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党是如何骗取城乡小资产阶级支持的

联邦德国史学家马丁·布洛查特在《论纳粹运动的群众结构》一文中指出：这种“主动行动”“始终是——也超出1933年——纳粹运动万有引力的中心”45 。这对于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德国民众来说，具有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

(五)施小恩小惠为诱饵

1933年之前，纳粹党并未成为执政党，很难采取直接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措施。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它并未忽视这方面的措施。纳粹党利用垄断资本资助的部分资金，向人们提供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例如，为失业者、复员军人和无家可归者建立“食物施舍所”，“提供住房，发放衣服和食品”。这种行动给小资产者和失业者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行动中确实代表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认为应同纳粹党一起为了一种共同的事业同舟共济。

由此可见，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危机期间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在于它了解民心，进行欺骗群众的煽惑活动。当小资产阶级深受危机的打击，面临落入无产者境地的威胁而彷徨沮丧，深感前途暗淡时，纳粹党向他们灌输“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迎合他们心愿的纲领和政策，并用欺骗性的宣传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唤起人们的热情；而法西斯暴力的“主动行动”又使追随者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希特勒的纳粹党冒充小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民族革命运动”的旗手，而小资产阶级把纳粹党视作自己的“希望”。

通过上述手段，纳粹党得到迅速发展，在选举中赢得了重大成就。以农村为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1930年与1928年比较，资产阶级传统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选票比例由23%下降到6.7%，而纳粹党在同期由4%上升到27%。1932年7月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超过了50%。在汉诺威东部、法兰克福、利希尼茨、波希米亚和东普鲁士等选区的票数也都超过半数46 。希特勒为此十分高兴。他在1933年4月5日说：“谢天谢地，如果我们不取得农村人口的一定比例数，那么，就不会兴起追随我们的这场运动！”47 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与农民的情况相类似，许多人追随纳粹运动。

四

西方资产阶级不少史学家以纳粹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小资产阶级而得出纳粹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或者是“中产阶级”运动，甚至是一场“人民”运动的结论。48 英国史学家h.r.科德瓦特说：法西斯分子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第一条道路”。49

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由其成员的社会组成而确定，而是要看它本质上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纳粹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纳粹运动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它的参加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否意味着纳粹运动就是小资产阶级运动，或者是人民运动？这只有具体分析纳粹运动的本质，才能做出客观的回答。

纳粹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垄断资本的政策密切相关。战后德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十一月革命”失败后，1923年德国部分地区又出现了革命运动的高涨。汉堡工人举行起义，萨克森、图林根等地成立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的政府。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德国相继遭到1921年经济危机、1923年货币贬值和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在革命和经济危机的夹击下，垄断资本的右派势力决定取消魏玛共和制，建立法西斯专政，以达到拯救自身的阶级统治，对内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和称霸世界的目的。

垄断资本的右派势力声称，魏玛共和制是从国外引进的制度，不适于德国国情，必须以专制政体取而代之。1923年的卡普暴动，就是右派势力建立军事专制的一次尝试，但由于工人群众声势浩大的罢工示威而遭到失败。垄断资本有远见的领导人从卡普暴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群众基础不行，“没有群众将一事无成”。50国防军将军施莱歇尔说：“只靠刺刀维持统治并不可取，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能长期维持统治。”51  因此，德国垄断资本迫切地需要一个既能忠实地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又能有效地吸引群众，并把群众纳入为垄断资本内外政策服务轨道的政党和政党领袖。垄断巨头胡果·施汀纳斯说：必须找一个独裁者，“这个人必须说人民的语言”，必须来自小资产阶级阶层。52 垄断资本家在战后德国反动党派林立的情况下，终于选中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

