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 内容选编<二>

　　疑问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了,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破产?

　　1991年,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了六十多年之久的苏联国旗落下了。一些人从内心发出疑问: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被打败了?回答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原因并不是由于实施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硬要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被打败了呢?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仅仅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外因”,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内因”。综观所有内在因素,没有一个可以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失败,把苏联解体归因于“十月革命”的“原罪”是站不住脚的。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与之后苏联的解体有着历史的联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能把这种错误和弊端算到马克思主义头上。贯穿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整个过程的,是苏联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放弃与背叛。苏联解体以来二十多年的时间证明,邓小平所作出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被打败了,哪有这回事!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基本原理的伟大实践。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相当于圣保罗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没有列宁,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从理论变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当然,“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问题在于,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了六十多年以后,在1991年落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与此同时,柏林墙倒塌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易帜。随着苏联和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垮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究竟如何的问题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现于前。一些人开始借用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他们看来,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人们有理由重新认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而且也使人们有理由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一世界上是否真正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证明了“十月革命”是具有“原罪”的,而且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一些乌托邦的臆想,不仅应当宣布列宁主义已经破产了,而且还应当把马克思主义送到历史博物馆去,因为它只配作为一种“历史文物”供人们参观。美国的国务院思想库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的书,他在书中就借用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来论证“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死亡,共产主义已死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万岁,市场经济万岁”。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亚·尼·雅科夫列夫则遥相呼应,也抛出了一本题为“一杯苦酒”的著作,打着总结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和改革运动失败教训的旗号,公然把马克思主义比做“一杯苦酒”,认为被迫吞下这杯苦酒的俄罗斯人民遭致苦难是必然的,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队伍内部不少人实际上也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产生了疑虑。一些人从内心发出这样的疑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了,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破产?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坚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显然,如何正确地认识苏东剧变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地评判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成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另一个关键。如果不把人们头脑中的这个疑虑解开,就很难让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还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上还有现实意义。

　　一、造成苏联解体既有外在因素但主要缘于内在原因

　　追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苏联解体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消身隐退便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尚不能在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间直接画等号,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则另当别论。面对这一重大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确实也是在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间直接画等号,那么就应放弃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代之以西方的什么自由主义等思潮来统治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确实像其领导人邓小平那样不把苏联解体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那么就应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理直气壮地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前进的旗帜。

　　关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确实是由于苏联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而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确实有理由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失败之间直接画上等号,有理由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把马克思主义送进历史博物馆去。但是倘若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恰恰相反,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造成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绑”在一起,硬要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破产呢?事实非常清楚,要正确认识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追溯造成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1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因”

　　造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近因又有远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外因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实施的和平演变。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从根本上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所以自苏维埃政权建立那天起,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就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一开始就发誓要把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最初他们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赤裸裸的军事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曾对法西斯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力图借助法西斯势力来消灭“布尔什维克瘟疫”,即所谓“祸水东引”。所有这些手段都没有得逞,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把和平演变作为瓦解苏联共产党、改变苏联社会制度的首选手段。

　　“和平演变”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早是由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2月提出的。他曾经这样预言: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最终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而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则是杜鲁门政府国务院外交政策顾问福斯特·杜勒斯。他在二战后系统而鲜明地阐述了要对苏联进行遏制的冷战思维,声言“必须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要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以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和平演变,“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了美国的历届总统和西方所有资产阶级政要的共同诉求。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手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最常见的手段是:其一,利用广播宣传长期进行“宣传战”和“攻心战”。他们用来进行反苏、反共的主要宣传工具有“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英国“BBC”电台等,这些宣传工具无时无刻不在诋毁社会主义的声誉、败坏共产党的形象。其二,利用人员交流大搞思想渗透,腐蚀苏联的下一代。二战后,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看到通过人员来往对苏联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是在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播撒自由的种子”的最有效的途径。于是他们大量吸引苏联年轻人赴美留学,在苏联年轻人中间大力进行反共宣传,终于培养出一批亲美、亲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其三,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内政,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特别重视人权问题在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各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他们大力扶助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把诺贝尔和平奖也变成了西方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其四,广泛利用非政府组织,在苏联内部制造破坏力量。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思想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不再满足于仅仅支持零碎的、各自为战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将目光投向各种非政府组织,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扶植苏联内部的反动势力,以实现尼克松所说的“不战而胜”。其五,利用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迫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明确地把“拒绝与苏联贸易”或“鼓励与苏联贸易”都视为实现和平演变的手段,于是他们一方面对苏联实行封锁禁运;另一方面又以贸易为诱饵,迫使苏联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2007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只要浏览一下这一著作,当年美国政府秘密策划瓦解苏联的内幕就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为了搞垮苏联,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雇用了一大批专家,其中既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也有通晓经济的学者,他们聚集在一起,拟定了美国瓦解苏联的所谓“软战争”战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一方面大力推进军备竞赛,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逼迫苏联“跟进”,即发展军事工业,进行军备竞赛,苏联的经济实力就这样被“拖垮”了;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随着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一路下跌,到1985年前后始终徘徊在每桶1317美元上下,而苏联出口的石油价格最低曾跌到每桶6美元,出口石油原是苏联的主要外汇来源,苏联的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

