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讲“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始涵义是指道路、坦途，但在哲学里指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术”是技巧、手段、本事、智慧等。“道”和“术”密不可分的，“道”要靠“术”来传播和发扬，“术”失去了道的支撑无以积大成。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种道行。比如有人看到一根绳子会想到可能拴着一头牛，看到山上有一条羊肠小道会想到山里可能有一座寺庙。战时听到夜间林中飞鸟起会想到有敌来袭，听到一些不正常的言论会想到社会上有异动。这些既是经验的积累，也是一种道行。

　　能看清本质的是一种道行。一个人看到一根绳子想到可能拴着一头牛，这叫看的远。看到地震废墟里一位母亲拿着逝去孩子的相片在哭泣，有人说是在哀悼亡者，有人说在控诉违规建筑，这是不同目的的解读。股市下跌了有人说是调整有人说是趋势转变，这里面有认知的不同也有“道行”的差别。

　　一个历史功绩卓越的政治家不一定是位好统治者，一个坐稳江山的统治者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需要政治抱负，要有长远理想目标或核心价值。有坚定不移的政治取向，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需要较高的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统治者则不一定，他可以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可以通过权术来驾驭朝庭。可以靠权力来统治民众，可以靠投机取巧来笼络民心或驱使臣下为他的江山服务。

　　世上有好的统治者，却无法区分谁是好的政治家。因为统治者可以通过是否任人唯贤，知人善用，爱民如子，安富恤穷、国民丰裕。或者任人唯亲、昏庸无道。纸醉金迷，丧权误国来评价优劣。但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却难以分辩，因为先进的政治理念许多时候是前出的，需要在很长时间的实践来检验。

　　毛泽东一生坚守信仰，布衣仗剑，聚合穷苦民众而取得天下。有思想、有信仰。有坚持，有发扬。他不墨守成规，不教条，结合中国的实际，创出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国家首脑于一身的人。他作为一个道行高深的政治家名符其实。他的革命事业受到挫折的问题出在政治权术的运用上。

　　要了解政治权术，可以细读一下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君主论》。这部产生于 16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的书因为对政治权术的深刻揭示，被称作是“对政治斗争技巧的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很多年被列为禁书。

　　他提出“政治无道德”的思想，强调政治与伦理分离。认为“为君者为达到目的不必顾及道德，为了良好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即手段至上。”他认为“争斗的本质是权力，为了夺取与维持权力，君王们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

　　马基雅维利认为“只有懂得怎样运用诡计的君主才能取得丰功伟绩，守信必须以有利为前提，如果守信对自己不利，君主就不应当遵守信义。”他认为“成功的君主必须能够同时运用计谋和武力，君主应效法狐狸和狮子，既能识破陷阱又能使豺狼惊骇。”

　　他对不同意见的看法是“君主既要能看到事实的真相也需要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严而不能让人人都可以直谏”也就是说只让一小部分人仅就君主所问的事情说出真相，而此后不在考虑别人的观点了，而且君主需要自己做出判断。

　　他认为“世上最弱和最不稳定的东西，莫过于不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权势和声誉了”。

　　虽然很多学者把这本书说成是一种罪恶，认为“它不但无助于人们向善的方向发展，反倒为恶的存在寻求合理依据，是人类智力开出的最丑恶而刺眼的花朵。”但是，这本书在世界上风行，尤其是当政者必看。

　　《君主论》表面上讲的是统治者之道，内容却是讲的如何玩弄权术。毛泽东一生看过很多书，可以说中外古今涉猎广泛，有没有看过《君主论》不得而知。也许毛泽东的傲气不屑于这种资产阶级玩弄权术的书，或者说他更理想化更罗曼蒂克。他想用自己的“道”来教化民众，改造社会。他要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一个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但是，毛泽东的许多做法显然与《君主论》中异曲同工。

　　比如群众路线，可以从马基雅维利“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得到解释。

　　比如对不同意见，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既要能看到事实的真相也需要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严而不能让人人都可以直谏”。毛泽东正是这样，他重视群众意见，却对朝堂之上的七嘴八舌难以容忍。

　　比如判断干部的标准。马基雅维利认为“标准是看他们处事第一考虑的利益是自己还是国家。”毛泽东对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考虑的最多，对特权官吏到了憎恶的地步。

　　比如对于实现革命理想。马基雅维利提出“那些为了夺权的君王们采用了一切手段，甚至包括牺牲父母兄弟的性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明君而青史留名，并为后世所敬仰。”。没有人会怀疑毛泽东的对革命的无私贡献，他的人格魅力无懈可击。

