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巨大成就》（三）

　　第二部分　对四大运动的重新认识

　　四大运动是指：整风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五九年庐山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原先我认为四大运动全是错的，而且都是毛泽东的错。我现在认为：五九庐山反右倾全是错的，但不全是毛泽东的错，其余三大运动都要一分为二。其错误不完全是毛泽东的错，甚至主要不是毛泽东的借。

　　第二十一章　对整风反右运动要一分为二

　　打油诗、整风反右

　　(一)

　　反右已过天命年，往事悠悠确如烟。几读《并不如烟》后，章罗右派不算冤。

　　(二)

　　反右整风天命年，悠悠往事确如烟。由于群众不清楚，反毛“精英”胡乱编。

　　（注：《并不如烟》是章伯均的女儿写的《往事并不如烟》）

　　整风反右已过了50多年了，对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往事如烟。但有的人为了抹黑毛泽东和挣点稿费，总是恋恋不忘整风反右，对反右斗争进行歪曲、造谣。把反右派运动完全看成是毛泽东的个人行为，对毛泽东进行攻击和污蔑。因此，有必要对整风反右谈谈自己的看法：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风;毛泽东是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才反右派的;对划右派人数的置疑;反右扩大化不是毛泽东干的;反右派运动要一分为二。

　　第一节毛泽东为什么要共产党整风？

　　有的反毛人士说：“他发动整风，动机是多元和复杂的，我认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见者。”他们还说：“毛泽东是农民领袖，掌握政权以后，生怕得而复失，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不保。他知道最危险是败在内部的腐败。”有的人又说，主要是“整知识分子”……。这是他们自己的胡思乱想，不是毛泽东整风的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共产党整风?毛泽东整风的目的是防止共产党变质，也是他履行曾对黄炎培的许诺，防止历史上的周期律重演。57年，毛泽东整风的目的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当时妨碍团结的主要因素是一些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因此要整风。

　　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和臆想出发来认识和对待客观事物。因此，在工作中就容易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整主观主义就是使干部少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就是当时有些共产党员干部对党外人士不尊重，不重视，轻视党外人士，特别是轻视知识分子。整宗派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有些党员干部这些坏作风，以便更好地团结党外人士，尊重党外人士，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当时，毛泽东是想用知识分子来监督共产党的干部，还想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一些共产党员，然后把他们提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上，通过他们去领导有关部门，如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等。

　　官僚主义，有技术性的官僚主义和制度性的官僚主义之分。技术性的官僚主义是工作作风问题，是指不深入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疾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瞎指挥，命令主义;制度性的官僚主义是指当官的只为官不为民，就是老百姓说的“官官相互”，当官的只为上级当官的负责，不为民负责，对人民进行压迫剥削。制度性的官僚主义还表现在，它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只是挂个“羊头”用来忽悠老百姓的，实际上它并不准备执行或不完全执行。

　　57年整官僚主义主要是整技术性的官僚主义，也是防止技术性的官僚主义变成制度性的官僚主义，防止共产党的干部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统治者。

　　毛泽东整官僚主义的办法有两手：一是教育干部要经常自觉地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改造灵魂，脱胎换骨，自觉自愿地克服官僚主义;二是搞一些运动。搞运动就是发扬民主，也就是让人民群众起来监督干部，是用外因(外力)整官僚主义。这是毛泽东整官僚主义的两手，一手是要干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一手是搞运动让人民群众监督干部。

　　因此，毛泽东说：“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

　　毛泽东整风的目的，1957年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得很清楚， 指示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有时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这一指示的发表，标致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

　　开始，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看后，认为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毛泽东是肯定和欢迎的。如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了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的文章，毛主席看到后，在这份报纸的第二版上做了如下的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三个主义”是很严重的，非整风不可，不整风党就要毁了。

　　5月16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膺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从这段批语看出，毛泽东是要认真整党员干部的坏作风。也是想履行他曾对黄炎培的许诺：要人民监督政府，……。