　　2苏联解体主要是由其自身的“内因”造成的

　　上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确实对苏联解体、东欧易帜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但毕竟这只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没有苏联自身“内在”的原因起作用,不管西方资产阶级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目标如何坚定不移、杀气腾腾,具体实施这一目标的手法如何暗藏玄机、处心积虑,他们也不会得逞的。只要回想一下,在苏联建立初期,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建设社会主义,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苏联都能挺过来,而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成了世界“两霸”之一,却如此不堪一击,一下子就被和平演变过去了,苏联解体主要在于内在的原因不是就非常清楚了吗?

　　二、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的内在原因

　　那么究竟什么内在原因导致苏联解体、红旗落地呢?综观当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一般都归结为以下三个“内因”,即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本来就“先天不足”,具有“原罪”;斯大林执政时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苏联的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为后来苏联的解体种下了“祸根”;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条路线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对这三个“内因”稍作分析就可知道,第一个“内因”根本不成立,而且即使成立也不能就此证明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第二、第三两个“内因”确实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因素,但正是这两个“内因”说明了苏联解体不是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歪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带来的结果。

　　1.从第一个“内因”即所谓“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可以看出苏联解体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破产

　　这是把苏联解体与列宁及其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由于“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才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最终失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以及一些具有“社会民主党”背景的人就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并不具有历史合理性。他们把“十月革命”看做一种“原罪”加以谴责,说什么“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俄国的悲剧。他们强调,“十月革命”充其量是与争取社会主义无关的一次自发的事变。当时的俄国既然是农民在人口中占压倒优势,那么农民与无产者的自发联合的举动,只能说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的一次自发性的事变。硬要把这次事变当做“社会主义革命”来接受和发展,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才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按照其本意它还要短命得多。人们完全有理由根据苏联社会主义最终失败的事实对列宁主义作出最后的判决,完全有理由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70多年前“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和“早产”。他们甚至提出,必须重新评价列宁与考茨基当年的争论。“十月革命”胜利前后,考茨基等一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再对布尔什维克加以责难,强调俄国根本不具备条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的是非——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变得毋庸置疑。但现在他们却认为,既然“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最终还是由于“先天不足”而最终失败,那么这就证明考茨基当年对“十月革命”的指责和对“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估计是正确的,列宁与考茨基谁是谁非又有了新的结论。

　　事实上,把苏联的解体归因于“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是站不住脚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懂得,不能把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崩溃归咎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同样,也不能把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归咎于7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发动和领导“十月革命”,在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违背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在晚年通过对俄国土地制度,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提出了俄国和东方其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当然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来论证这种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马克思在此遵循的是另一种思路。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类似俄国这样的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有可能利用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道路,它的胜利使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部分得以证实。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并不是由开创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列宁逝世以后,苏联的领导人没有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要求来建设社会主义造成的。关键在于,按照马克思的论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与由于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而导致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后者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基础上,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前者则是有待“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是“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却没有把这两种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完全按照后者的要求来指导前者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怎么能不失败呢?

