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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兴衰

2014-6-10 10:39|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3255| 评论: 1|原作者: 克赫亚•巴格|来自: 新左翼评论

摘要: 印共(马)迷信新自由主义与北京式经济发展道路,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广大底层工农群众,最终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走狗,也宣告其本身在政治上的破产。

红色孟加拉邦的兴衰

作者:克赫亚·巴格〔Kheya Bag〕
译者:sovietlijie

编者按:译自《新左翼评论》第70期(2011年 7/8月号),作者克赫亚•巴格〔Kheya Bag〕。本文梳理了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政治生活中的起伏兴衰,试图向读者揭示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长期掌权和最终下台的原因。作者认为,执政初期 所推行的有限的农村改革以及西孟加拉邦政治体制(尤其是选举制度)的特点使得印共(马)能够长期掌权。但是,由于该党内部缺乏讨论、腐败现象以及讨好资方 的修正行径,印共(马)最终丧失了政权。作者最后认为,印共(马)几十年以来的执政成果在全印范围并不突出,而这个党也是前途惨淡。需要提醒读者的时,这个党,尤其是它在西孟加拉邦的所谓执政成绩曾在某些国家被大肆吹捧。透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某国共运专家大肆吹捧的东西到底有几分真实,特别是所谓北京道路和经济发展的真相。读者在阅读本文时在参照某国共运专家们就此问题写的相关文章一读,会收获别样的趣味。


由于已被广泛地预料到,掌权34年的西孟加拉邦共产党政府的下台就不仅仅是一道分水岭 了。在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里,印共马塑造了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之一(9100万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并且在连续七届邦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西 孟加拉邦也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印度议会(人民院)的代表;在1990年代中期,该邦首席部长乔蒂·巴苏被认为可能成为一个中左翼联合政 府的总理。印共(马)的下台便因此表现了全印政治层面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向右转。西孟加拉邦见证了反对印共(马)过去十年里 北京式的征地活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尽管源于该邦极端保守的国大党,但玛玛塔·班纳吉所发起的运动却根植于被印共(马)极端危险的资本主义发展政策(尤其 是党在辛格乌尔〔singur〕和楠迪格拉姆〔Nandigram〕以臭名昭著的野蛮方式对待贫苦农民)所驱逐的人。此外,共产党人还指责她对待毛主义者的态度是温和的。


位于加尔各答的邦政府所在地作家大厦 的门卫的变更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疑问。首先,为什么是西孟加拉邦?也就是说,为什么印共(马)能在这个人口稠密的东北邦中成功地建立如此广泛、有效的统 治,而同时它在印度其他地区(喀拉拉邦部分除外)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其次,在1970和80年代,印共(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首先夺取而后巩固政权的?第 三,如何评价他们执政时所取得的成就?第四,如何解释该党对待作为自己天然基础的被压迫阶层的不计后果的野蛮行径?最后,是哪些因素瓦解了它长久以来经由 选举而对西孟加拉邦政府的控制?下面我将尝试着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些可能不成熟的答案。


孟加拉邦的特点


首先,是什么导致了印共(马)能在西孟加拉邦上升到它在印度其他地区所未能达到的显赫地位?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独立后该邦国大党的相对弱小,以及这里独特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在土地方面)。历史上,印度共产党产生于反殖民斗争,尽管它从未获得全国层 面的普遍支持,但却在印地语地带(这里是国大党的支持力量的中坚)之外的一些邦中(安德拉邦、孟加拉邦、喀拉拉邦、旁遮普省)有着稳固的基础。其中,孟加拉邦最为重要。20世纪初印度的反英起义便诞生于此,它也是次大陆的重要产业中心,并为文化复兴、民族觉醒、农民起义以及工人的战斗性(而这些也是共产主义牢固的根基所在)提供了温床。[1]共产党人在该地区密布的革命团体的和活跃的地下组织中工作。担任西孟加拉邦党委书记将近半个世纪的普罗莫德·达斯古普塔〔Promode Dasgupta〕就成长于1920年代的自主文化联盟(Anushilan Samiti)。比他稍微年轻的乔蒂·巴苏和哈里·克里希纳·科纳尔〔Hare Krishna Konar〕则作为工会和农民组织家而活动,并常常遭受英国人监禁和毒打。

