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示：马宾同志由于历史的原因，只记得是农历正月初二生日，属相是虎。他的资料显示1913年或1915年生人，但查阅《万年历》得知，这两个年份的农历都不是虎年，只有1914年农历是虎年。这个虎年的正月初二是1914年1月27日。按这样的推算，他现在已满百岁了。

　　同志们：获悉毛泽东思想学院等民间组织本月内，为我们崇敬的老寿星、继续革命的带路人马宾老庆祝百岁大寿，是心之所向、共同意愿。虽然是正常的举动，却是十分难得的。我在外地不能到场参加活动，该充分地有效地利用好这次济济一堂的大好机会，说说我们久违了的，憋在胸中的心里话，只好书面表达吧!

　　尊敬的革命老前辈马宾同志，1914年1月27日，生于安徽省滁县南关宝塔村，本名张源。小时候读私塾，后来从私塾考入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在无锡孔庙旁边，他在无锡读书时暑期留在无锡住校。因为受到同学影响，每日到图书馆看一本小说，一个月看了二三十本，思想有所变化，不满以至反对学校的老夫子，开始关心时事，参加了一个大字报组，反对“学究”、“夫子”，从而参加了CY组织。1932年——1933年之交的3个月，与几位同学一起，上街宣传抵制日货而被捕，押送到南京司令部拘留所。一个星期后家人送来一床被子和一罐豆腐乳。因为有了被子，一位老共产党员与他共用。他记得这位老党员叫皮留可夫，教他俄文唱俄语《国际歌》，不几天后就被枪毙了。接着来了一位深度近视穿一件缎子夹袍的商人，跟他谈了德国希特勒活动、日本侵略军活动和上海人民活动等国内外的形势。他感觉到这位商人绝不是商人。当时他只看过文艺复兴作品，普罗文学还未沾边。但是他仇恨有钱人，同情穷人。因此他对商人装扮的人没有好感，可是两天后，这位与他同被窝的近视眼跟他讲经商讲读书，还讲起经济学来了。而且讲得很直白，就讲资本主义，讲剩余价值，讲剥削，讲阶级斗争。就这样他在拘留所里接受了马列主义启蒙。

　　有一天，他被提审。后来弄清楚了，审他的人是个叛徒，就是顾顺章、徐锡根那帮人。他们问他：“你年纪很小，你看过这本书没有?”说着从另一个桌子上拿过来一本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他看了看，说没看过。审者说：“这本书讲的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阶级斗争。可是我们中国是大贫小贫，没有阶级。所以在中国搞阶级斗争是不对的。你明白吗?”他说明白。他们就叫他回去想一想。他回到号子里跟那“同窝”说了。同窝告诉他：“你可不能写，什么也不能写!你说你明白，你的意思是明白他们讲的话，而不是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如果你写了‘明白’，他们就说你是同意‘中国是大贫小贫，没有阶级。’你是吗?”后来他们号子里的人都跟这位同窝商量如何对付审问。

　　起初，这个同窝商人被提审，回来什么也不说，后来有一次他被提审，回来带不少罐头。他说叛徒把他认出来了，送给他一些罐头。他本想不要，想了想，还是带回来给大家吃吧!这时，大伙才知道这个商人原来是共产党人陈原道!

　　有一天不知是谁起头全号子唱起了《国际歌》。唱的时候拘留所的头头(据说是所长)打开号子门，问是谁唱的?谁也不吭声。所长又厉声问是谁唱的?一位以强盗犯罪名关押的壮汉站出来说：“大家唱的!”所长又问：“是谁领头唱的?”壮汉向前大跨一步说：“是我领头唱的!”所长知道面前是个强盗犯，直往后退，再不问了，把门锁上溜走了。壮汉转身对大伙说：“你们唱!”大家对这位壮汉非常感谢和敬佩。

　　本来预备那天开的座谈会，改到第二天了。第二天不知哪位难友提议编一个小话剧，由他们号子里的人演出。剧名叫《审判蒋介石》。

　　1932年、1933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同时利用顾顺章、徐锡根等叛徒来指认、搜捕。最早与他同睡的一位(不知道其名字)被宪兵点名后，就把一个金牙摘下来和口袋里一些零钱放在一起，对他说：“我明天可能被枪毙了，留给你们买油条吃吧!”果然，第二天天未亮，外面大汽车响，那人就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出号子门，嘴就被用布团堵上了。这一天大家闷闷不乐。这一切对于马宾这些还不是共产党员的青年等于上了向共产党员学习的“党校”。他不但学会了《国际歌》，还学会了《上海工人们》等革命歌曲。他就是从《国际歌》起，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同时开始学习俄文字母。

