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与金融化——矛盾的本质

停滞与金融化

——矛盾的本质

弗雷德·马格多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著

周颖  译

李天师、马秀英  校

本文译自美刊《每月评论》66卷，2014年5月号

弗雷德·马格多夫是一位在美国佛蒙特大学专攻植物学和土壤学的荣休教授，也是一位资深的政治经济话题的评论员。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每月评论》编辑，同时也是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们两位是《金融大危机》（2009）和《每个环保人士所要了解的资本主义》（2011）的合著者，两书均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如今这样交易长期停滞的时期，如果工人除了维持现有雇佣关系之外看不到更好的前景，我们能说对他们作何评论呢？是否资本和雇佣劳动体系就得继续存在下去呢？

——威廉·莫里斯1

现在离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已经六年多了，离官方所声称的萧条结束也有近五年了，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经济体仍然危机重重。在美国经济衰退时期的减少的就业岗位还没有完全恢复，经济依旧保持萧条状态。在欧洲，危机程度并未减轻，大量欧盟二线国家的经济依旧低迷，特别是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2 日本是最后一个挤进发达资本主义核心圈的，成为了三巨头之一，它已经度过了所谓“失去的二十年”的缓慢增长和通货紧缩时期，并且努力尝试着把日元贬值和赤字开支相结合，以此来激发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恶劣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即使是某些主流的保守经济学家，也开始更多地谈论说目前的经济是处于低迷时期，而不是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或者商业周期的扰动。在2013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讲上，前任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提出，现在是时候去回顾一下经济史上某些久不流行的“陈旧观念”了，“这些观念当初终结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阶段”——长期停滞这个术语出自凯恩斯在美国的早期追随者阿尔文·汉森，指的是在投资机会逐步消失的饱和经济体中，增长缓慢的内在趋势。在最近的评论中，萨默斯指出，尽管金融泡沫如此之大，但在2007-2009年间的泡沫破裂之前，事实上却并没有经济“大繁荣”：“即使是大泡沫也不足以满足总需求。”3这表明，经济停滞的因素早已根深蒂固。几个月后他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为什么停滞有可能成为新的常态》说：“我们需要改变这样一个假设，即假设常态的经济政策和条件总会收获成果。”4

萨默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评论被保罗·克鲁格曼收录整理并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博客上。对于保罗·克鲁格曼来说，“经济面临长期停滞……已经不只是暂时的状况，而是已经成为常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是为了经济的增长，总体来说还是需要金融泡沫和经济浪费的。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现在知道2003-2007年间的经济扩张是由泡沫所驱动的。在90年代后期的经济扩张你也可以认为是这样，事实上你可以说‘里根扩张’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失控的储蓄机构和商业地产的巨大泡沫所驱动的。”5

换句话来说，根本问题是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引力，把经济引向缓慢增长或者停滞，萨默斯强调说，正因为如此，2007年之前的巨大地产泡沫也“只能够驱动温和的经济增长”。6

萨默斯和克鲁格曼都未能对长期停滞做出理论性和历史性的解释。不仅如此，他们仅仅关注了流动性陷阱即利率几乎到达零的情况——流动性陷阱使得将来通过降低利率的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变得愈加困难7。然而，他们心理非常清楚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出发会导出什么样的政策结论：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增加各种支出，从而使经济运作起来，首先是要扩大政府开支，但要以激发私人投资的支出为目标。从这些方面来考虑，不仅政府大量的赤字开支能够帮助实现更快的增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私两方面的“奢侈”开支，甚至是金融泡沫（到目前为止泡沫并没有给整个体系造成不稳定），也都能够帮助实现更快的增长。在此借用克鲁格曼的一句话：“私人支出不管完全的还是部分的浪费都是件好事，除非它会以某种方式给未来积攒麻烦。”8想要摆脱危机，就要给整个经济一种人为的刺激——即使冒着未来会带来远期麻烦的危险。

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个体系先前的一些经济辩护士如今却给出了消极的评价，即停滞深深扎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而浪费和金融泡沫在这个背景下，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合理的”了。上述这些情况，很自然地促使人们去寻求更深刻的解释，解释清楚长期停滞，解释清楚长期停滞与当代金融扩张之间的关系。

