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的，还是阶级的？——观念如何塑造历史

族群的，还是阶级的？

——观念如何塑造历史

张 宁

4月中旬以来，包括央视在内的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东莞裕元鞋厂工人的维权活动。

这是一家代工工厂，隶属于台湾宝成集团，专为耐克、阿迪达斯、Reebok等国际品牌定牌加工。1986年即在东莞设立第一条生产线，可谓较早在大陆落地的台资企业。

然而直到最近，工人们才发现，资方为少交员工社保，行使了签订无效劳动合同等欺诈行为。如老员工被当作“临时工”来计算社保，每月330元的社保费变成了27.15元。

资方曾答应2015年底前，为工人们补交差额，但工人们很快发现，该厂的租约期限仅到2015年4月，资方届时有可能撤资出走。3月14日，罢工掀起第二波，参加者最多时达4万人，也引来中外记者云集。

不过，其中有一个现象，并未引起大陆媒体和网民的注意，却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那就是罢工的动员方式——“厂区内四处可见仇台标语”。如其中一则动员墙贴这样写道：

各位工友各位同仁：

    希望你们一定要理智一点，清醒一点，台湾佬并不把大陆人当人看，我们一定要和它（他）们斗争到底，和那些大陆汉奸，大陆走狗到底，打倒台湾佬！打倒大陆走狗汉奸！

这是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

按说，像裕元工人罢工这样呈现着典型的劳资矛盾诸要素的维权活动，最方便的话语，是诉诸“阶级”，但正像我们看到的，工人们在动员伊始，就诉诸“族群”。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自然，对于东莞罢工的工人采取这样一种动员方式本身，应给与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逼仄，而“不少台资大厂根本就是一个族群统治味道浓厚的资本专制国度，工厂体制也有清晰的族群层级……”（一香港学者言）。这是此种动员方式的现实基础。

此外，从以往沿海工人罢工维权的事例看，如果是外资企业，诉诸“族群”、乃至“民族”，比诉诸“阶级”，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和动员力。如许多年前，日资企业工人维权时曾齐声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是维权工人在逼仄的生存空间中的现实主义。

然而，正是后者构成了本文分析的焦点，即“观念是如何塑造历史的”。

回顾中国现代史，我们是不缺乏“阶级”话语和“阶级论”视野的，而这种话语和视野也不无正确性和深刻性。

这不仅因为诉诸政治经济学，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被榨取了剩余价值；而且，即使在肯定“资本主义”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优越性（效率、活力等），那么也存在着一个“资本”不安于“经济”而跨入“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僭越行为，从而构成了对社会和政治的伤害。

比如，“资本”总是最容易与“权力”结盟，而“劳工”却不那么容易；“资本”总是以强力侵犯“社会”，以其自身的价值（如消费主义），覆盖社会本应由的多元价值。更不用说十九世纪欧洲、乃至今天后发国家中存在着对工人的直接压迫。

因而，作为让弱势劳工意识到自我身份，并产生凝聚感和团结感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论”视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盛行，便不惟是一种原罪，而且是一种进步。

但历史恰恰在“阔步前进”中行使了它的“狡计”：在一个声称“劳工胜利”的国度，却没有就势把“阶级”仅仅视作一种“关系”，反而将其视作一种“位置”，给予强制性的凝固化。

于是，在长达近30年的历史中，阶级身份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不仅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们饱受政治歧视，连他们的子女也一同受到歧视，造成深深的社会伤害。

所以，当1970年代后期“拨乱反正”时，不仅抛弃了“把阶级意识极端化”，而且连“阶级”话语和“阶级论”视野本身，也一同弃之如敝屣。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那个时代的启蒙知识者那里。

我自己就是这个知识群中的一份子，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厌恶“阶级”这样的字眼的，连兴奋地阅读吉拉斯的《新阶级》时，也丝毫无察其中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基础的方法论意识。

就像前一个时代，社会以强力将“阶级”意识极端化一样，在新的时代，知识者又以心理强力将“非阶级/反阶级”意识极端化，看起来南辕北辙，骨子里（或逻辑上）却一模一样。

接下来的时代，在市场经济孕育发展和新的阶级关系重新形成之际，在最需要与之对应的理论和话语的时刻，“阶级”话语却停止了生产。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发生的。启蒙知识者“正确地”凝望着“老伤疤”，却“错误地”忽视着“新伤痕”。虽然这种“忽视”有着历史的深因，却无不充满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充斥着对现实认知的扭曲。

一位学者曾言，他在做中国现代美术史时试图启用“阶级”概念，却发现很难被接受，知识分子更喜欢用“社会分层”。

而如果回到裕元工人那里，就会发现，这种“中立”的词语完全掩盖了工人饱受欺诈和委屈的处境，更像是把“不正常”予以“正常化”的某种努力。

与此同时，在启蒙知识者停止“生产”的地方，消费者也停止了“使用”。民众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某种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会以变形的方式（如变形为“族群主义”），暗中发酵，在完全不适当的方式影响着大众。

这就是裕元工人维权时，在本该启用“阶级”话语之处，却启用了“族群”话语的诡谲之处。

事实上，适当的“阶级”意识，会中和极端的“民族/族群”意识。但在需要提供这种话语供给之时，启蒙知识者却留下了空白，并以“空白”参与了观念对历史的塑造。

这，不能不说是启蒙知识者的失责！

（责任编辑：柳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