　　比如对军队。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的基础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所以军队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属于君主自己的军队才是可靠的，其他的一切军队都是靠不住的。”毛泽东是重视武装的典范，一生都把军队牢牢的掌握在手里

　　比如学习。马基雅维利提出“积极思考，主要是阅读历史，在历史中汲取经验。”毛泽东对历史的学习和思考贯穿于一生，是最爱学习又会思考的“帝王”。

　　如果说《君主论》讲的是权术的话，或者叫处世智慧。毛泽东更多的是从哲学层面研究政治理念，他的《论十大关系》、《矛盾论》、《论持久战》、《论游击战》充满着智慧和辩证法，他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包含着终极关怀。

　　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比，毛泽东的著作更具思想性，向善性和理性。他的道行远比马基雅维利要高。当然，拿一个几百年前的思想家著作与现代社会的思想家理论相比有失公允，终究不是同一时期的人。

　　道是无形的，术却有形。现实中的人重视修道者远没有研究术的多，因为很多时候计谋远比道行来的实惠。

　　并非完全是“大道有术”，虽然说真正达到大道大成的时候就像武林高手那样无招胜有招了，或者 “道行”高的人能做到见招拆招，能够顺应大势变通自己。但是，很多道需要通过不断的错误和成功，在经验教训中总结提高。道与术的充分利用和结合，才能获得成功。

　　毛泽东的问题不在“道”上，而在于“术”上的欠缺。

　　他高度集权却不重视权力。全国解放没有多久，他就退居二线，把权利交到了别人手中，自己专心“修道”，是他后来不得不展开夺权斗争的原因之一。

　　他不懂得玩弄权术。他不会利用矛盾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高岗和铙漱石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争斗中拉了偏架，使权力发生倾斜。在彭德怀事件中没有保护好这位忠心耿耿的良将，任由一些人把他打倒。在一派坐大，包括北京都失去控制时，他仍然悠哉的在外搞调查研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文化大革命偏离了方向，他才回到北京进行整治。如果他会玩开权术，完全可以利用中央高层内部矛盾，让他们相互制约，从而“渔翁得利”。

　　他过于迷信思想教育，忽视肉体消灭。他虽然发动运动很多，打倒的人也不少，却没有动用法律手段让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不得翻身。这样的结果是这些人在检讨中蒙混过关，重新出山后仍我行我素，从而动摇了他的根基。

　　他没有掌握“政治无道德”的真蒂。要求别人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却忽视伦理道德在人性中的反作用。他自己为革命牺牲了亲人，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却没有想到很多嘴里喊着革命的政治人物早已腐化堕落，突破了道德规范的底线。

　　他的独裁只限于思想上。事实上中国很多政策和人事安排并非都出自毛泽东，很多都是下面做出了预案才报他批准。这种情况下，他一个人不可能掌握到真实情况，在不了解真相的报告上画圈圈容易造成许多错误，而这些错误最终都戴在他的头上。

　　他过于迷信个人的思想统治力量。思想家只能感染引领社会，在统治和治理上有时是无力的。统治者既要有明确的治理理念又要有政治手腕，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建立权势和声望需要与权术相结合。

　　他重视革命的连续性却忽视权力上的安排。历代统治者登基后一般要优先考虑两件事，一件是为自己造墓，另一件是培养接班人。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说完全失败。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出现过可能的接班人，毛泽东都没有亲手来调理或培养。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洪文、华国锋这几位曾经可能的接班人更多的是放在位置上考验，没有精心培养，也没有刻意的保护。这样的结果是接班人被放在“火炉上烤”，一方面战战竞竞，另一方面还要面对觊觎者的攻击。这种对权力连续性的轻视是造成他政治事业中断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创立新学说上是成功的，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思想教育上也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在统治国家治理民众上没有他在政治思想上成功，问题出在“术”上。

　　后天抹黑他的人经常用一些毛泽东“引蛇出洞”、“耍手段”、“玩权术”、“挑拨离间”等来诬陷他的行为。其实那不是毛泽东，毛泽东不是阴谋大师，不是权术行家。他要搞阴谋玩权术的话，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都不会发生。因为他直到死，没有人敢向他发起挑战或者撼动他。

　　他显然高估了曾经的拥护者们的政治觉悟和伦理道德，过于迷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知道自己死后别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却认为“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他乐观的认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他忽视了权力可以翻天覆地，权术能够左右政治包括影响民众。

　　毛泽东是位道高术浅的统治者，或者说他不重视权术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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