垄断资本的一位代言人赫尔曼·艾瑟尔早在1929年1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意大利一小部分勇敢的男子汉们所能成就的事，在我们这里也能实现。我们也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53  希特勒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公开声明，敌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这是纳粹党的政治目的。他在该书中以歇斯底里的语言描述说，1914年他还是一个青年时就曾为战争爆发跪下感谢上帝，因为他是一个从寄宿收容所出来的没有希望的失败者，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这种明目张胆地要求战争的愿望，完全符合战后德国垄断资本着手准备侵略战争的目的。

希特勒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有煽动民众的演讲才能和欺骗民众的巧妙手法。他所领导的纳粹党公开发表“反资本主义”的纲领，以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和垄断资本的敌人面目出现，实际上，纳粹党并不准备对之实行，它与垄断资本在暗中已经作了交易。

1928年，希特勒在修改《25点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部分时对垄断资本家私下说，“党坚持私有财产的原则”。《纲领》中有关“托拉斯国有化”、“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商店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的经济目标“完全不能实现”。54 1931年8月希特勒在基尔道夫的乡间别墅向工业家发表演说，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给三百多名工业家做重要报告，再次向他们保证，绝不触犯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的主权。他详细介绍了纳粹党未来的经济纲领，强调废除凡尔赛和约，将国防军由10万人扩大到30万人，“重建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大德国”。国家通过大批订货繁荣经济，“铺设高速公路，改善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促进汽车—飞机制造工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业发展”。55 希特勒宣称，工业界肩负着当政的责任，“有权进行领导”。56希特勒的演说在经济界受到热烈欢迎。

希特勒与垄断资本家的交往，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曾在私下向垄断巨头代表人物披露说：关于不实行“反资本主义”条文的意图，“我是不能在群众大会上讲的。有关私有财产的观点，我也不能像对你们说的那样在群众大会上讲”。57 希特勒在这里向垄断资本家表明，纳粹党是彻头彻尾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他那公开的关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纲领条文，只是为了欺骗和争取群众。垄断资本家从纳粹党的真正目的中看透了该党的本质，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统治工具。纳粹党拥有群众基础这一点，足以对右翼政权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群众支持。这在垄断资本家看来，是纳粹党优于其他资产阶级党派的明显之处，也是纳粹党对于垄断资本的价值所在。因此，垄断资本从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对纳粹党进行大力支持。

在政治上，自20年代开始，希特勒的纳粹党就得到巴伐利亚军方的支持。纳粹党的领导人威廉·弗立克承认：“在1923年啤酒店事件中，对于巴伐利亚当局来说，取缔纳粹党非常容易”。58 之所以让它保留下来，是因为巴伐利亚当局把这个运动视为“革新德国的萌芽”。司法部长和保守分子弗兰茨·居尔特纳明确地说，纳粹党是“我们身上的一块肉”。59 这相当深刻地说明了纳粹党的发展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直接相关。

特别在经济危机期间，垄断资本对希特勒纳粹党政治上的支持更是全力以赴。1929年，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德意志人民党主席胡根堡、前线士兵同盟“钢盔团”的领导人弗兰茨·赛尔德特同希特勒三方结成了一个“反杨格计划行动同盟”，发起了“德意志国民反对杨格计划与战债谎言总投票”运动。尽管他们的计划并未得逞，希特勒却通过这次活动抬高了政治身价，其影响波及全国各地。1931年10月，由上述三方面和泛德协会以及祖国协会等组织参加，建立了“哈尔茨堡阵线”，声明反对魏玛共和体制，在德国建立一个公开的恐怖专政制度。希特勒的纳粹党借机发展成为德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31年夏天，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重工业巨头梯森和基尔道夫等人要求希特勒组阁任总理。