相较于当时印度的其他地方,这里的氛围更为激进,就连国大党也是如此。在鲍斯兄弟(沙拉特·鲍斯〔Sarat Bose〕与苏巴斯·鲍斯〔Subhas Bose〕)的领导下,该邦国大党试图通过一个世俗、社会主义的纲领将分别占人口多数和少数的穆斯林和印地语社区联合起来。资助甘地的马尔瓦里商人们对此是深恶痛绝的。1937年,在百万富翁甘· 达·比尔拉〔Ghanshyam Das Birla〕的要求下,当时以加尔各答为基地、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中央从甘地那儿得到指示,禁止该邦国大党与亲农民、占有政治优势的穆斯林农民人民党 〔Muslim Krishak Praja Party〕在孟加拉邦立法院结成联盟。这一预示着国大党后来的印度教沙文主义的宗派主义决定,使国大党在随后十年靠边站了,并迫使农民人民党与孟加拉邦 的地主组织穆斯林联盟走到一起。由此,穆斯林联盟获得了更大的影响,而农民人民党也从社会经济问题转向宗派问题。当甘地反动一场混乱以反对苏巴斯·鲍斯 (他在1939年通过民主选举而成为国大党主席)并以最专断的方式将他驱逐出党时,孟加拉邦的国大党便再无可能接近农民运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政策所造成的饥荒在孟加拉邦导致了大概200万人的死亡。战后,当英国人发觉他们不得不撤离次大陆时,国大党(印度教徒占97%的党)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并掌管邦政府的孟加拉邦地位脆弱。随着印巴分治,沙拉特·鲍斯和该邦穆斯林联盟的领袖苏拉瓦尔迪〔Suhrawardy〕为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孟加拉国而联合起来,反对怒气冲冲的印 度大会党(现今人民党的前身)。国大党全国领导层(尼赫鲁尤甚)联合印度大会党(大会党领导人因此在尼赫鲁内阁中谋得一席),阻止孟加拉独立,并强行推动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罪恶地瓜分孟加拉邦,以确保印度教精英能够至少控制孟加拉邦的西部大概三分之一的地区。不过,一当印度独立,西孟加拉邦就在权力体系 中迅速边缘化,在政治体制(它的重心落在印度北部的圣牛带[2])中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了。当地国大党虽然紧随中央,但在尼赫鲁的统治架构中,也不过是个局外人。


社会状况

分治重塑了孟加拉邦的经济和社会,它灾难性地切断了西部工业区和东部农业区之间的联系。1947 年之前,孟加拉邦是一个急速成长的国际黄麻产业中心,但现在,加尔各答周边的工厂与东巴基斯坦的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西孟加拉邦的农田改种黄麻加 剧了独立后出现的严重的粮食短缺。最大的地产和最肥沃的土地划归东巴基斯坦,数百万难民——首先和最首要的是前印度教乡绅,他们由于分治而丧家落魄——涌 入西孟加拉邦,并在能定居的地方定居下来。那些想拿回财产的人被落魄的亲戚所拖累(根据《利 亚格特-尼赫鲁协定》,孟加拉邦难民有权要回自己的财产,因此没有接受像旁遮普省那样的邦政府的支援)。西孟加拉的种姓结构尤其富有地方色彩并且支离破 碎,因此并不像圣牛带那么突出,不过仍然影响到了阶级结构;如果婆罗门并不是那么根深蒂固,那么受教育的种姓就比在其他地方占有更加主导的地位(尤其在政 治领域),而农村资本家依赖马尔瓦里人(据信是18世纪末拉贾斯坦商人种姓移民的后裔)的家族贸易和信贷网络。无地和贫穷的通常是低种姓农民和穆斯林。西 孟加拉是印度贱民比例最高的邦之一,达到邦人口的23%,同时穆斯林占到了总人口的25%,并主要集中于沿1947年边界的邦东南部。