　　号子里除了马宾最年轻外，还有一个国民党兵，大概是二十出头。一进号子就喊冤，说他一再交代不是共产党，可还是把他抓来了，送进号子等待枪毙。他口中念念不断：“冤枉，冤枉，我不是共产党!”后来听说未提审就枪毙了。大家对他虽然有争议有看法，却不交谈。

　　进入1933年，似乎枪毙人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们狱中生活也越来越有意思，他们全号子几百人可以一起行动起来。比如，有一天要改善生活吃点锅巴，所长不给，他们就发动每人多吃一两饭，后来只好用锅巴来补充饭量。他们要求家属送菜进来，所长也答应了。这样可以从菜里带来外面的消息，连香烟也可以设法拿进来，没有火就用棉花裹稻草摩擦取火。还有一些互通信息、探听新闻的办法。因为马宾年纪小，只知道共产党们在活动在斗争，而对于陈原道根本不知道他先是河北省，后是上海市的党负责人，不知道他是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青年马宾就是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最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共产党人气质的。后来由于有国民党要人(实际是由我党打入宋美龄身边的地下工作者，比他大两岁的妻子请求宋美龄安排两名中央委员)出面，他才得以获释。自由的失去和复得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对他来说，在拘留所的日子犹如上了一所大学，有幸遇到陈原道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老师。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出狱后因被学校开除，由于陈原道的介绍北上北京，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直到1937年他在上海，又等于上了一次学，主要是因为认识了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孙克定等人，组织文化界救亡工作(传说他和江青保护鲁迅，就是这个期间)，后从事地下工作，从此更名为马宾。“七七”事变后，他先是转到皖南军部，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处长。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在突围得出的2000余人中，马宾是其中一员。“皖南事变”之后他就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他在黄克诚师长领导下的新四军三师工作，担任射阳独立团政委、射阳县委书记。1945年8月抗战胜利，11月他被秘密派到东北松江军区政治部任民运部长，随野战军在剿匪战斗中做地方群众工作。马宾来到东北不久，就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在之后的土改中，马宾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在给雇农分配粮食时，他发动当地积极分子领导分配，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培养了一批新干部。

　　马宾同志是知识分子干部，肯学习，善于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有理论，有实践，善于总结介绍工作经验。1946年7月2日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第2版，发表了马宾的《地方工作中的几个问题》，首要的就是干部问题、第二个是政权工作、第三个是武装问题、最后一个是领导问题。他说，一是领导上不调查不研究的主观主义作风，自己不深入，只凭主观做盲目的希望。二是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领导干部不深入农村，对这种现象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三是下层群众工作的干部不走下层路线，到一个屯子里不注意首先接近和了解扛活的、卖工夫的这些数目最多、受苦最深、斗争性最强的基本群众，而忙着召集一揽子会议。口头上是要发动基本群众，实际上不住在基本群众家里，不接近基本群众。我们为群众服务为什么不住在基本群众家里?一定要培养穷人家里一切都好的这种感情。四是还有一种由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形式主义。两天后他在《东北日报》1946年7月4日第2、3版发表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东北日报》在发表近9000字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时加了编者按：

　　最近我们收到了宾县群众工作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包括了各种群众工作的经验。我们将连续发表宾县的群众工作，作为各地群众工作的参考。当时的马宾同志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竟然写出如此精辟、透彻、饶有卓见的工作报告，真是难能可贵呀!但是对他来说，却如春蚕吐丝般自然、绵长。他自己并未觉得难，他就是这么干的，他是从自身实践中体味、历练、总结出来的，一吐为快!这从近9000字的《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足以得到证实，可以说他成了战地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从民运部长的任上转为松江地委书记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他却选择了宾县县委书记的职务，在新任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由于他注重发现、培养和依靠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只带少数几个外来干部，很快就把全县(除边沿少数地区)的农民斗争都开展起来了。在文中他就“关于领导和工作方法问题”、“干部作风和干部教育问题”、“改造政权、发展武装问题”三个题目用翔实的论据论述了必要性和可行性，阐述了意义提出了具体做法。最后又是一个专题“群众武装问题：满井的经验”提供了范例。这简直成了当时民运工作的教科书，自然得到了报社的重视。因此，在他们看到《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的报告时，自然如获至宝，决定向全东北推广。社论指出：