但是，自1932年年中起，由于德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由于经济危机开始缓和，其结果是纳粹党的影响有所减退。在1932年11月6日举行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竞选中失利，总共丧失二百多万张选票，议员由230名下降到196名，然而仍是国会第一大党。60 这时，在纳粹党内甚至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希特勒本人也起了自杀的念头。纳粹党人声嘶力竭地发出呼救：“救援我们啦，因为假使我们失败了，德国将增加1000万共产党人了！”61纳粹党有进一步丧失群众基础的危险，而革命势力却在增长。这使统治阶级感到惶恐和危险。这种局势给德国垄断资本发出一种紧急信号。此时，经济界达成一致协议，从防止布尔什维主义威胁出发，希望纳粹党掌权，在德国奠定一个稳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1932年11月中旬，由沙赫特、伏格勒、梯森、克虏伯等20名工业巨头签名向总统兴登堡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希特勒组阁。这说明德国垄断资本对希特勒的政治支持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推上总理的宝座。

在经济方面，纳粹党得到德国各地工业巨头和容克地主的资助。1922年泛德协会资助了20万马克，62 1923年又资助100万马克。63 1928年基尔道夫捐款10万马克。65 弗里茨·梯森曾一次资助希特勒50万马克。他还经常资助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 希特勒、戈林和施特拉塞经常得到工业家的资助。

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自1930年以来，垄断资本家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纳粹党的金库。鲁尔煤矿辛迪加决定，自1930年起每年资助纳粹党六百多万马克。66 据估计，1930—1932年间德国垄断资本对纳粹党的资助达7000万—9000万马克。67

在历次竞选中，垄断资本家都为纳粹党提供巨额竞选费用。在1932年第二轮总统选举中，重工业界资助的竞选费总额为300万马克。其中资助纳粹党的竞选费占去240万马克，实际数字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而为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仅仅提供了60万马克。68

纳粹党还得到瑞典、美国、瑞士、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工业巨头的巨款资助。据帝国总理府档案表明，仅1931年4月至1932年4月一年中，就有4000万—4500万马克从外国资本家的钱囊里流入纳粹党的金库。69

在宣传方面，垄断资本集团最好战和最反动的首席代表、新闻界大王胡根堡，向纳粹党提供出版社、电影制片厂、电台、报纸和整套新闻宣传机构，便利纳粹党加速进行煽惑宣传活动。纳粹党正是利用垄断资本家提供的巨额资助，出版了《人民观察家报》、柏林《进攻报》等报刊，创建专业演说学校，培养了上万名演说家。它从上至下，建立一整套宣传机构，大肆进行煽动和欺骗小资产阶级的活动。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纳粹党是靠垄断资本不断“输血”而发展的。它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这一点在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后表现得更加清楚。纳粹党对群众的欺骗与迷惑，正好适应了垄断资本的需要，有助于把群众纳入垄断资本侵略、扩张政策的轨道。所以，纳粹运动既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也谈不上走“第三条道路”。它不过是垄断资本政策的产物。持有纳粹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和“第三条道路”论调的西方史学家，没有正视垄断资本与希特勒纳粹党之间相互勾结的历史演变过程，因而不能正确阐述纳粹党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阶级实质。

1.奥古斯特·尼赤克：《德国人为什么支持希特勒？》(August Nietschke, Warum Unterstützten die Deutschen Hitler?)，见《法兰克福杂志》，1983年第1期，第25页。

2.1929—1933年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然而德国的经济危机已于1932年下半年开始缓和。纳粹党正是在1929—1932年期间，利用经济危机进行煽惑活动，于1933年1月30日由垄断资本扶持上台。

3.在1932年选举中，纳粹党在5万—10万居民人口的城市中获得选票最多，在农民中也取得重大成就。上表是根据鲁道夫·黑伯勒对1932年7月选举中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30个地区的纳粹党在独立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所得选票进行统计的比例，以及帕拉特对纳粹党在小资产阶级上层(居领导岗位的职员和官吏以及租典人)中所得选票进行统计的比例制成的。见沃尔夫岗·施德尔：《法西斯主义社会运动》(Wolfgang Schieder, 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汉堡霍夫曼和卡姆帕出版社1976年版，第101页。