停滞和资本的金融化

为了更加全面地找到“停滞-金融化”这对矛盾的根源，我们就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关注资本积累。保罗·斯威齐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篇演讲中的论证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历史起点，这次演讲作于1980年5月，是在罗纳德·里根的当选总统6个月之前。当时斯威齐宣称美国陷入了资本积累的长期危机中，这个结论背后的论证逻辑是：

“理出一条思想线索：由米契尔·卡莱茨基所开创——在约瑟夫·施泰因德尔50年代早期的作品《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中完整地加以表述——在保罗·巴兰与我的书《垄断资本》（1956年开始写作，1966年出版）中给出了简化的版本。

我认为这个理论的最佳表述是‘积累过剩’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发展出了垄断资本主义，而在垄断资本主义当中存在着一种强劲的、持续性的、不断增长的趋势，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要多于所能找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就会是像凯恩斯的一些追随者如阿尔文·汉森在30年代所提出的那样，产出与收入的增长速度会下降或放缓，同时失业率上升，产能利用率下降。这种情况反过来会抑制投资、抑制经济增长。我刚才说这样的趋势是持续性的且不断增长的，理由是垄断的过程——马克思所谓的“生产的集中”——本身是持续性的，它是资本主义在整个本世纪的历史特点，今后也还会如此。我们可以总结说：经济越是被垄断，停滞的趋势就越强。”9

这意味着关于资本主义和增长的传统观点，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需要被完全改变，不再是把急剧增长当作常态、把经济危机当作例外，相反，“停滞是常态，好的时期则是例外”。 因此，最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解释的，不是经济危机和缓慢增长时期，而是“被支撑起的扩张和上涨时期。”10

造成停滞趋势的核心矛盾，是由于生产中产生的巨大剩余价值无法被吸收。这首先体现在资本积累过程的延宕，资本积累过程面临着投资获利渠道的持续缺乏，而这种缺乏则是由于经济中垄断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这种垄断程度加深对价格、利润、产出、收入和需求的影响。11

导致停滞趋势的不仅仅是垄断资本，还有汉森所提出的工业的成熟度的问题。汉森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后来被斯威齐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进行了扩展。工业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发展建成了生产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制造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制造消费品）。因此，积累起来的巨大资本存量在很少的净投资（即超出厂房和设备的折旧的投资）的情况下，就足能满足几乎所有常态的经济需求。正如汉森所说，这标志着“资本匮乏”社会到“资本充裕”社会的变迁。长期的影响，则会恶化剩余吸收（surplus absorption）的总体环境。12

因此，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原本外在于私人积累过程的刺激因素加以推进，包括政府开支、经济浪费和重大科技创新（特别是划时代的科技创新比如说汽车）。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其他一些文章中，斯威齐总结出了6个因素，这6个因素对于私人积累的常态运行而言是外在的，但在二战后初期它们对经济起到支撑作用：（1）美国至高经济霸权的崛起，这为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扩张提供了平台，并导致了跨国公司的发展；（2）在战争期间美国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者流动性(储蓄)；（3）对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经济的重建；（4）由于战时经验而产生的新技术，包括电子设备和喷气式飞机；（5）随着50年代州际高速公路网的建设而出现的美国经济第二次汽车化浪潮；（6）冷战期间军事化和帝国主义的加速，其中包括在亚洲地区的两场大的局部战争。

这些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并在一段时间内提升私人积累的强大外部力量，但都“必然都受制于收益递减规律。或者换句话来说，这6个因素为全球资本积累过程独自或共同提供的刺激，迟早是会衰减的。”经济趋势正好在“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转向下行，这不只是巧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1974-1975年的周期性衰退比战后任何一次衰退都要更加尖锐”，并且这次衰退表明停滞作为一种持久的力量，再度出现在美国和世界经济当中。13

当斯威齐1980年的春天演讲《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时，还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某种在短期内迅速解决停滞（当时称为滞胀，因为同时出现的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办法。虽然在里根当选后不久开始了所谓的 “第二次冷战”，搞军力扩张，但这还不足以加速积累引擎；像大萧条所导致的那种提升了德国和美国经济的全面战争，在核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时代，即使是像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种大的帝国主义战争，也无法实施了。

