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怀疑

    前几天，我在红歌会的网刊上读昆仑岩写的一篇批驳反腐就会乱军的文章，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文章里有一幅插图却引起了我的怀疑：插图是一幅毛泽东正在演讲的画像，画像本身画得很好，当然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问题出在画上有一句“毛泽东的语录”——“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引起了我很大的怀疑。

    我之所以怀疑这段话不是毛泽东说的，因为几年前我曾粗粗地翻阅过台湾出版的蒋介石的全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读过一些蒋的文章，包括他1934年2月19日在江西南昌行营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之要义》为题的演讲，知道他曾经在这个演讲里引用过古人所谓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话。他还引申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这个引申和他在两年前（即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除了主张这个“四维”以外，蒋在演讲中还引用了孙中山曾经引用过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个字被称为“八德”。这“四维”和“八德”实际上就是他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核心思想。

    我当然并不认为，只要是蒋介石引用过的话，毛泽东就绝对不会再引用。问题在于，毛泽东对于蒋介石运用封建伦理搞所谓“新生活运动”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讲得很清楚，他说：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批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密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页）

    毛泽东把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斗争看成是“生死斗争”，它们之间显然是没有调和的余地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知道，蒋在上世纪30年代曾对中央苏区发动过五次军事围剿，妄图消灭苏区、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特别是要消灭毛泽东，他为了缉拿毛泽东本人乃至取他的首级而出的赏格竟然高达25万大洋。蒋除了搞军事围剿，还以同样的劲头大搞文化围剿，就是通过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倡封建伦理——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到处宣传“四维”、“八德”，举凡机关、学校、兵营、街道、乡村、祠堂、庙宇，只要墙上有空白的地方，都要被写上“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规范（实际上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就不会“犯上作乱”了。他还主张什么“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要人们学日本人用冷水洗脸，用冷水洗浴，甚至提倡赤脚、剃光头，还荒唐可笑地提出“靠左边走”。实际上，蒋的这一套也根本行不通，他从1934年起宣传提倡了15年，到1949年也就不了了之了；到台湾后也没有再提这个所谓“新生活运动”。当然，他对“四维”“八德”的封建伦理还是始终抓住不放的。毛泽东是什么人？他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早就看透了封建礼教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以后又通过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弄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他的识见显然比蒋介石要高得多，怎么可以把两人的观点等量齐观呢？

    再说，所谓的语录说什么“治国就是治吏”，把治国和治吏完全等同起来，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在毛泽东看来，干部问题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人们都知道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毛泽东的话，包括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严格地讲，这样说是不准确的。如果稍微仔细一点读《毛选》的话就会发现，在上面那句话的后面附有一个注释，指出：“1934年1月斯大林《在党的17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和失败，’在这里，斯大林说到了正确挑选人才的口号，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和说明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页）”（《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应该说，毛泽东是间接引用了斯大林的话，不能看作是“毛泽东语录”。撇开这个出处问题不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很重视干部问题，但是他们更重视政治路线问题，认为正确的政治路线才是第一位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组织工作问题、干部问题也会对政治路线的实现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至于这段所谓“毛泽东语录”的后面一部分说的“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等语也完全不像是毛泽东说的话。我们知道，毛泽东从不把自己比做君主，也从不把干部看作上是他的“臣下”。在他看来，“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他号召人们大唱《国际歌》，肯定它的歌词，也认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怎么会把自己与干部群众的关系看成是君王和臣下那样的关系呢？问题还在于，毛泽东一向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建国以后的历次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派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都坚持要“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要求团结95%以上的人，而把打击面控制在5%以内，他又怎么会说出“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那样的话来呢？须知这“一个个”正好是说这样的坏人之多而普遍，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反对的。

总之，我认为这段所谓的“毛泽东语录”很可怀疑。为此，我在5月11日给红歌会网刊编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略谓：“读今日网刊有昆仑岩一文，内有插图和毛泽东语录。我怀疑此语录或恐有伪，因为‘四维’‘八德’之类属于封建伦理，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 ‘新生活运动’时曾经大力宣传提倡，相信毛泽东是不会步其后尘的，请查实。”此信发出后未见他们回复，不知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查实，不过从这几天该网刊继续刊载这幅写有所谓毛泽东语录的画像来看，他们是认为没有问题也无须进行查实的。

    二、事实真相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上“百度”进行检索，发现这段所谓的毛泽东语录自2006年以来为不少博客论坛所使用，同时发现也有网友对此抱有怀疑，如有网友提出了这个话是出自毛泽东的哪篇文章的问题。但是，至今还没有人作出回答，提供这句话的出处。应该说，这个结果对于肯定这句话是毛泽东语录的人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而对于怀疑和否定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人而言却是极为有利的。

    就在这时，我读到5月14日《环球视野》网刊刊登的一篇摘自《香港城市报》的文章，题目叫《毛泽东反腐处死的七个官员》。文章在讲处死刘青山和张子善时，讲到在开公审大会前有人想跟毛泽东为他们两人说情，认为此二人过去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并且说，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前几年网上也有过类似的文章。应该说，这里所说的前面部分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后面部分的那些话却是没有根据的。之所以说前面的话符合事实，因为它有当事人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和引用薄著的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一书可以证明。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这里且将薄著的有关部分摘引如下：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同志来找我。他对我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是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同志坚持要我反映。我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向毛主席去说。他坚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见转报毛主席。我只好如实地向毛主席转达了黄敬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下决心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在这里，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关于重读 《资治通鉴》以及“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这些话。

