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路的过程中——五卅运动前后的鲁迅
以 群
（1961年9月26日《人民日报》）
编者按：在纪念五卅运动89周年之际，我们发表1961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鲁迅先生并不是五卅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但是五卅运动给了鲁迅以间接的影响。当时，鲁迅还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还没有掌握阶级分析的思想武器。面对帝国主义，鲁迅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还没有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已经走上了为国为民苦苦探索的道路，他那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已经树立起来。他对帝国主义、对封建军阀、官僚，以及对附庸于帝、封、官的那些帮闲文人，痛恨无比。特别是对文化界一些“激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的“转舵”，鲁迅先生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总之，鲁迅当时虽然还没有完成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他鲜明的人民立场、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他从来没有过任何幻想，因此也从来没有“挺”过任何权势人物。所有这些，是鲁迅最终成为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重要前提。
鲁迅在1924—1925年所作的小说集《彷徨》的题词里，引用了屈原的两句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两句话确切地概括了鲁迅当时的心境。鲁迅，如他自己所说，是“从旧垒中来”的，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的僵尸的统治之难于改革，是看得“较为分明”的。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留给鲁迅的印象是极深的，在1925年前后，面对着“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分裂，就更促使他时时想起辛亥革命以后痛苦的经验。他曾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华盖集》：《忽然想到》）而那些曾经一变“咸与维新”的“绅士们”，伏到“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当时还没有获得具体地分析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思想武器，但是这种失败的实际经验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他又不仅看到原来攻击新文化后来将“新文化运动”“引为自己之功”，而到了段执政（祺瑞）掌权的黑暗时期，却又“二次转舵”，“反过来嘲骂‘新文化’”的人；而且还看见不少一心“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的“调和派”（参看《写在“坟”后面》）。抚今追昔，就使他不能不痛感到所谓“国民性”的难于改变，因而痛感到对于前途的失望。
但是，他却又不断地“怀疑于自己的失望”，不断地在寻求生活的道路、战斗的道路和胜利的道路。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
鲁迅并不是一个安坐室内而空想救世之道的冥想家，也不是一个碰到了挫折就回头的怀古家。他的探路其实也就是一种踏踏实实的战斗。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里说明了他自己独特的处世的“方法”——其实也就是战略：“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两地书》）这正是他在“五四”时期的乐观的战斗精神——“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热风》、《生命的路》，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的继续和发扬。
鲁迅鄙弃对现状的妥协，而赞美对现状的挑战，这可以说是1925年“五卅”运动以前鲁迅的主导精神，他曾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这些话，充分地表现着鲁迅对于现状的愤激，也反映了他的勇于抗战的勇毅的精神。
到了“五卅”前夕，由于亲身感受到准备毁坏那“漆黑的染缸”的新战士逐渐多起来（当时女师大事件已经爆发），于是鲁迅的坚韧的战斗精神又更进了一步。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而在约十天后，他又在《灯下漫笔》一文里提出了被人传诵的名言：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时的鲁迅显然已比《狂人日记》中所表现的“劝转吃人的人”的心肠和“救救孩子”的呼吁跃进了一大步，而显现了“碰壁”而不返、不悔的战士的英姿！所以，当“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他赞扬“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两地书》）并不是偶然的。尽管，鲁迅当时对这群众运动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他所提示的注意之点也不尽恰当，但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时的鲁迅究竟还在探路的过程之中。
鲁迅从旧垒中来，看透了所谓“上等人”的卑鄙、阴险和狠毒，因此也更竭尽精力在探索制胜敌人的战略：
首先，他认为“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因此，他提倡“堑壕战”，即“战士伏在壕中”，可以娱乐、休息，看准机会才“向敌人开他几枪”。（《两地书》）这对于当时缺乏战斗经验而又还没有找到可依靠的领导力量的青年，确是有帮助的。他所以提出这样的战术，并非要青年们避战、怯战，更反对某些“正人君子”、“学者”、“教授”所提倡的躲进书斋、埋头“国故”、抬上“国粹”，压死“嫩苗”；（《坟》：《未有天才之前》）而是主张“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而“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就短兵相接”。（《两地书》）
其次，他从反对“关起门来长吁短叹”的风习出发，主张对“旧党”和“青年”的卑怯、贪婪、黑暗的腐败思想、习惯，加以无情的攻击，并且用“钻网”的法子来冲破“压制言论的网”。（《两地书》）鲁迅自己也正是由于看准了敌人的网罗的弱处，所以时时能在写作上完成许多“钻网”的艺术模板。
第三，是鲁迅很早就领悟到，而后来随着他战斗的进展而更臻精进的，就是“韧”的战术。1923年末，他已开始提出“韧性”战斗。（《坟》：《娜拉走后怎样》）到了“五卅”前夕，他更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两地书》）
第四，他指出：中国旧社会里的人们继承了一种极坏的“古传”，即“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著凶兽相”，也还是一种“卑怯”的表现，因为他们只在“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所以，鲁迅认为“要中国得救”，必须青年一反这种“古传”旧道，而变为：“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这和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赞美的“欲自强而力抗强者”的拜伦精神（参看《坟》：《摩罗诗力说》）是一脉相承的。虽然，鲁迅这时还分辨不出：所谓“凶兽”究竟是哪些阶级、哪些集团中的人物；所谓“羊”又是哪些阶级、哪些集团中的人物；而所谓“凶兽相”和“羊相”两者的转换又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但鲁迅所提倡的这种以凶恶对凶恶、以温良对温良的战斗精神在黑暗的阶级社会里是极可宝贵的。也可以说正是他后来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的张本。