　　马斌同志是宾县农民中的生龙活虎，他到哪里，哪里的农民斗争就斗开了。他的办公室内川流不息来往着各村的农民积极分子，农民当他为自己人，见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随便拉话。农民的心向着马斌，当着冰天雪地过年时，农民抬来野羊，不送别人，单送马斌。 马斌同志是我们东北群众工作的模范。在东北有各式各样的群众工作，我们提倡马斌式的工作。（略） 《东北日报》在发表《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之前(1946年7月3日)由陈云代表东北中央局撰写了《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号召全东北的县委书记和工作队员向他学习。当时马宾就用这个“斌”字，可能意为文武双全，其实他是知识分子。社论开头就说：

　　马斌同志是我们东北群众工作的模范。在东北有各式各样的群众工作，我们提倡马斌式的工作。马斌同志的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提出每个县委书记向马斌看齐，每个县要出一个马斌；每个工作队队员向马斌看齐，每个工作队里要出一个马斌；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马斌到处有。

　　社论发出后，连松江军区司令员和总部机关干部，还有青年学生，都纷纷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就这样由马斌而起，在东北掀起了一股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的旋风。当时东北局的高层领导把马斌的群众工作方法称之为“马斌路线”。

　　可见“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是从马宾开始的。

　　著名作家刘白羽著的《环行东北》中有篇《一个模范农村工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五月十九的夜晚，我访问了马斌。 在访问之前，我听到几个人把他当作一件典型事例介绍给我，他是共产党的宾县县委书记。他刚刚从宾县来哈尔滨，明天他也许就要离开这里。那座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灯火辉煌，隔壁会议室里正在开会，他挤出开会的时间，坐在我对面。他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椭圆形的脸，并不是什么满面风霜，一手裂纹，他脸上似乎有点红润，细长的眼睛，些微的近视，还没有到戴眼镜的程度。就是这个人，他成为宾县人民所最亲爱的人。

　　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宾县人民在半年中间真正翻了身，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我离开哈尔滨之后，在途中看见《东北日报》上有一篇社论上说：“我们要求到处有马斌这一类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风出现。”他受到共产党东北局的奖励：他是一个模范的农村工作者。 一个人的初次成功或失败会验证他的思想观念的正确与否，往往也会决定他今后乃至一生的作为，是惯性也好，是秉性也好，大多如此。尤其马宾这样早熟，而且世界观和人生观早已确立的革命者，会贯穿始终的。从宾县县委书记到哈东地委书记，再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长，都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可谓一马当先、马到成功。东北解放后，他从民运工作转为企业建设，出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放着总经理不干，却要去念书。不久，他的申请得到了上级批准，被派往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学习，因为他的身份是鞍钢总经理，苏联当局要以大企业总经理的待遇给他配专车、住别墅，他都谢绝了。他坚持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学习5年，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获副博士学位。回到鞍钢后，上级让他继续当总经理，但他执意要做总工程师，到生产第一线去。不久，他就写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铁工业发展问题》报告，强调全国统一布局，关心采用新技术，讲究产品质量，全国大中小结合，以大型企业为主。这份报告对我国钢铁工业后来的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鞍钢还是用他开展民运工作的办法发动职工群众，创立了政治挂帅、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建设经验。毛主席高兴地称其为“鞍钢宪法”、“马宾宪法”，号召全国学习，把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鞍钢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经验的报告》做了600字的批示，提到“宪法”的高度，3月22日发给全党(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全文见卷首主席手稿后)。

