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党是如何骗取城乡小资产阶级支持的

德国政府推行维护容克地主利益的政策，损害了中、小农的利益。德国2/3以上的畜产品在农民的农场中生产。饲养家畜和生产畜产品主要由中小农经营。而大地主庄园一般种植粮食和其他农作物。危机期间，德国政府实行粮价补贴政策。相对说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比畜产品价格高得多。如以1913年的价格为100%，21  1931年4月17日主要农畜产品价格指数的涨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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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地位方面，小资产阶级处在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面对垄断资本的强大竞争，他们处于受排斥地位，有反对垄断资本的情绪。然而他们留恋私有制，惧怕取消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危机期间，小资产阶级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他们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对下降为无产者的前景不寒而。城乡小资产阶级对现状十分愤懑，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情绪剧增。纳粹党的领导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看到了这种情况，指出：目前95%的德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是……人民对一种堕落经济的抗议！”

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强烈地希望，在大垄断资本竞争面前得到国家的保护，限制大工厂、大企业的势力，以求生存，进而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小农希望政府推行保护关税政策，降低地租，调整农产品价格，禁止拍卖地产，保持乡村风格。官吏、职员和大学生希望保证就业，保持社会地位的稳定性。总之，自1930年起，小资产阶级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政府。

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城乡小资产阶级对它寄予希望。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64条规定：“国家从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促进农村独立经营的中产等级的发展，促进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反对加重赋税和吞并。”可是，共和国并没有采取保护与拯救中小企业和改善中小农境遇的措施，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共和国使他们得到的是屈辱的凡尔赛和约，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1美元等于6亿马克22 的通货膨胀，1930年1月“杨格计划”中规定的1160亿金马克的巨额赔款(至1988年，每年赔款20亿金马克)。尤其严重的是，1929—1932年猛烈的危机竟使他们成批地破产，从而处于失业的边缘。

共和国对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竞争者工商业巨头却全力资助。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国家对莱茵区和威斯特伐利亚大实业家的所谓损失补助费达700万金马克。23 1929—1932年危机期间，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润虽然减少一些，但是他们却借助国家的税收和政府资助政策，通过国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把主要负担转嫁到领取工资者、小企业主、工人以及农村中、小农和农业工人身上。例如，在此期间，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收入减少了50%，即减少300亿马克。24 魏玛共和国的这些措施使得小资产阶级对它寄予的希望完全破灭。他们认为，魏玛共和国是维护大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利益的，共和国是社会不安定和“民族耻辱”的同义词。作为十一月革命成果的魏玛共和国要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失败、战后接受凡尔赛和约、当前的通货膨胀以及整个经济危机负责。

在垄断资本的吞并和控制面前，小资产者经常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因此可以被争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但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背叛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执政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人民群众的贫困，却执行了一种敌视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其中1929年和1930年这两年中，由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米勒领导的政府新增加群众捐税达124500万马克。25 这使小资产阶级最后失去了对社会民主党仅有的信任。

德国共产党虽然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和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但是在党的联盟政策上，党内仍然残存着宗派主义。党的主要矛头既针对德国纳粹党，也针对社会民主党，没有切实地把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贯彻到实际中去，没有集中精力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保卫已经残破的民主和反对法西斯主义。1931年5月，台尔曼指出：德国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及农民所做的“群众工作太少，而议会工作做得太多”26。同时，德国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当时德国的革命形势，提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口号，引起维护私有财产的小资产阶级的恐惧。

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小资产阶级曾追随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德意志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国家党、经济党和其他资产阶级党派。这些政党只是许诺，并未提出解决小资产阶级困境的具体措施。它们甚至在组阁时向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生活福利进攻，颁布削减社会福利基金、失业救济金和削减工资的条例。1930年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布鲁宁领导的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规定增加啤酒税和零售税，即增加群众捐税75000万马克，同年6月，政府征收人头税，规定每个居民必须缴纳附加税。同年12月，又征收其他群众捐税，使人民群众增加了8亿马克的负担。这些措施都直接危害濒临困境的官吏、职员、知识分子及失业者的利益。因此，他们逐渐脱离了这些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

德国小资产阶级在苦闷、彷徨中寻找出路，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新时代的信仰”，“我们要改造社会”27。他们渴望一种进行改良、改善自己政治、经济处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德国颇为流行。当时，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于在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之下的无可幸免的灭亡胆战心惊，因此期待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主张社会“恢复到可靠的前资本主义和与行会类似的生产关系”时期，保存小资产阶级，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的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28

正当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对共和制感到失望，并逐渐脱离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寻找出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充满憧憬时，希特勒的纳粹党抓住了时机。它有针对性地对小资产阶级展开了蛊惑性煽动，把他们拉到纳粹运动中来，成为纳粹运动的主要的社会基础。