其他有可能经济刺激的来源，就只能是FIRE（“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财政、保险和房地产）的扩张了。根据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所阐发的理论，FIRE的扩张能通过部分吸收剩余资本来刺激经济体系。14 然而，在1980年的春天通过金融的快速增长来大力刺激经济看来不太可能。讽刺的是，斯威齐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引用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艾伦·格林斯潘的话，格林斯潘一个月前在《挑战》杂志3月-4月号上论述说，经济体系已经濒临连锁的债务违约，非常危险，并且预测房地产市场在价格飞涨之后会有一次暴跌。15

然而在接下来几年当中，有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发生了一次巨变。美国发生了一次金融爆炸，这标志着经济体系运转的一次质变——斯威齐在90年代称之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16从马克思主义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的角度来看， 这个过程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十分清楚的。17面对投资渠道的短缺，企业和财富所有者获得的剩余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入金融部门，寻找与使用价值之生产无关的投机的机会。金融机构提供出花样繁多的金融工具，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被日益增长的海量债权杠杆所放大的货币市场计划，都可以进行各种打包，这样金融机构就可以吸纳增加出来的投机需求。中央银行是最终贷款机构，人们普遍预期，只要整个孱弱的金融体系一有信用紧缩或金融崩溃的危险苗头，央行就会干预。这个新的金融体系迅速推广到全球，它凌驾于生产之上，按自己的一套逻辑运行。

在1983年的5月，哈里·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题目是《生产和金融》，该文认为当时所发生的金融爆炸是抵消停滞的主要因素，金融爆炸表明历史进程当中有了一次质变——因为在经济减速（与商业周期的顶峰正相反）的条件下从未发生过大的、长期持续的金融扩张。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当时在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基础之上，正在出现一个庞大的“金融上层建筑”。并且，上述这整个过程很可能会持续很久。18

两人也提及了日后人们谓之曰“财富效应”的那种现象，也就是金融资产升值对奢侈品消费产生刺激，他们指出：

“近几年来……金融部门能够在生产部门持续停滞的情况下处于繁荣状态。当出现这种现象时，金融部门对生产部门的有利影响，就并不局限它通过自身更多的就业和更多的利润来为后者的产品提供更多的需求，它对后者还可以有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来自于整个经济体中家庭和企业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的升值。《摩根担保研究》的三月号中估算，‘消费者手中持有的股票、债券和流动资产的价值在1982年后半年间升值了至少5千亿美元。’这明显是金融部门的运作的结果[因为那个时候经济依旧不景气]。这应该会对消费需求造成一定的刺激影响，尽管在当前的整体经济环境下这种升值也会慢慢下降而不会按部就班上升。”19

财富效应带来的促进作用既刺激了财富所有者的消费需求，但也得看到它会增加个人负债——大多数工人的实际收入停滞，但房屋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和学生债务等等可以使得他们的支出增加。各式的债务如果量少的话，当然是保持经济体系运行顺畅的必需，但它们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各类债务在1980年占GDP的150%，到“大衰退”【编者注：Great Recession，指2008年所爆发的那次衰退】开始前，已经增加到GDP的350%以上。20 在此期间，家庭负债占GDP的份额从大约45%升至95%。为增加投机工具而产生的债务杠杆的巨大扩张，其份额已经远超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这是这些年来发生的金融化过程的本质。

对萧条与金融化之间辩证关系的所有论述都被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收录在1987年出版的《萧条和金融爆炸》一书当中——就在这一年，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21就在这一年，发生1987年股灾，整个世界经济为之震动，濒于全球性的崩盘，金融局势面临背水一战，格林斯潘所领导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的第二天早上发表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声明，指出“美联储已经准备好提供流动性，来支撑经济和金融体系”。22美联储用印钞权来为之背书，避免了市场全面崩溃。

然而这意味着未来问题会变得更严重。这一点天数已定，因为金融化是对抗停滞的一种途径，但它会加剧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它没有消除停滞的根源。在1987年股灾一周年之际,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说：