　　毛主席的批示鼓舞了鞍钢人。鞍钢工人阶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大法遵循，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作为鞍钢总经理的马宾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全国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即是说一切其它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任务始终没有变更。三年恢复，五年改造，156项建设，1958年大跃进等都未改变过。在1958年由于大跃进执行中急躁冒进，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忽视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偏重于生产工具和技术，忽视生产关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重新组织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与《马钢宪法》对立的《鞍钢宪法》，就是直接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他去苏联学习，在苏联第二大钢厂库茨涅次克厂实习，有深切的感触：这样的大企业的厂长是苏共中央委员，但实行的不是列宁的一长制而是厂长独裁，党委、工会变成厂长的“小伙计”，什么工作都厂长说了算，任人唯亲，享受特殊待遇。因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人对赫鲁晓夫不满，有人说希望毛泽东能领导他们。他从切身感受和从社会的反映中了解到其中的弊病，这就启发了他回国后的立意和行动。他把当年战地的“马斌式工作法”运用到企业管理上，未想到会得到毛主席的肯定。这是他的又一次成功!从“马斌路线”到“马宾宪法”，有谁能有这样的发展?

　　其实，无论怎样得意的人也都有过失意和受挫的时候，马宾也不例外。因为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赞成大搞群众运动，但不赞成“小土群”的炼铁厂，1959年他被批判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心里不服，但不影响工作，毛主席的批示自然把那一页给翻过去了。党中央的信赖和依重使他毫无怀疑地相信我们的党，相信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凭着对党和毛主席的忠诚他是必然投身其中的，自觉在运动的进展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检验。解放军支左实行“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他被推选为鞍山市革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有规定主任委员必须由军方支左干部担任。当毛主席发出干部参加劳动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号召办“五七干校”时，他带头报名上干校，革委会便决定派他任五七干校校长，赴盘锦办干校。当运动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鞍钢革命委员会整风审干，因为他在早期做地下工作期间两次被捕，建国初又去苏联学习5年，群众要求审查他的历史，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两年，发展到“清理阶级队伍”阶段，8月7日，正在出席辽宁省委扩大会议时突然被隔离审查。有人要审查马宾1932年和1935年两次被捕情况和1951年-1956年在苏联学习时是否叛变。熟知当年情况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知道后，出具了书面证明，肯定马宾没有叛变问题。但不知何故，他仍未释放，还囚禁在沈阳单人监房。但是他心里有底儿，从容面对，把囚室当教室，把监房当书房，利用这段时光读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上百本，不知不觉度过了5年半，写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学习笔记》、《毛主席军事斗争哲学学习笔记》等许多学习笔记，结果为他走上更高一层的领导岗位打下了基础。。

　　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到鞍山视察工作，点名要见他，他并未受宠若惊，在餐桌上他啥也没说，饭后又被送回牢房。落实政策“解放”后恢复工作。1976年，被任命为上海宝山钢铁指挥部副总指挥。他特别注重新技术的采用，为以后宝钢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做了巨大贡献。不久，他就到冶金工业部担任常务副部长;改革开放初期，又由冶金部常务副部长调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职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实际由他专职副主任主持。这是负责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决策机构之一。同事中还有汪道涵和周建南。(江泽民于1980年后也由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调任该委副主任。)接着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顾问。到了规定年龄从岗位退下来之后，他仍然深入群众之中搞社会调查研究，写文章、写报告，向中央提建议。他虽然身在高层，心却始终和老百姓连在一起，阶级感情没有变，革命的志向没有变，仍然要为群众服务至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可以说，他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怀着一颗透明而炽热的赤子心，开始了新的“战地群众工作”。 马宾老人离休了，可是他的心一刻也未离开他所追求的革命事业。“离休不离岗”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了，因为他在岗时有一定的职责、有指定的权限，也就决定了他的行动范围和作为的内容;而离岗之后无权一身轻，从高干恢复成平民，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老百姓的距离近了，他的行动也就更广泛更自如了。他又可以像当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之中了解实情，客观而准确地向中央报告。他的身份有资格向总书记递送材料的，除了自己的之外，也给来访的上书者递送过，但必须是关乎党、国家和人民利害攸关的。对于为一己私利的求见和求帮者毫不客气地回绝了，其中就包括他的表妹，从此不再登门。他的唯一的隔代后人外孙女在美国留学期间加入了基督教，回国后也劝姥爷介入基督教，让他痛骂一顿再不来看他。

　　作为已经离休的高干，一条腿伤残不得不拄棍行走，完全可以闭门谢客颐养天年了，但他只要有机会，有邀请就欣然前往。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这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后来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王岐山、楼继伟、马凯、周小川一批后起之秀崭露头角。年纪最小的参会者是24岁的张维迎，当时正在读研。

