不能使他们转变立场。左派内伤很重，站在明处，很易遭到致命攻击。左派与群众联系基本中断，社会基础脆弱。信仰发生危机，整体性革命热情急剧衰退。

　　毛泽东晚年希望党内团结，造反派要支持老干部工作，老干部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实际上团结以不可能，官僚与走资派阶级自为意识日趋明朗，决不甘心失败，决战终将到来。毛泽东死前虽然继续做出了努力，打击官僚和走资派，团结、争取中间派华国锋等，但无济于事。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火拼江青，为官僚与走资派复出扫清了道路。也许这种结果是历史的需要，舍此不能完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生。

　　毛泽东的遗憾在于，正当他有条件改造中共官僚制，解决群众、阶级、政党、集团、领袖辩证关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文化革命成果的时期，年纪以高并在关键时候去世，并没有达到战胜党内腐朽力量，保持党的纯洁性，建成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目的。

　　毛泽东的历史性悲喜剧在于，他即是开国领袖，特权制形成了官僚集团，是官僚集团的总名义头子(这一现象导致自由派的攻击借口)，又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创立者和发动机。他的一生干的两件大事任何一件都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而他却干了两件，是喜剧。文化革命的失败几乎毁灭性打击了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成功，他的两件大事都将成为负面的东西，是悲剧。毛泽东的第一件大事成功，得益于他南征北战的战友及部下，而毛泽东第二件大事的失败恰恰相佐，是遭到了旧日的战友与部下的拼死抗争。而毛泽东两件大事的结果，都源于他对老战友、老部下的一往深情。毛泽东未能区别对待，是决定性失误。既使不能率群众与官僚集团决一死战，彻底打倒，也应该让他们待遇从优、终老山林，而不能放虎归山，委以重任。也许毛泽东有更深层的考虑，他认为关键在于世界观的转变，人性是可改造的。至于谁掌权都一样，用新不如用旧，毛泽东有很深的恋旧情结和辩证思路。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通过高层政变，以毛泽东夫人江青等被逮捕，终结了毛泽东与党内特权阶级的斗争，官僚与走资派大获全胜，毛泽东的政治学被共产党抛弃。

　　邓小平复出后，与毛泽东全面相背离，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本质相同略有区别的灭亡之路。相同之处是以加强共产党领导为名，强化国家机器，剥夺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部权力，略有区别是指前苏联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搞的是封建资本主义，都和马、列、毛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

　　邓小平从政党角度层面，全面恢复发展斯大林赫鲁晓夫那一套，彻底清洗了党内民主势力，完全去取消了群众对政党、政党对集团、集团对领袖的监督。继续反右灭左的思路，无情打击敢于参与政治的左的(文革派)和右的(六四派)群众力量，取消了四大等党外监督权制，取消了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参加管理的权力，成了清一色的官僚、商业和知识精英政治统治。

　　从经济面看，邓小平无限扩大官僚、资本权利阶级的利益，从住房到工资等扩大党内外差别，又通过一系列农改，房改，企改，教改，医改、福利改、外交改革等，官僚买办资本相互勾结，全力瓜分国有和民众财产，到今天，已距前苏联命运只差一步之遥，政党正在变成了私字当头，为资产阶级服务，不顾人民死活的法西斯党。

　　胡锦涛入主中南海后，力主科学发展观与构筑和谐社会，有阻止官僚特权阶级和新自由主义精英瓜分国民财产的意图，有顾及下层民众利益的意图，但实际政策并没有什么有效措施，也可能不到时候，无力对抗改革开放形成的官僚资本文化精英。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还是个未支数。在政党层面，只搞了个保鲜教育，试图挽回党的腐败趋势，但并不见大的成效。至于如何加强民主层面的建设，日前只停留在少量口头上，并没有更大的行动。

　　胡锦涛要挽救这个党，这个国家有可能吗?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理由是按目前特权阶级的力量比毛泽东时期大的多，而胡锦涛又无法与毛泽东的能力相比，故理由不成立。但这些人没有看到另外的层面，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较毛泽东时期强大的多。毛泽东时群众多数人是和官僚特权有感情的，毕竟他们都是老革命，有功劳，所以对立程度是很弱的，多数人成保皇派。而到了今天，由于官僚特权阶级反动性过于暴露，与人民为敌，势成水火，所以在群众层面，今天有很强的制约官僚资本特权强大力量，这个和毛泽东时代不能相比。因此，只要胡锦涛下定决心，政策得力，依靠广大党员和群众，用和平方式清洗党内腐败是完全有可能的。

　　胡锦涛时期，是中共历史上很关键的时期，如推行新政的改革成功，天下不乱而国治，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国之大幸，反之，一旦新政失败，国必大乱无疑，多行不义，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乱与不乱是历史将证明的事，我们不必太担心，现在再回过头来继续讨论政党政治的主题。

　　三、由政党政治向群众政治过渡

　　通过对共运的政党政治历程回顾，我们发现些什么问题呢?有那些值得将未来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格外注意的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个是必须从理论上清算政党政治片面集中的理论，从实践上消灭官僚特权制度。同时，也要警惕无政府主义倾向。

　　二是必须建立辩证的民主与集中有机联系的政党政治理论和实践，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尤其要强调民主，由党的官僚特权专政变为政党专政，先还权于广大党员，然后进一步变政党专政为群众专政。人民大众必须清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千年人民大众处弱势就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未来新式民主的基础是群众的大联合，其力量必须超过任何政党！

　　三是找到过渡的桥，也就是要找到民主集中有机结合的辩证的方法。

　　四是保持相对数量的严格的吐故纳新制度，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党员的入党和提拔命运不仅取决于党组织，也要取决于群众考评。

　　五是总结马克思、列宁特别是毛泽东的政党思想，作为筹建新型的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看不到毛泽东对人类政治学的里程碑式贡献是不行的，真心拥毛的同志应认真研讨毛泽东文革政治学。

　　六是一定要注意逐渐的由政党政治向阶级政治过渡，再由阶级政治（专政）向群众政治（专政）过渡。文革的群众组织林立就是新政治模式的演习，用群众的大联合多数人政治代替少数人的政党政治是未来政治的主要摸式。劳苦大众必须学会也能够学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决不能再次受制于政党。

　　综合起来，马、列、斯、毛为新的政党理论提供了思想的武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以为新的政党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只要大家努力，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阔思路，总会找到更好的政治模式，前途会是一片光明。

　　摘自秋新思潮一书  二零零八年四月五日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