　　从以上一些情况看，毛主席党中央对整风是真诚的，对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是重视和欢迎的。目的是要把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整好，缺点整掉，更好地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这就是毛泽东要整风的真正目的，其它的说法都是猜测的、编造的，没有根据的。

　　第二节　毛泽东是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才同意反右派的

　　反右派斗争是整风半路杀出来的，是整风时没有预料到的，是对整风的干扰。毛泽东是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才同意反右派的。在张素华三人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册第190页上，原来的错划“右派”王蒙说：“他(毛泽东――引者著)对苏联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1956年前后，他是想摸索出一套和苏联不同的路子，他先提出百花齐放，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要树立一个比较灵活、务实的社会环境，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一个和苏联不一样的中国独特的道路。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在1957年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他确实受到了某些知识分子给以他确实承受不了的批评的压力，另一个是他受到了党内一些不赞成他的新思想的人的压力。”

　　当时毛泽东确实是受到党内党外两方面的压力。

　　那么，某些知识分子给毛泽东那些承受不了的压力呢?有以下一些：“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取消党委制”,“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轮流坐庄”。他们还说“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轿下台了”等言论铺天盖地而来。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五月底、六月初就出现了高等学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要逼毛主席下台。

　　六月六日，章伯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的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大的错误，现在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这种情况，是毛泽东共产党决定开始整风所没有预料到的。这是党外一些人给毛泽东施加的压力。

　　他们不仅有以上言论，还有以下行动：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也就是只准他们说共产党的坏话，不许别人说共产党的好话，如有党外人士人说共产党的好话，他们就气急败坏地打断别人的发言，还讥讽别人是“歌德派”。 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意见。他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织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卢郁文反驳章伯钧，他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指国务院核心领导起草好的文件给大家的讨论本)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谈到党与非党关系，卢郁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说，他觉得党员同他之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以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以为应该允许反批评，这并不是打击报复。对于卢郁文的发言，同为民革成员并在国务院任参事的谭惕吾马上进行了驳斥。她说，“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土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会上，甘祠森认为谭惕吾是太主观了，不能说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第二天，这些发言都登在《人民日报》上。

　　又如在上海，复旦大学于6月7日举行教师座谈会，经济系教授笪移今由于在会上说了“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立即遭来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大声呵斥：“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还有几个人也拍手叫喊，要组止笪移今继续发言。

　　就在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彭真在北京正式拉开反右派斗争序幕之后，当天晚上，章伯钧还到史良家说：卢郁文是“跳梁小丑”。

　　二是写匿名信对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进行辱骂和恐吓。6月6日，在国务院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揭露，有人写匿名信给他进行辱骂和恐吓。匿名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后来卢郁文在一次会上讲到了匿名信的事，谭惕吾一再毫无根据地认为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搞的，她甚至说，“我百分之百地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见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直到80年代末，一位记者在自己的文章里还说，“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戴晴：《储安平》，《东方纪事》1989年第1期）就是说，匿名信是为了反右派而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但是，郭罗基在他的书中却证据确凿地说，匿名信“确有其事，并非‘小把戏’。1959年，写匿名信的人就被公安部查了出来，又是我们历史系55级的学生，名杨秉功。1958年，全年级分赴边疆地区进行少数民族史的调查。杨秉功在广西听说某些地方饿死了人。1959年回校后，他在未名湖畔的建筑物上贴了一张小字报，公安部发现，小字报的笔迹与1957年匿名信完全一致。缩小了范围，一下子就查出了作者。杨出身于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但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杨被捕时是四年级学生，刑满出狱后，北大仁慈地给他补发了一张毕业证书。这些都是杨亲口告诉我的!”（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1页）

　　郭罗基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他就证明了匿名信是真实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用这种辱骂和恫吓的手段来阻止左派讲话并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现象。还有一位也是在国务院当参事的党外人士李仲公，由于在5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的意见，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骂他是“逢党之恶”。甚至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也收到了匿名信，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这说明，当时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已经发展到相当猖狂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不反击吗?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之所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而社论之所以又特别提到卢郁文收到匿名信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恰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有人说这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10日举行国务院非党座谈会上，卢郁文再次谈到，在他收到了第一封匿名信以后，又收到了4封匿名信，（见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足见当时右派的气焰是何等嚣张，而对其开展反击又是多么必要。