　　这次会议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在当时，很少有政府高官对此次会议表示支持。他则是自发参会的级别最高者，正部级。据会议发起人之一的黄江南回忆：“他的思想很解放，参会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马老回忆说，“我那时候思想最好、最活，什么人发表意见，都愿意学习和来往。现在有人认为我很左。必须有左右，没有就不是辩证法，就像开车一样，总要有个左右方向。”

　　后来国家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让马老开始反思社会走向问题。比如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比如难以根除的贪污腐败。他认为，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私有化思潮泛滥。要解决这些，就要重新学习毛泽东思想，回归毛泽东时期的发展主张。要坚持公有制，要坚持群众运动：“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只能检讨、纠正领导不好的教训，不能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如果不依靠群众，不搞群众运动，比如说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贪污腐败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在此基础上，他对已经定论的文革，也有了更多的思考。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抛开个人恩怨，写了一本名为《马宾同志论文化大革命》的书，主张重新评价文革，认真反思改革开放。他觉得，要相信国家领导人，但不能迷信，“要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

　　之后，他就不仅仅满足于接受邀请赴会发言了，就在转业军人(正团职)李森小同志的义务陪护下，到处走走看看，了解下情。

　　在《年终南行记》中有篇“在1999年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的发言”，他说：

　　参加会议的人很多，讨论的时间很短，我想着重提出目前国内外主要流行的但是很大的错误理论：新自由资本主义理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学派，因为对资本主义经济也不灵了。现在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法国的若斯潘也表示反对，而提出“第三条道路”。他们希望我们社会主义也步苏联后尘，正在我们中国闹腾。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的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第三条道路的意见，说法很多，我在这个会上只讲其要点：

　　以资本为主体，以企业为本位，国家无计划，政府不管理，由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人人为我，我反人人，按照游戏规则通过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获取利益。

　　不多不少，就这70个字，在短短的几年，把中国弄到现在这样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临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

　　凡是在中国实际生活的人，都会体会、了解这70个字，几乎句句字字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

　　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共产党没有另外一个反对党监督必腐败”。把一些人的原来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思维弄糊涂了、甚至弄丢了。于是由他们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地去修正、去歪曲、去反对，而且有人自己被卖掉了还为强盗数卖身钱。

　　经济是什么？不是他们讲的“赚钱”就是经济，也不是他们讲的“节约”就是经济。经济是生产、交换或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的综合。为研究方便，可以有条件地按部门说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按规模范围分为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四大关系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资产阶级尤其是重商学派，特别重视交换、流通，重视市场，把它叫市场经济，而以市场经济概括为整个经济关系。即使这样，市场经济只能是企业经济，只能是微观经济。凯因斯学派出现后，强调国家干预，出现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学。现在就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环节的综合经济，抽出交换、流通（叫它市场）命名为市场经济一样，也不止出现过多少个ＸＸ经济和ＸＸ经济学。前天我又在报上看到“萧条经济学”。比方说，就四大环节，如分配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就某一特征说，叫福利经济、计划经济（这是新自由主义安给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以及灰色经济、泡沫经济。

　　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利用所谓知识经济，正如所谓市场经济，还加上一个理论，正是为欺骗国内外劳动人民，欺骗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受垄断资本家的剥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社会主义实践看，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说，这帮新自由主义改革派是没有经济（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大关系总和）知识的骗人的知识经济。正因为我们重视脑力劳动的知识，同时，指出知识也是劳动，是脑力劳动，而且作为理性知识与体力劳动如五官的感性知识的劳动分不开。他们是借所谓市场经济的“服务”性质和形式，最容易从中“不劳而获”。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最后走到寄生、腐朽、投机、赌博、虚拟、泡沫泥坑中的必然趋势。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基础啊！而阶级斗争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作为物质基础，反映为私有观念，什么坏事都出自私心私欲。于是上面贪官污吏滋生，下边骗子盗贼横生，为了钱，什么假冒伪劣，什么坑蒙拐骗，什么经济犯罪，什么卖妊嫖娼，什么偷税漏税，什么卖官鬻爵，什么走私贩毒，《报刊文摘》和《焦点访谈》上有的，或者是《报刊文摘》和《焦点访谈》上没有的奇文怪事都出来了。（1999年11月25日）