    薄一波作为当事人写的《回顾》里没有的东西，别人又有什么根据说有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毛泽东传》也是引述薄著而不是根据中央档案馆的谈话记录，说明当时毛泽东与薄一波的谈根本就没有人作记录，薄的记录是谈话结束以后自己追记的，也是这次谈话的唯一记录，除此而外不可能有别的人曾听到毛对薄说的此次谈话。

    本来，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不能提供出处和根据的所谓的毛泽东的话只能看作是一种虚构或伪造，而根本就不能看作是毛泽东的语录。但是，为了彻底弄清事实真相，人们当然还想了解，这个所谓的毛泽东语录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呢？

    要知道此事的细节当然会有困难，但是，要找出它的线索还是可能的。在搜寻的过程中，我发现，毛泽东晚年在与他身边工作人员孟锦云谈论《资治通鉴》一书时曾经涉及到我们所讨论的那句话。据《毛泽东谈〈资治通鉴〉》一文介绍，毛泽东自己非常喜欢读《资治通鉴》，他也曾要在他身边工作的孟锦云读《资治通鉴》。十多天后，孟锦云向毛泽东请教：“这部书叫《资治通鉴》，是说统治者把历史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毛泽东回答说：“这问题提得好！看来，你嫌这镜子不够大，怕照得不够全面。其实，这镜子已经不小了，统治者如果真认真照一下，不会一点益处没有。比如，书里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又无法治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李树柯《毛泽东谈〈资治通鉴〉》，《福建党史月刊》2003年第3期）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段话根本不是毛泽东对如何治国发表看法，而是向孟锦云讲解《资治通鉴》作为一面镜子，如果统治者认真对照不会一点益处没有。他举了雍正皇帝的例子。雍正皇帝看了书上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又无法治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显然，这话并不是毛泽东的话，而是雍正皇帝的话！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有人在这里做了手脚：首先是颠倒了古书的话（引文）和雍正的话的先后次序；接着是故意把“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据此得出了结论”这句很关键的话语拦腰砍去，结果就把雍正的话歪曲篡改成了毛泽东的话！真不知这些人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为了抬高毛泽东，而恰恰是为了歪曲和贬损毛泽东所采用的一种手法，使人觉得，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认为他的思想和历史上的封建帝王的思想也差不多。

    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原始出处，并订正一下人们在引用时常常出现的以讹传讹之处。经查，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管子》里的《牧民第一》，当然那里提出的不是十六字，字数要多不少，但就内容而言，十六字的全部元素都已经毫无遗漏地包括在当中了。比如书里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把《管子》里的上述思想归纳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能始于《左传》，后来的史家如欧阳修、司马光也都加以引用，而一些封建帝王也会引以为鉴。这里要指出的是，四句话中最后一句，《管子》里和史书上都是“国乃灭亡”，但是今人写的文章常将其说成是“国将不国”或“国之不国”，这显然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应该加以订正才是。

    三、理论探讨

    在我看来，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热爱毛泽东、忠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来说，毛泽东和马、恩、列、斯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们的思想是历史上一切封建帝王所根本无法相比的。斯大林曾说，“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页）毛泽东则在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词里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然，这不是说他个人，而是说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类的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前人所从来没有做过的最光荣、最伟大、最崇高和最壮丽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今天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正在继承这份宝贵遗产，并且继续把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他们的理论、宣传他们的思想是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是把他们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如果用极不严肃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论述，所引用的不是有明确出处的论述而是经过上下其手伪造的赝品，那就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理论和事业的背离，其结果，肯定要走到邪路上去。而如果我们对那些居心叵测故意作伪的人不给以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使他们没有市场，失去立足之地，我们国家也就会有改变颜色的危险。因此，认真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努力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揭穿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阴谋诡计，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联系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如何治国的问题来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的存在是和阶级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而阶级与阶级斗争又是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在阶级社会，社会制度不同，社会的统治阶级也不同，国家的性质也就不同，对国家的治理也就不同，希图用同一种方式来治理不同性质的国家显然也是不行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如果治国者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正确认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不能正确认识国内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搞不清楚敌我友，一句话，如果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治国问题。古书里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实，这里说的只是伦理道德，把伦理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纪，以为靠伦理道德就能治理好国家，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伦理道德属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上层建筑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我国现在的道德水平明显下降，显然与公有经济的一再私有化，与个体经济取代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有关，也和整个社会宣扬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宣扬金钱挂帅、金钱万能，放松乃至放弃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乃至放弃对于干部和青年的世界观的改造有关，当然也和境外敌对势力的金钱收买和分化瓦解活动有关，就此而论，提出所谓“以德治国”的口号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样的道理，提出所谓“以法治国”的口号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至于雍正皇帝讲“治国就是治吏”，他看到的也只是贪官污吏的现象，而并不知道产生贪官污吏的根源。当然，他是一个封建帝王，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要求他具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我们也大可不必去宣扬他的这些说法。在这方面，蒋介石曾经大力提倡“四维”“八德”，而且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达十五年之久，但是也没有如他所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相反，他统治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却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最后成了一个流亡政府，跑到一个孤岛上去了。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是从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学习伦理道德，还是从西方资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普世价值”，都是不可取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导我国治国实践的真正可行的治国之道，离开了这个指导思想，就会出现倒退和混乱。在这方面，新中国成立65年的历史，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是很值得加以总结和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