　　在我们论证了不能把苏联解体归结于“十月革命”本身的“先天不足”,也就是驳斥了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所说的导致苏联解体的第一个内在原因以后,我们还须说明的是,即使是持这种观点的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具有“社会民主党”背景的理论家,也不能进而得出结论——苏联的解体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破产。他们反复指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覆灭,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破产。必须把列宁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区别开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也必须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列宁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苏联的解体只是表明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了,而并不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即列宁主义破产了,而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破产了。他们强调,社会主义仍然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具有现实性,这一点并不随着苏联解体而有所改变。尽管我们不能同意他们这种否定“十月革命”,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截然区别开来的观点,但我们还是赞赏他们并不把苏联的解体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失败的基本立场。

　　2.从第二个“内因”即斯大林的错误可以看出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直接的联系

　　现在许多人,特别是一些把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希望都寄托于对原先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的理论家,主要把苏联的失败归结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以及相应所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可以说,目前国内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各种意见中,持这一观点的人占了多数,或者说,这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对此,我们力图说明两点:斯大林所犯下的错误,以及相应所形成的那种体制,确实是导致后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只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远因”,把苏联解体完全归因于此是片面的;即使承认斯大林所犯下的错误,以及相应所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是导致后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出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错误,因为斯大林并不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才犯下这一系列错误的,才为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从表面上看,苏联解体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数十年之前,斯大林执政时期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就为后来苏联解体种下了“祸根”。具体地说,斯大林的错误有:

　　其一,不把社会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平心而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是相当重视的,问题在于,片面发展重工业,不重视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重工业的片面发展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致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品和食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缓慢,人民由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满足转变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意。

　　其二,建立了一个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批判了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以后,斯大林为了在短时期内建立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而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消灭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私有制成分,取消租让合同制,用强制手段消灭富农。他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把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统统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资本主义祸害。这样,他就在苏联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苏联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同这一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三,缺乏民主,破坏法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清洗”,错杀了一大批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抹黑社会主义、毁坏社会主义声誉最有力的口实,也是使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四,推行教条主义,在学术领域大搞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气息和创造精神。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了对列宁的神化和对列宁著作的教条解释。教条主义常常与个人崇拜结伴而行,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日盛。要造神,要树立神的绝对权威,就要整肃“异端”。于是在学术界许多领域相继开展批判运动,对学术问题作出政治上的判决,党的领袖的话成为辨别真理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标准,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陷入死寂和僵化的状态之中。

　　其五,推行民族沙文主义。“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原先建立单一制国家的设想,建立了包容130多个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列宁逝世以后,联盟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各民族自治共和国的独立、主权、自治基本上没有实现。斯大林所实行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激起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抗,致使苏联走向民族分裂,而民族分裂主义又冲击着多民族的国家联盟,使联盟逐步失去了凝聚力。

　　面对斯大林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人们确实有理由把苏联解体与斯大林及其所犯下的这些错误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如果我们不正视斯大林的错误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就不能认真地吸取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教训,就不能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走出来。我们平时所说的对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正是来自于此。如果这一体制没有弊端,如果这一体制并不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伤害,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对此作出反思并相应地进行改革呢?我们在提出和认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必须非常清醒地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斯大林所犯下的这些错误只是为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形成了一种导致苏联最终解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僵化的体制只是蕴含着失败的可能性,而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需要其他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斯大林的错误只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远因”、“诱因”。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与苏联解体有着历史的联系,但不能把这种联系夸大为根本原因和必然结果,更不能说成是直接结果。一些人之所以要把苏联解体全部归结于斯大林的错误,根本目的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比起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的功绩是主要的;比起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这一体制的优越性是主要的。对此,毛泽东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20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斯大林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的“位置”的问题,我们既要反对因为斯大林有错误、苏联体制有弊端就因此而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苏联体制,也要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说成是造成苏联解体的根本的、直接的原因。

　　第二,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与苏联解体有着历史的联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能把这种错误和弊端算到马克思主义头上。斯大林何以犯这些错误,原因有许多,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因素。但有一点则是肯定的,这与他没有正确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斯大林在整个执政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少歪曲的解释,其中许多是属于教条主义的解释,导致在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化。上面所说的明明在苏联建立的是有待“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却按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把此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来加以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显然,斯大林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所犯的错误,都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在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对苏联解体的影响时,应当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区别开来,甚至还应当与列宁主义区别开来。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硬要把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不仅与列宁主义,而且与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他们提出,如果能勇于面对现实,准确地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那么就必须承认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就是列宁,甚至是马克思本人的理论造成的。这样,他们就通过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追溯到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进而沿着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斜坡一直往下滑,最后宣布必须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由此看来,把斯大林的错误、苏联体制的弊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区别开来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3.从第三个“内因”即戈尔巴乔夫的背叛可以看出苏联解体不是坚持而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结果

