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一些人生关节点上的重要选择，总引起人们无尽的回味和遐思。毛泽东若干“独辟蹊径”的成就，似乎都与这些异乎寻常的悄然选择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例如他早年曾有过三次离开众人汲汲之路而另辟他途的选择：一次是早年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一次是大革命中回湖南搞农运；一次是八七会议后毅然“上山”。当然，这些选择之“关键”，多是事后回溯时人们的总结，但换个角度来看毛泽东遇事如何“拆招”，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留学热潮中，选择立足国内做调研 毛泽东早年曾主张“大留学政策”，去国外求学本是他的夙愿，在新民学会成立初他就计划过去日本，但未成行。不久各地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许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有志青年都纷纷奔涌而去，毛泽东也于1919年春组织大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但他本人却选择留在国内，转回湖南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毛泽当时的解释是：第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讯得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第二，“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这样说来，他对于留学目的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总要先把需解决的问题搞清楚了，再去寻找可能的答案，才能有的放矢。总之，毛泽东对留学有如此清醒镇静的态度，确实体现出特立独行的气质和勇气。 当日后毛泽东成就了伟业，人们颇赞叹毛泽东这次选择的“先见之明”。其实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在当时，虽然毛泽东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党内的地位却并不如选择了赴法留学、较深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人，更不必说留法学生群体后来也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可见选择留学还是放弃，本身并不能说明哪种选择更为高明；而如果仅看这一次选择，也难以看清毛泽东特立独行的性格。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就很有意思。毛泽东是新民学会的领军人物，湖南党组织的创建者。在新民学会关于选择什么道路的热烈讨论中，他侃侃而谈，论辩能力十分突出。但是在一大关于建党原则等问题的极其尖锐的争论中，却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参会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都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在会上慷慨陈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经常用英语大声演说。而毛泽东则显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整个一大上，他除了负责会议记录以外，只发过一次言，主要是在“倾听”。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李达回忆）。这简直与他在湖南“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中奔走活动的形象判若两人。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便借在船山学社养病的时间抓紧读书，特别是“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为什么呢？与他当时计划在国内再作几年准备，然后赴外国求学恐怕有关系。没有留学经历，毛泽东一直引为遗憾，以至于后来“学英文”成了他的一个小小情结，到了晚年还在挤时间学习。 此次选择，毛泽东错过了不少“风景”，错过了直接、深入接触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修养和开阔视野的机会。但凡事有失才有得。他从此次选择中得到的，则是比大多数人更为深刻的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实际斗争经验。所以，日后，恰恰是放弃“留学”这条取经之路，深深扎根于本国土壤的毛泽东，为成功探索救国之路作出了最令人瞩目的贡献。 大革命中，选择前往乡村搞农运 历史走到1924年底至1925年初，毛泽东又作了一次选择。这次是因“严重的神经衰弱”，他离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回湖南养病。从他回乡后不知疲倦地积极进行农村调查、开展农运来看，毛泽东的病确是出于精神困扰。 此间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是一个大难题。毛泽东原本与党内大多数人一样，坚决反对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但他是一个善于思索的人，不喜欢固守某种定式。经过建党后两年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他逐渐感到联合阵线对于革命斗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可以改造它的成分而为我所用。因此在中共三大上关于是否接受党内合作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赞成党内合作。 毛泽东赞成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可以获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平台，可不想变成联共顾问鲍罗廷所宣扬的国民党的“苦力”，从而失去本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所以他在工作中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十分坚决。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并逐渐成为这个“国共群英会”的共方核心人物，与该部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的斗争日益公开化。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自己领衔抨击右派的信，孙中山却无暇处理，叶楚伧等人趁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告假回湖南养病去了。据说叶楚伧为此特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庆贺”。有些文章说毛泽东回湘是因为与陈独秀不睦，而陈又以家长制作风压制分歧。如此看来，毛泽东竟是被叶楚伧“排挤”走的。 然而，毛泽东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失利，又确实和陈独秀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由于共产国际在联合阵线中过分看重国民党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多番抵制而无效，遂不得不听从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步步退让，导致中国共产党人放不开手脚，处处被动挨打。如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所说：“当时大家的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并反思他当初“素以为领袖是对的，所以并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是错误的。 为了解决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做法，主要是不停地开会讨论，与鲍罗廷争辩，实在不行就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信申诉和控告。这些方法，都因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扶持国民党、不允许夺取领导权也不允许退出党外而无一奏效。