以上这些都是鲁迅当时所著力提倡的对敌战术，也是他自己的战斗经验的概括。他当时已经开始感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领悟了革命真要成功，必须依靠革命的武装的道理；他痛感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所以没有成功，“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而在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为了“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他迫切地期待着“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逐渐多起来，并且由衷欣喜这种“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现象的产生，怀着“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的信念。（《两地书》）
他满意于当时各种小刊物所造成“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他并且相信：现在“虽然量少力微”，但“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华盖集》：《通信》）尽管鲁迅当时由于过分重视“五四”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部分转向和敌人妥协，还没清楚地看到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为标志的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并且影响到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统一战线不仅在继续，而且在发展和扩大；但是，他对于扩大反对旧思想、旧势力（所谓旧文明）的联合战线的迫切愿望，实际上确是和当时的共产党人步调一致的。特别是在注重新生力量的作用这一点上，他更是极有远见的。他鼓励青年们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涂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华盖集》：《导师》）这不仅是对“五四”时期反复“转舵”的所谓导师的愤慨，而且也体现着时代先驱者的战斗精神。
“五卅”运动的爆发，不仅促进鲁迅用新眼光来考察群众的力量，而且推动鲁迅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者的西方文明的实质。他曾说：“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人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华盖集》：《忽然想到》）尽管，他这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内情（例如为什么英国也有人参加“国际工人后援会”同情于中国）还缺乏了解，还不能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但他的帝国主义的文明“向来如此”的见解，却确是“击中要害”的。
“五卅”运动以后，鲁迅的思路日见开广，而他的战斗精神也随之日见发扬。他曾以人体细胞组织变化的规律为比喻，来阐明疗救“古国的灭亡”的道路：“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议论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个多月后，他又说：“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里，他没有说穿所谓“强酸剂”、所谓“改换”后的态度和方法究竟是什么，而且那时在文章上也不可能明说。但与他在“五卅”前夕给许广平的信里所说的“火与剑”、“党军”之类的话联系起来，用意是不难明白的，即表明他期待武装斗争，要求武装斗争，在这一点上和当时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武装革命运动的方向是完全合拍的。
在文艺上，鲁迅也热切地期望着“凶猛的闯将”的出现，而鄙薄那些“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没有正视的勇气”的文人；他呼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这比他在几个月前所说的“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坟》：《看镜有感》）的笼统说法增添了鲜明的战斗色彩。
而在对敌的态度上，更从以凶恶对凶恶（对手如凶兽时便如凶兽）发展为“打落水狗”论。他提出了有名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战术，指出某些“老实人不打落水狗”，“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他提倡“看清对手”：“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他严肃地指出：“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从这方面看，可以说这时的鲁迅已经走到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边界线外，而开始具有了朴素的阶级或阶层的观点。
鲁迅在“五卅”运动前一个月，他引用外国的事例证明统治者除“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外，也没有什么“较好的法子”，可是，那些统治者的致命缺点就在“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坟》：《春末闲谈》）这时，他的注意中心还在争取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而在“五卅”事件之后，经历了“三一八”的“大杀戮”，目睹了数百青年的“受弹饮刃”，他就意识到“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而在那“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3月18日）写下了有名的战斗的预言和号召：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他概括了中华古国的历史经验和眼前的血的教训，作出了大胆的断言：“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这时，他已经不谈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坟》：《娜拉走后怎样》），也不再要求民众提供可以使天才生长的土壤（《坟》：《未有天才之前》），而是倾全力赞颂“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从群众中来的“真的猛士”，赞颂“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中国女子的勇毅”，而大胆地预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这可以说已是鲁迅式的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到来的预告。因此，他在此时此地所说的“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虽然鲁迅当时还不能设想这种战斗如何组织、如何发动、如何部署，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文化革命的战士，但这句话的要义是非常明白的。而从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统一战线的革命战争，就用事实给鲁迅作了解答，并推动鲁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