三

纳粹党充分利用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愤懑情绪，采取以下几种手段对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欺骗和拉拢。

(一)制定符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

纳粹党声称：“中等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危机期间，该党任命退役的康斯坦丁上校为负责经济工作的第二组织部(1929年成立，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总管)部长。他手下有两名得力助手。一个是hc威廉·奥托·瓦格纳博士，前总参谋部军官，在经济困难时期沦为小缝衣机厂厂主，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企业主的境况颇为了解。另一个是精通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阿德生安·范楞特尔博士。由他们负责纳粹党经济政策的制定。

第二组织部提出一份备忘录，确定了经济政策的总方针。备忘录强调“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主义”，“要求提供充分的工作岗位；使在劳动岗位的劳动者能过富裕的生活；保障工作和赢利(基本上让无产者得到产业)”29；“保护中等阶层”，“限制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来源”30 。

在这个总方针指导下，纳粹党在口头上以及起草的法令、文稿中，反复强调尽量照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1930年后制定的《商店—分店税收法草案》规定，“保护日益受到大企业严重威胁”的个体商贩。31 同时提出的产品《订货法草案》中规定，“国家或地方的订货，国防军的订货，以及私人企业的大批订货，尽可能由手工业和中小工商业承担”32 。

1932年5月10日提出的《迅速提供就业——战胜危机纲领》中指出：“开拓土地；建立独户住宅；修筑公路，以减少失业”；“由国家资助，使中、小企业继续生存”；“以大地产为代价，增加中、小农数量”33 。

为了拉拢成百万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纳粹党于1932年还成立了“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提出接管大百货公司、统一商店和消费合作社价格的主张。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希特勒亲自对他说：“要放手大干，把农民给我组织起来！”34 授权他只要能笼络农民，可以随意开空头支票。

达雷在他写的《农民是北方种族的生命之源》和《血与土地产生新贵族》两本书中，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血与土地”的原则。他说：农民是血，是生命的源泉，生命滋生不已，祖国乃得昌盛。土地为农民耕种，生产人们的衣、食之需。他主张在不改变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贷款，帮助农民建立“世袭田园”，农民将变成“血与土地”的新贵族。他说：“血与土地”是德国的基础，农民是国家的柱石，在国家中应居首位，德国应该成为“农业国家”。

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纲领》。它宣扬“供养民族的农民阶级对于民族有极大的作用”，农民是“全体人民中最纯洁的分子，民族的新的生命的源泉，我们军事力量的骨干”。“一个坚强的农民阶级的存在，乃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点之一。”纲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的放款”35 。

纳粹党通过上述纲领和政策，在口头上提高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用一套空头许诺骗取他们的信任。许多小资产者和农民把这些纲领和政策条文视为自身利益的体现和可靠保证。这成为他们盲目追随纳粹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进行争取民心的反资本主义、反魏玛共和制和民族沙文主义蛊惑宣传

纳粹党十分重视宣传的作用。戈培尔写道：“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36  在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主义的心理，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107名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37 。戈培尔在由他主编的柏林《进攻报》上宣称：“同寄生性进行无情的斗争！向掠夺者开战！给劳动者和平！取消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对人民政治生活的影响！”38

纳粹党内的“施特拉塞派”39 在“反资本主义”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该派要求大企业“社会主义化”和限制大地产，提供就业，战胜危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他们甚至主张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即中世纪晚期的行会时期，回到“光荣”和“平静的时代”，使小资产阶级摆脱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受到的威胁境地。这种思想不仅迎合了小企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的愿望，而且符合那些战后留恋从前状态和地位的职员和学者们的心理。这一派别的反资本主义宣传，对小资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该派比较，希特勒在公众场合反资本主义的调子不高。他既要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又要不得罪纳粹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垄断资产阶级，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许诺。他提出保证，如果他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他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解释为只反对犹太人的资本，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以“犹太人资本”为代价解决，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由此引向疯狂的“反犹主义”。