直到土地所有问题得到关注,允许占有大片土地的柴明达尔制才在1947年后被尼赫鲁政府在名义上废除了,而印巴分治使得这一点在西孟加拉邦成为现实。尽管封建地主不再是一种势力,但乔 特达尔(过去的工头,占有中等面积的土地,是印度国大党的基石)却存留下来了。大部分家庭仅占有不过1英亩的土地,仅够维生和再生产。土地所有制度便高度 分散了。在占西孟加拉邦很大一部分的稻产区,常见的是临时性、季节性的雇佣方式(一年少则仅有三个月)。尽管也种植经济作物(比如黄麻和高地的茶叶),但 稻米还是基本的粮食和主要的食物来源,除此之外还有豆类、油籽和蔬菜。有一般的田地是由分成佃农(或 称巴加达尔)耕作的。这些人一般只拥有一小块所有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的土地,还常常困于债务。土地不足导致了次级分封和复杂的雇佣模式:境况较好的人从穷 人那里租来土地,而农民则能够依季节或环境靠受雇劳动、家庭劳作或者工资劳动维生。独立时,农业生产停滞了将近一个世纪,虽然这里是印度最肥沃的地区之 一。电气化在城市之外无人知晓,道路也大部分没有铺砌。

独立后,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激进分子一道为饥荒和援助难民而奔走呼号。在 1950年代,随着圈占公地运动的胜利,加尔各答附近进行了一些土地的重新分配。在这之后,党便开始壮大了。西孟加拉邦的工会入会率已经比印度其他地区高 了,而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失望的中产阶级移民,住在加尔各答市郊,被迫进入劳力市场。工程、化工以及文职工作的熟练工人不得不面 对高失业率:这一阶层构成了印共的工会基础。同时,印共的基本方面是选举向的: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中,得票率从11%(28席)上升到1951年的25% (50席,全部席位的将近1/5),到1962年则成为邦议会中国大党的反对党。


左边的敌人

西孟加拉邦的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以及几乎印共的所有的工会分子和基层激进分子,都站在党内“左” 派一边。当1964年印共分裂时,该派在其加尔各答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1962年的印中边境战争加剧了对立:达斯古普塔、巴苏和 其他人反对尼赫鲁的沙文主义并被监禁,而其他中央委员则支持国大党的“卫国战争”。这些对立的立场,根本地涉及到党针对国大党的策略方向,要么属于反对 “封建”印度统治阶级的广泛联盟的策略(印共),要么属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策略(印共马)。[3]在 阶级斗争高涨、经济危机加深的时期,两大共产党都不断注重选战。在1967年的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中,印共(马)赢得了18%的选票,占有43席,并加入 了执政联盟——由孟加拉国大党(一个短命的、从国大党中分裂出来的党)领导的联合阵线。印共(马)的乔蒂·巴苏成为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长,而哈里·克里希 纳·科纳尔则成为土地部长。

当年5月,大吉岭地区的纳萨尔巴里村爆发了一场由印共(马)农民阵线领导的农民起义。科 纳尔试图从中斡旋,让农民放下武器,但未果。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派安全部队去镇压起义,这在随后几个月里导致了极端残酷的冲突。联合阵线政府对印共(马) 的一部分基层组织实施了报复行动,而党的领导层却继续参与该政府。这便使党又一次分裂了,建立起遵循毛主义路线、诉诸农村游击战策略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主 义)。纳萨尔巴里成为印共(马)的分水岭:在普罗莫德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恶毒的、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运动(这一运动还时常退化为武装冲突)。与此同 时,由于卢比贬值而恶化的食品危机和经济衰退在城市中引发了骚乱和群众抗议。在加尔各答北部,人们抢劫米店,并将里面的东西瓜分一空——这便是广为人知的 开达姆达姆药[4]。左翼激进分子领导了总罢工,帮助推广了非常有效的围困策略〔gherao〕。联合阵线联盟瓦解了,中央政府命令邦长借机实行总统管制〔President’s Rule〕。