当时陈独秀的“消极退让”还没有像大革命后期那样明显，但在共产国际原则和相关理论的束缚下，已面临“没有出路”的困境。 在苦耗心神而无效之后，毛泽东却采取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办法，避开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也静静地思考下一步的路。没想到，他回乡之后却意外发现了农村革命欣欣向荣的火热场景，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心病”由此祛除大半，积极开展起调查研究，搞起农民运动来。这是毛泽东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契机。《毛泽东选集》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即是这次几个月实地考察体验后深刻思考的一个成果；1927年初毛泽东有意识地再次专程搞农村调查，之后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建立在这次选择的经验基础上的。 危机关头，选择“上山” 第三次选择，就是众所周知的“上山”了。“上山”之说未必是毛泽东的首创，据曾担任过瞿秋白秘书的羊牧之回忆，早在中共五大刚刚闭幕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就指出：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暗中勾结，已逐渐转向公开了，我们极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要求下面的同志做“上山”的准备。瞿秋白表达的应是当时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感，他们都多少受到过中国古代“逼上梁山”式的农民暴动经验的影响。毛泽东后来也说过，“上山”是逼出来的。但当时“上山”的含义可能还不十分明确，是喻指“被迫进行武装反抗”，而未必实指“上井冈山”或者“去偏僻农村”。而当国共合作破裂，党内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的时候，毛泽东大胆地正式提出的“上山”主张，就是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战术策略了，因“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八七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训令之后，他“上山”的思路更加坚定了。在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发言指出：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当时南昌起义部队正在南下途中。这个与“无产阶级政党”身份相去甚远的提议，应者寥寥，因当时党内的主流思路还是根据共产国际训令攻打城市和组织城市暴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上山”不仅意味着像“山大王”一样，凭据天险，靠着几个不怕死的人和几根长矛破枪，与敌人军事对峙。它更是一种象征，代指“转入农村工作”。因此，毛泽东这一选择预示着中国革命道路的“转向”。而这个“转向”，从理论依据来看，是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体思路转向农村开始的，并非毛泽东的独创。那么毛泽东主张“上山”的意义何在呢？ 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瞿秋白共同主持，主题除了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转变以外，还严厉批判陈独秀“没有执行共产国际训令”的“右倾机会主义”。多年以后共产国际解密档案表明，陈独秀恰恰是被动和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训令，才导致大革命后期对国民党步步退让、行动失措的。当时党内不少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都有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尖锐批评。毛泽东就曾大骂鲍罗廷是“洋鬼子”、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愚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共产国际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但它只是原则性的东西，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对中国国情了解不深，在具体策略上也无法给丰富多彩、变化万千的实践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细节：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十分欣赏毛泽东农民运动实践及其总结的瞿秋白，邀请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上山”和“住高楼大厦”，这两种选择颇具象征意义。瞿秋白作为党内有声望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道路也做过十分艰苦的探索。然而数年间，住在上海和莫斯科“高楼大厦”里的瞿秋白，在与共产国际频繁直接打交道中，因不时与共产国际意见相左而又坚持独立思考而被严厉打击，尤其是遭受“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人残酷的党内斗争，长期精神上十分痛苦，思想探索几乎陷于停滞。瞿秋白的困境，一则是偏重理论指导，思想上脱不开共产国际总体思想偏“左”的大框框；更为重要的是未参与具体革命实践，无法以实际成效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总有“雾里看花”的“隔膜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两次实地调查研究，和在中共中央及国民党内工作时直接与共产国际打交道的经验，看出无休止的理论争斗的实际意义有限，反而被缚住了手脚无法施展，而实践的广阔天地才能大有作为，给人真正有价值的启发。毛泽东“上山”的选择，既是去偏远的农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远离中央，同时远离共产国际，赢得自由思索和行动的宝贵空间。因此才能理解当瞿秋白1934年初终于有机会进入“可爱的家”即毛泽东开辟的中央苏区参与实际斗争的时候那无比激动的心情。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不停地犯“左”倾错误的时候，远离理论纷争而埋头于农村革命斗争的毛泽东，用实际行动为中国革命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很快让共产国际也不得不因此对中国革命作出新的判断，寄予新的希望。 以上所举毛泽东的三次选择，第一次从思想上看严格来说还不算是选择，因为他还是一直打算再“转”一个“身”回来出国留学的，只是由于关注点集中于国内，终于未能成行。第二次是被迫选择，为的是回避斗争锋芒，作些休整，发现农民运动新契机是一个惊喜。第三次则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后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三次选择有一个相同点，就是都体现了毛泽东处理问题的“灵活性”。有了这样的思想特点，就不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一旦“此路不通”，就能够毫不犹豫地转到另外的方向去大胆试验；或当众人对某事趋之若鹜的时候， “另辟蹊径”有时反而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收获。这就是一种创新和开拓。 这三次选择，还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注重实际的“现实性”特征。毛泽东早年就注重把握事物的“大本大原”，即从大处着眼，抓住“根本”，这样其他枝节问题便可迎刃而解。这类似于他后来提出的“抓主要矛盾”的辩证思维。但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抽象的境界上，他认为任何思想都必须落到实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人生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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