　　三是煽动学生上街游行，工人罢工，南京学生游行就公开要求要请蒋介石回来。

　　章伯钧后来在交代中说，“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就我们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的很厉害，……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一些人谈谈，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去。”（见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天，即6月6日章伯钧召集了民盟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六位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故又称“六六六会议”(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参加的还有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请了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金若年参加。胡愈之在会议开始前即离开了会场。据参加会议的闵刚侯后来揭发，“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许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此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其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见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另据费孝通的回忆，发言者对共产党是否已经掌握了各学校的实际情况表示有怀疑，章提出要找周总理、李维汉、康生、彭真。史良主张在座的人一起去见党的负责同志。史良说她晚上可以见到周总理，如果周总理同意，当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谈。不过，周总理没有表示可否。（转引自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从这些情况人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章伯钧们认为，共产党实际上已经不能对局势有什么影响了，继续放，学生就会上街，市民也会参加，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如果收，那就要依靠民盟来收拾残局。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他们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吗?

　　由此看出，当时有的右派的气焰确实是十分嚣张的。

　　还必须指出，最先反击右派言行的人，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干部，而是无党派人士和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

　　在鸣放时，有的人确实是很猖狂的，就连有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为共产党打抱不平，如57年5月15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座谈会上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马寅初以北京大学为例，说：“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689页）

　　5月22日，陈劭先在民革中央小组的扩大会上讲，现在各地都“鸣”、“放”，

　　有放得好的，有放得不好的，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应本着爱党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意见中，有摆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不好的，他说不要把整个共产党都说成是宗派主义，那样就说不到长期共存了。

　　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地“鸣”、“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党倾向。（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验》85页）

　　革命老人，何香凝，因健康关系没有出席6月1日在统战部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她写了一封长信作为书面发言，信中说，“革命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基本上有爱国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何香凝已经清楚地看出了“新时代”左、中、右的分野，并且对右派的错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判，同时也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和规劝，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何香凝的话右派是听不进去的。

　　时下有关“反右”问题的认识，一些人往往认为当时对右派的严重性被看得过重，而对反右的必要性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当时右派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是相当猖狂的，局势是极其严峻的。

　　以上是右派给毛泽东的压力。

　　那么，共产党内一些人又给毛泽东那些压力呢？当时，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整风，党内有些干部就想不通，对党外同志向党提意见，他们就有抵触情绪。他们说：过去革命几十年没要人监督都走过来了，革命胜利了反而还要人监督。加之整风一开始先把矛头直接指向他们，并来势凶猛，如果继续再整下去，有的干部就脱不了手了。于是他们早就跃跃欲试想反击了，只因毛泽东不准，叫他们硬着头皮顶住，他们才没有反击。5月20号以前，由于右派来势很猛，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很紧张，担心出“匈牙利事件”。近来还有人说，反右派前夕，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就向毛泽东说，如果整风再这样整下去，就要出匈牙利事件了。这话是网上说的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因为邓小平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呀，我看也很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这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在会上通报了这一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毛泽东传》1949－1976第697页）

　　邓小平1980年2月22日――1981年7月17日，还先后五次在不同的场合讲到，当时的右派分子确实是“杀气腾腾”。由于右派分子的杀气腾腾，才促使党内强烈要求反击右派。

　　由于党内外的压力，当时毛泽东也很担心，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由于党内党外的压力，毛泽东才同意反右派的。毛泽东反右派是不得已而为之。共产党员干部的“三个主义”是使共产党逐渐变质的问题。而右派的进攻是关系到共产党的江山现在能否坐稳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两害之中取其轻，因此，毛泽东同意反右。反右运动不是毛泽东要整知识分子，而是有些知识分子要整毛泽东，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