　　第三个原因就是把苏联解体主要归结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背离乃至最后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上面我们论证了斯大林的错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远因”,那么所谓“近因”就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的背叛。论证了斯大林的错误只是使苏联解体形成了“可能性”,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就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的背叛。如果这一说法得以成立的话,那么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破解那种存留于一些人头脑中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了,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的疑虑。斯大林曲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犯下了错误,即使他的错误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间接因素,也不能由此把苏联解体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破产。而既然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因素是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那就更不能把苏联解体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破产。

　　我们就来看一看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起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放弃甚至背叛。

　　其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列宁领导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正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关键在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苏联,是否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对此,无论是列宁还是斯大林,头脑都是十分清醒的,他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可以被视为对《共产党宣言》一书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列宁与一切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含糊的斗争。斯大林也不断告诫全党,千万不能忘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阶级斗争。众所周知,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主要表现为他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的观点。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他在实践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如果能够正确地纠正斯大林的错误,那就能使苏联在这一问题上完全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去做。赫鲁晓夫以批判斯大林搞“大清洗”运动为名,竟然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从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顾当时苏联存在着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贪污盗窃罪犯等客观现实,更完全不顾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不择手段地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的客观现实,公然宣布:“在苏联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和阶层”,“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业已消除,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正是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依据,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全民国家”的论调,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后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更是把“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国家”理论发展到极致。他把民主与专政完全对立起来,只要前者不要后者,宣扬要“无条件地实施民主”。面临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发动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在以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关键时刻,面对一心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国外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西化、分化活动的关键时刻,他步步退却,竟然反复强调“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这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当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时候,资产阶级却正在抓紧拿起这一武器向你进攻;当无产阶级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的时候,资产阶级却趁机对无产阶级实施专政。苏联发生的情况再次证明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其二,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任务、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诉求,为他们谋利益。只要共产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它就只能如此。赫鲁晓夫在鼓吹“全民国家”的同时又宣扬“全民党”。他在苏共二十二大题为“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赤裸裸地说道:“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把共产党说成是“全民党”,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共产党人的阶级性和先进性都不见了,把共产党人等同于一般的老百姓。而只要是政党,总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代表,“全民党”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全民”和“政党”这两个词不可能连在一起。把共产党说成是“全民党”,实际上是要把共产党改造成资产阶级政党。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赫鲁晓夫宣扬共产党不能只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应当代表所有人民大众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连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不了,怎么还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撇开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来抽象地谈论所有人民的利益,是一种欺骗。在如何对待共产党性质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公开宣称要抛弃“与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1990年2月,苏共全会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所谓的《行动纲领草案》,这一《行动纲领草案》公然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在其后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所通过的苏共党纲则重申,苏联共产党是“按照自治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与赫鲁晓夫一样,他名义上是要把苏联共产党变成一个“苏联公民的全民组织”,而实际上是要把苏联共产党“改革”成一个只为极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是先“亡党”而后“亡国”。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苏联公民的全民组织”之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消亡了。而当宣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之时,由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荡然无存,从而也不可能遭到强烈的抵制,一切是那么地“顺理成章”。

　　其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刻地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讲得十分清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只能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所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占统治地位。对此,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应当说,苏联共产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也正因为如此,苏联在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苏联的国旗也一直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着。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始于赫鲁晓夫,他推崇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企图在意识形态上也向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放”,为各种资产阶级思潮涌入苏联“大开绿灯”。而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抛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反对精神垄断”的旗号下,让马克思主义放弃自己的理论阵地,实际上是让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他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围剿”的同时,又竭力把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引进来,并奉为圭臬,称之为“全世界共同的世界观”、“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突出的是,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专设一个部分,即第三部分,用以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揭露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本性以及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危害,划清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重新用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各种“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的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对抗和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捍卫的科学社会主义。当把这种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让人们接受之时,也就是苏联共产党亡党、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亡国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