1969—1971年间,前后两次的邦议会选举——时不时受到总统管制的打击——见证了印共(马)在巴 尔达曼(西孟加拉邦的煤钢产业带和最大的稻米生产区)的农村和城市扩大自己根基:沿达莫德尔河、散布于阿散索尔、杜尔加布尔和巴尔达曼城之间的矿业-制造 业带,使这里成为恒河三角洲之外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1969年,印共(马)赢得了20%的选票,拿到了80个邦议会席位;1971年则是33%的得票 率和113席。再次加入联合阵线联盟(由孟加拉国大党领导)的印共(马)决心不再重蹈纳萨尔巴里的覆辙,推行切实的土地改革。随着人口增长,西孟加拉邦的 人均土地占有率变得非常低:人均占有土地少于1/3英亩。科纳尔的策略是将群众运动和邦法律批准的土地再分配手段结合起来。[5]农 业工人、分成佃农和小农被号召起来,认领无主土地和非法占据的超额土地〔benami holdings〕,并乐于成为见证人。这次脚踏实地的努力使得印共(马)的干部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并赶走了支持国大党的统治精英。贫农和无地农民被发动 起来夺取土地,他们还带着竹竿、斧头和长矛进行武装游行。[6]

与此同时,乡间爆发了毛主义的印共(马列)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而东巴基斯坦省实行的戒严 以及随后的孟加拉独立斗争,使得东西孟加拉的统一(以及赤化?)成为可能。为防止上述可能成为现实,并镇压1947年边界线两端的起义军,新德里的国大党政府调派印军。虽然此间对自己的兄弟纳萨尔派进行攻击,但印共(马)还是又一次陷入了中央政府的镇压。总统管制的另一后果是1972年国大党重新掌权, 而科纳尔的土地改革也迅速遭遇复辟。首席部长悉达多·山卡尔·拉伊〔Siddhartha Shankar Ray〕实行恐怖统治,对印共(马)和印共(马列)的激进分子一视同仁、加以镇压。除此之外,工会分子、农民组织家以及激进学生也在被镇压之列。1973 年,在西孟加拉邦的监狱里,有18000名政治犯。镇压是如此严厉,以至紧急状态(由英迪拉·甘地在1975-77年实行)的子弹和警棍仿佛不过是国大党 正在领导的镇压运动的继续。[7]


执政

当拖延已久的人民院选举终于在1977年举行时,国大党遭遇了独立后的第一次失败,将权力移交给 人民党(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大资本家以及印度教极右翼组成的松散联盟)。同年夏举行的邦议会选举中,英迪拉的党在全印各地遭遇失利:在北方邦、哈里亚纳 邦、奥利萨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和喜马偕尔邦,人民党的得票率都超过了46%。在西孟加拉邦,全国反英迪拉浪潮的受益者是印共(马),它的干部在担任领 导职务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印共(马)致力于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释放所有政治犯,为穷人提供基本的救济。由于在邦东部的豪拉和胡格利,以及邦西部的比 尔布姆、班库拉、普鲁利亚和米德纳普尔所获得的支持,印共(马)的得票率达到了35%,赢得了西孟加拉邦议会294个议席中的大多数——178席。人民党 在西孟加拉邦的得票率仅有20%,所获得的议席则是29席。国大党的得票率降至23%,席位减至20席。