纳粹党针对小资产阶级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心理，大肆攻击共和制，声称要由一个新的帝国取而代之。1932年希特勒在灌成唱片的《致民族呼吁书》中煽动说：“德国的农民贫困，中等阶层破产，几百万人的社会希望破灭了。德国三分之一的就业者没有工作。国家、地方和各邦负债累累，整个国家财政混乱，金库枯竭！”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共和制度。他说：“共和制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它们本身最终被取消的时候来到了！”40 希特勒声明，他无意改变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只是反对共和制。他宣称：“我们不能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41 这种反共和制的宣传，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广大城乡小资产者把共和制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取缔频繁更替政府、疯狂滥印钞票和欺骗人们的魏玛共和体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地区，如巴伐利亚，重新恢复君主制的呼声很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被迫接受条件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它成为压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和民族屈辱的象征。在德国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党便乘机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希特勒利用一切场合重复他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的复仇主义宣传，诱使德国人相信，要想使战败和混乱不堪的德国在阳光下占有比以前更加伟大的地位，就必须建立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以日耳曼人种为基础，必须确立元首的绝对权威。这样有朝一日，德国一定成为“地球的主人”。他宣称，新帝国不只是要恢复1914年德国的疆界，而且要“扩大空间，开拓世界。必要时，使用刀剑，开辟道路。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42  这种民族侵略主义的狂热宣传，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恢复“民族强大”和“昔日光荣”的民族主义心理。

在进行“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同时，纳粹党还提出“民族社会主义”的口号，作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和信仰进行招摇撞骗。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下，“社会主义”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德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影响。战后德国各政党争相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纳粹党1919年初建立时取名“德国工人党”，1920年2月24日，改名“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此后十年中，希特勒一直鼓吹“民族社会主义”。在1929—1932年经济危机期间，他变本加厉地宣传这个口号。他对“民族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解释：“民族社会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个人为社会牺牲，这是民族主义；社会为个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这两点结合起来，便是民族社会主义。”43

上述宣传确实起了一定作用。那些不满现状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们，把“民族社会主义”看作是可追求的信仰、可改变国家面貌的希望和一种神圣的精神寄托。他们认为纳粹党正是这个信仰的体现者，于是大批涌向纳粹运动。

(三)组织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

1930年上半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的政治危机。3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内阁垮台之后，刚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中央党布鲁宁内阁也失去国会的信任。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决定1930年9月13日进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一场选举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去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所到之处立即举行各种群众集会、演讲会、青年集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一般持续一周或十天，全国平均每天举行活动达25场次。

纳粹党的竞选大会独具特色。会场上排列着由右派青年组织成员、纨衤夸子弟和以失业青年及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冲锋队队员组成的仪仗队、吹奏乐队，装饰着元首旗。整个会场笼罩着一层宗教色彩和军国主义的气氛。冲锋队队员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希特勒在纳粹头目的簇拥之下出场，作滔滔不绝的演讲，为纳粹党各地的演说家定下调子。他们在各地举行的大会上随之仿效。据记载，在1930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纳粹党举行了3.4万次竞选大会，有2000—3000名在纳粹党演说学校培养的演说家，其中有1000名专门为竞选训练的宣传家登台表演。

在这些大会上，纳粹党还使用最新宣传技术，引起轰动的麦克风扩音器，放映带有希特勒和戈培尔竞选演说的电影，播放他们演说的唱片，以吸引选民。为了迅速收到宣传效果，希特勒租用了一架飞机，三次飞行全德国，抵达六十多个城市。仅1932年7月一次飞行，希特勒就在五十多场群众大会上讲话。充斥着希特勒照片、演说的纳粹党的各种报纸在全国铺天盖地。仅戈培尔在柏林创办的《进攻报》，每日发行量达6万多份。

纳粹党各级组织的积极分子在竞选运动和发展党员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通过非正规途径，在酒吧间、俱乐部和工作地点当面谈话，争取选票，吸收了很多党员。其人数和通过参加党的集会或阅读宣传品而入党的人数一样多。

(四)宣扬暴力方式的“主动行动”

希特勒声称：纳粹党不是一个普通政党，而是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应该完全超脱于政党之间的唇枪舌剑的斗争。它不是代表一个政党，而是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它必须采取“主动行动”。

纳粹党提倡的“主动行动”，其实质是以永恒、全面的暴力和恐怖为其行动纲领。其他反动势力虽然也采取恐怖行动，然而只是偶尔实行。而纳粹党在上台之前，其恐怖行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

纳粹党“主动行动”的工具是1921年8月成立的冲锋队，简称为sa(sturmabteilung)，主要招募不能进入10万常备军的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人和必须解散的志愿团中的一些军人。恩斯特·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1921年8月14日《人民观察家报》在一篇题为《致我们的德国青年》的文章中指出：“冲锋队……作为一支钢铁队伍，为我们为之冲锋陷阵的整个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44 冲锋队在“踏过墓地前进！”口号的指引下，冲入大商店，企图占领公共场所、政府机构和银行。他们在街头酗酒斗殴，扰乱其他党派的会场，镇压敌对者，恐吓竞争者，进行暗杀活动，以暴力和恐怖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武德”，不断扩大纳粹党在舆论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