　　到了沭阳，当天晚间又有三位新华社记者一同吃晚饭。他们是在江苏、安庆分社工作，到这里的任务是考察一下黄河江淮一带。历史上这是农民起义造反的地方，如刘邦、项羽、朱元璋等都是这地方人。结合今天农民上访频繁，农村社会秩序不稳，领导上要他们了解有些什么历史经验值得研究的地方。

　　到此参观学习、洽谈生意的人很多。我因过去（1945年前）就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黄克诚师长领导下新四军三师工作（射阳独立团政委），淮海地区同属苏北地区，对沭阳比较熟悉亲切。我用比较长的时间（3天）访问座谈，从建党、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日、抗美援朝和解放战争中土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等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改革开放20年情形，历史地考察，得出一点经验教训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只讲改革开放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不讲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特别是不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不讲阶级斗争的政治，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

　　80年代开始农村改革，包产到户，集体经济基本散了，支部不是领导集体经济依附农民的支部了，村民各干个的，各奔前程，也感觉不到支部领导。农村的税收工作基本回到过去的保甲长式的管理。

　　80年代末90年代初，沂涛乡乡村干部乱摊派，为非作歹，农民反抗，不断上访，状子一直告到中央。江总书记看到后批示：江苏淮阴县沂涛乡乡村干部如此挥霍浪费，加重农民负担，必须严肃处理。说封建宰相范仲淹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况我们共产党干部呢？请中央研究室派人员会同江苏省委配合查处。

　　马老走到哪里，都是认真的看仔细的问，很负责任地记下来。这已经形成习惯，否则便不是他了。2000年9月他回到故乡安徽，于是便留下：

　　《安徽故乡行》“顺路访问小岗村”：

　　小岗村在凤阳县，我老家在滁县，同属滁州市。这些地方过去是十年九荒。小时候熟悉的歌谣：“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就有九年荒。”主要是因为地处黄淮泛区。大跃进淮河得到了治理，自然条件大变。当你路经608国道，两边一马平川。即无大山，也无荒地丘陵，坡度也不大，完全可以用大机械耕作。另外，降雨总是不缺，如果雨不及时，地下水也很丰富。总之，水土条件均很好。我去过大西南，尤其是大西北，条件简直是天壤之别。小岗村村长说，他们今后的计划是改土，土地整平以后再重新分配。如何分配，方案未定，也可能买断归私。因为没有方案，不便详问。

　　现在全村（两个老村合为一个村）人均年收入2500元。基本是农业产品粮食和农副产品猪、鸡等，没有什么工业副业。村长说想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但规模大不起来，因为没有钱。劳动力是有的（他们的总收入中包括在外打工的11人的工资），村长有两个儿子在深圳打工）。我说，富户出资办小厂，这很好，钱少，可不可以贫富一起大家出钱、出力，办起小工厂？如果一个村办不成，附近几个村，或者由乡镇发动起来办。村长说，村民不愿意这么干。我说，那么有威信的同志领着干。村长说村民绝不愿意这么干，不放心，拐跑了怎么办？而且现在家家都有拖拉机，家家都打一口井，我们只相信自己。我又问，地就这么多地，人口20年增加了几乎翻一番，将来这些人也没有地。村长说到那时平整了重分。我再问，多余的劳动力怎么办？他说，到外地打工。

　　我们请他带我们到住户家走走，他站在门外，我们只是进去坐坐。这时是下午3时，有几个青年人在玩牌，我们只能寒暄寒暄。我要他带我们到附近合并的那个村看看，那个村有新盖的房子，也有旧茅棚，说明20年新旧对比大有改进。我问他，那里这里差距有多大？他说，有差距。因为原来几十户都是贫农，现在他办了几个人的小作坊，也不过几个人，儿子还在外打工。他的思想明确坚定，只相信单干。“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连一个小姨子都容不得的精神。村长是继他父亲的事业的，他的反对合作集体精神是坚定的。我说，你父亲在那个时候从实际情况出发，想法是对的；看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搞“第二次飞跃”。你村里力量单薄，是不是与其他村，与乡（镇）合计合计，国家还有跨国公司，怎能守着一个村呢？你们的孤寡老人不是由镇上照顾吗！（2000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