通过在一系列选战协议(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以印共[马]西孟加拉邦老书记命名的“普 罗莫德方案”)的基础上建立起左翼阵线,印共(马)在1977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根据该阵线的宣言,各选区中的左翼阵线各党不再相互攻击。除此之 外,无论左翼阵线中是哪个党在选举中得票率最高,它的地位在以后的选举中都将不受其他党的挑战。印共(马)在左翼阵线中最重要的盟友是全印进步联盟〔All India Forward Bloc〕和革命社会主义党〔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这两个党都在西里古里走廊和部落密布、相对落后的邦北部得到了巨大的支持。[8]1977年的邦议会选举中,进步联盟赢得了5%的选票、25个议席,革社党则获得4%的选票、20个议席。印共(马)的盟友们被邀请加入左翼阵线政府(巴苏任首席部长)。左翼阵线总共控制了230个议席,是邦议会全部议席的将近五分之四,得票率则为45%。

虽然有着1960和1970年代的经验,但由于执掌中央政府的国大党不断施行总统管制, 以及对印共(马)干部的监禁、殴打,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无论受到多么广泛的支持,印共(马)领导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总会是短命的。达斯古普塔、巴苏和其 他人决心不再重蹈联合阵线的覆辙:国大党对土地重新分配的反动使得农村地区的成就丧失殆尽。镇压之下,印共(马)的党员数在1977年选战时只有4万。面 对迫在眉睫的风暴,党的领导层决定进行一次大变革,以在政治上和选举中巩固党在农民中的地位。[9]左翼阵线政府迅速实现了自己土地纲领的三大支柱:登记分成佃农权利的佃农行动〔Operation Barga〕;土地再分配纲领;激活潘查雅特(乡村评议会)民主制度。这在策略上是要通过运用已经颁布的进步(当然,还没实行的)法律来避免中央政府的拖延和阻碍,因为邦一级法律必须经由总统批准才能通过。


乡野的巩固

佃农行动又一次通过动员群众来使法典中的法律条文得以落实。依照法律,分成佃农拥有了永久的、可继承的耕种权,以及75%的收成(如果地主提供了种子之类的东西的话,则是50%)。事实上,由于大部分契约都是口头的,因此面对地主的驱逐和剥削,巴加达尔[10]并 不能从法律上得到多少帮助;而对自己所收获的粮食,他们所能分得的份额也很少能超过半数,少的只能达到四分之一。甚至在英国统治时期,就存在要求登记分成 佃农的运动。而对左翼阵线所领导的这场运动,群众带着由衷的喜悦参加进来。1978—1982年间,印共(马)及其盟友在各地乡村设立了8000多个革新 营〔reorientation camp〕。在革新营举行的公共集会让人们表达不满,并向租种土地的农民进行权利教育。村民们被登记在案,明确了自己的所有权。尽管佃农行动更多的只是登 记造册而非强制行动,但邦政府现在让地主买单,以表明他们无权侵犯佃农的权利。在这场运动的头三年,有约120万分成佃农进行了登记,占分成佃农总数的约 2/3和耕地农民总数的30%。他们登记了110万英亩土地的租种权。

在左翼阵线的土地再分配方案中,对于超过法律限额的土地,会经过漫长的赎买程序,转归邦 政府所有。按照法律,被占用的土地会做上标记,分给或者无地或者少地(所拥有土地不超过1英亩)的农民。印共(马)首要的是巩固人们(首先是少地农民和小 农)对自己的支持。个人必须向自己所在的潘查雅特提出申请,通过后者的资格审查,才能被颁给帕塔(patta,土地权属证书)或订立契约。到1982年佃 农行动的第一阶段结束时,左翼阵线已将80万英亩的土地分给了1572531名户主。而每户分得的那一小块土地,虽然其收成并不能富余到进行市场买卖,但 维持一家生计还是足够的。[11]