4.莱恩哈德·库恩尔：《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Reinhard Kühnl, 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帕尔鲁根施泰恩出版社1979年第4版，第96页。纳粹党员的阶级成分主要是小资产者，约占2/3，工人不到1/3，比例如下：同上书，第99页。

5.同上书，第99页。

6.蔡特金：《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见《蔡特金演说论文集》第2卷，柏林1960年版，第693页。

7.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第96页，这是根据此处所提供的材料而计算得出的数字。

8.于尔根· 库钦斯基：《关于德国帝国主义研究》(Jürgen Kuczynski,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第1卷，狄茨出版社1952年版，第26页。

9.布·布赫塔：《容克和魏玛共和国》(B.Buchta, Die Junker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德国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页。

10.樊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11.《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7页。

12.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13.《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8页。，14%多的失业者，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补助。

14.同上。

15.约阿希姆·佩措尔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煽动活动》，柏林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

16.《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8页。

17.《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8页。

18.参见《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第31—32页。

19.同上。

20.布累提：《德国法西斯制度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11页。

21.参见《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69—71页。

22.《纪念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诞辰一百周年，1878—1978年》(Gustav Stresemann 1878—1978)，波恩国际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23.同上书，第59页。

24.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52页。

25.保罗·汪戴尔：《德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

26.《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46页。

27.约阿希姆·佩措尔德：《德国法西斯保守派理论家》(Joachim Petzold, Konservative Theoretike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德国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29.《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278页。

30.同上书，第315页。

31.《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15页。

32.同上。

33.同上书，第319—320页。

34.同上书，第291页。

35.康拉德·海登：《德国国社党史》，1936年中文版，第363页。

36.沃尔夫冈·鲁格：《魏玛的终结》(Das Ende von Weimar)，柏林，迪茨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37.《德国国社党史》，第403—404页。

38.《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277页。

39.该派形成于1925年，对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词句和争取工人及小资产阶级的条文看得比希特勒认真，被西方史学界称为纳粹党内的“左派”和“社会主义派”。该派深知打出“反资本主义”口号的蛊惑作用。其领导人粤托·施特拉塞1930年5月22日后与希特勒反目。格雷戈尔·施特拉塞1932年12月8日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其他人转向希特勒一边。

40.《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35页。

41.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42.《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23页。

43.《德国国社党史》，第326页。

44.《德国法西斯保守派理论家》，第42页。

45.马丁·布洛查特：《论纳粹运动的群众结构》(Martin Broszat, Zur Struktur der Massenbasis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Bewegung)，见联邦德国《现代史季刊》1983年第31期第60页。

46.《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seit dem Ersten Weltkrieg)第1卷，德意志安施塔尔特出版社1971年版，第528页。

47.《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05页。

48.参见佩·约·拉希施米尔：《法西斯主义的起源》(P.J.Rachschmir, Der Ursprung des Faschismus)，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49.同上书，第120页。

50.《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20页。

51.《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06页。

52.同上书，第282页。

53.同上书，第151页。

54.同上书，第106—120页。

55.艾伯哈特·齐考恩：《谁帮助了希特勒取得政权？》(E?Czichon, Wer Verhalf Hitler zur Macht?)，科恩帕尔-鲁根施泰因出版社1967年版，第78页往下。

56.《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13页。

57.同上书，第166页。

58.同上书，第119页。

59.同上。

60.《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43页。

61.《德国国社党史》，第454页。

62.《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128页。

63.同上书，第143页。

64.《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第167页。

65.弗· 梯森：《我曾资助过希特勒》(F.Thyssen, I Paid  Hitler)，伦敦1941年版，第129—131页。

66. 瓦尔特·乌布利希：《1933—1945年法西斯德国帝国主义》(Walter Ulbricht, Der Faschistische Deutsche Imperialismus 1933—1945)，柏林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页。

67.《魏玛的终结》，第148页。

68.《容克和魏玛共和国》，第390—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