不过,正是潘查雅特改革导致了西孟加拉邦农村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变化。乡村自治是甘地的 想法,并在独立后得以正式确立,但真正落实的却寥寥无几:在西孟加拉邦的许多地方,已经有近二十年没有进行潘查雅特选举了;裁决村内纠纷的评议会一如既往 地操控于当地豪强世家之手。左翼阵线的改革为潘查雅特建立了任何政党都能参与的普遍、比例代表制的直接选举制度。所有会议均向公众开放的潘查雅特负责制定 发展计划、分配邦和国家基金。它们由三级组织构成:村潘查雅特,由从大概10个村、12000人中选举的代表组成;潘查雅特委员会,代表了10倍于村潘查 雅特的人口;区潘查雅特,所代表的人口还要多20倍。在1978年的潘查雅特选举中,左翼阵线在三级组织中分别获得了69%、76%和92%的席位,打破 了——或者至少限制了——富农、磨坊主和放债人对潘查雅特的控制。

佃农行动成效几何,是颇具争议的。一俟引进,现金地租便替代了分成佃农制——地主不需要 投入任何东西,便能获得一笔稳固的收入,或者也可以通过季节性地变更租户而提高租金。登记本身并不能使佃农免于驱逐或对收成的低份额占有;受影响的土地面 积太小,以致无法对整个生产力产生任何巨大的影响。尽管占全印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的20%,但左翼阵线的土地分配计划还是小规模的。但是,将潘查雅特制度和 土地再分配结合起来,从而动摇了地主在收获时节震动乡村生活的争斗中曾具有的无可置疑的支配地位,佃农行动便促进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尽管这些改革是温 和的,但是分权管理和社会经济稳定性的增强促进了投资(对如此碎片化的土地租让制度进行投资,曾经是不赚钱的),为农业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并且减少了 农村债务。

在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由于左翼阵线的改革,在西孟加拉邦进行的绿色革命比起大部分印度 其他各邦更具平等主义色彩。对于生长期更短的稻种(这样就能使粮食一年几熟,并延长收获季),雨水并不能满足需求,还需要灌溉系统。中央政府为道路、管井 灌溉之类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便在农业生产的淡季为人们提供了工作)拨出了资金,而潘查雅特在这些资金的分配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来,西孟加拉邦农 业劳工的总工作日跃居全印之首。在最初两届印共(马)政府的任期内,不断扩大的生产力和全年就业使得实际工资出现增长。曾在该邦盛行的债务束缚切实减少。 历史上曾饱受饥荒之苦的西孟加拉邦变身为印度的粮仓。在这十年里,人均消费翻番,农村贫困率从近60%下降到80年代末的35%。党的干部参与平息工资争 议,而后者是地方斗争的关键所在。例如,工资谈判之前会进行短暂的仪式性罢工:地主同意印共(马)所设定的稍微低于官方最低标准的工资所占比;至少能够支付基本工资的中农便不会输给更有钱的地主。印共(马)因此就能够通过调和不同阶层的利益来巩固自己的选票基础。它的农民阵线(全印农民联盟)的成员由1978年的120万增长到1987年的700万。

印共(马)所获得的政治回报则是高效的农村机构,一架或许在世界其他地方无可匹敌的选举 机器。在间隔几年的三级选举——地方选举、邦选举以及全国选举——的选战中,全天候的印共(马)党员定期用自己选举基础的需求来交换选票。传统的宗派主义 和庇护主义在潘查雅特(作为西孟加拉邦选票银行的分支)中仍然活跃。就像在印度其他地方一样,地方领导人在自己的圈子(亲戚、种姓和经济关系户)里分配土 地和政府援助。另一方面,潘查雅特制度使得地方的势力掮客参与其中:要从之前被排除于决策之外的人那里获得支持,而党员身份成了给穷人中分发物品工作中论 功行赏的工具。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潘查雅特成为了金字塔式的庇护制度的中坚,而阿里姆丁大街上的印共(马)总部则踞于塔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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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4-6-10 14:03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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