“现在看来，金融体系再发生一次崩盘显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你也许会问，当局就不会挺身而出在危机得逞之前就把它扼杀掉吗？对，当局当然会出手。现在当局出手已经是标准的操作流程了，我们不能排除当局再次出手可以像87年股灾后一样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本身是在很含混的意义上说的。就算有这种所谓的成功，我们也会再次经历这整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会更加严重、更加不稳定。这样，在下一次崩盘或者再之后某一次崩盘，当局出手终究会不再成功……到那时，就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我们就会面临从这前所未有的境况当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 23 

今天，无可否认上面的论述已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扩张是由金融泡沫所推动的，这种扩张会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危机遍及整个体系之前基本是被包藏着的。从1987年股市崩盘到金融大危机的20年中，已经有了严重问题的迹象：80年代末的储贷银行丑闻；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同期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还有2000年网络经济的泡沫。24 来自预算和政策要务中心的贾里德·伯恩斯坦在描述近几十年的经济状况时提到：“最近几个商业周期的特点是无法摆脱洗发水周期——起泡沫，泡沫破裂，重新起泡沫。”25

由于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已经破裂过，由于美联储和其他国家央行多年来向经济体系中注入足够的流动性从而扭转了大部分财产所有者的危局，再加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军事开支激增和房地产泡沫增长的助力，当时还只是美联储委员的本·伯南克在2004年开始鼓吹“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代表着中央银行驾驭商业-财政周期的显著能力。26 两年后，即2006年，伯南克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立即上调利率，导致了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终结了人们对“大缓和”的所有幻想。

结果就像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所预先警告的那样：“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从这前所未有的境况当中产生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尽管在把大量纳税人的钱被投入企业的口袋之后，彻底崩盘得以避免，金融财富总的来说被保护下来，但损害毕竟已经造成。金融体系最终稳定于一个高位，固定资产得以维持，但银行放贷减缓，并且由于资本形成【编者注：Capital Formation，即投资生产出新的生产资料】持续疲软，这就阻碍了再度出现大泡沫来推动经济。货币政策在零利率（流动性陷阱）的条件下是极度失效的。结果就是在“实体经济”中的潜在停滞逐渐浮出水面，看来只有进一步的金融泡沫能施以援手，但目前的金融泡沫本身已经陷入困境。

金融化浪潮的大小可以见图一，图一展现了非金融和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百分比的变化趋势。即使非金融企业债务占美国GDP的百分比在80年代开始有大幅度的上升趋势，但金融企业债务（就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代理机构、抵押贷款机构、对冲基金而言）的飙升，才是1980年到2007年间金融化浪潮的主流，并且主要是后者才促进了经济缓和，这期间多数年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下降的。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金融公司债务从GDP的20%增加到令人震惊的116%。 而2007到2009年间金融负债占GDP百分比的急速萎缩，则使得能够矫治停滞的金融化自身变得弱化，这种情况持续至今。

我们所谓的“停滞-金融化”陷阱，它作为近几十年经济史的特征，正是由上述这种情况所导致的。27过去几十年里要是没有金融泡沫的话，资本主义的增长无疑会减缓。但是就像所有的泡沫一样，金融泡沫也会一直扩张，直到最后破裂，并且当这些泡沫破裂的时候，停滞就会再次出现。

长达几十年的金融化浪潮看来目前已经急剧减缓。特别是金融企业已经减少了它们的债务杠杆和贷款占GDP的份额。因此，尽管金融体系几乎完好无损地得以幸存，财富也仍然在金融部门继续积累，但这可以看作是金融化过程一个相对的下滑，减轻了其近几十年来作为经济的主要刺激者的作用。正如我们在2009年的书《金融大危机》中所说的那样，2007-2009年的崩盘所揭示的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是一个“金融化的总危机”的问题，在这个总危机之外还“隐藏着停滞的幽灵”。

上述这一切说明，这个过度积累、不平等、危机和停滞的体系之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内部机制。从这一方面来说，金融资产的膨胀作为近几十年经济史的一个特征，可以看作是由生产本身停滞的趋势所导致的——因此，停滞才是今天我们需要关切的主要经济问题。29

如今的停滞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如今由于金融化过程的减弱或至少暂时减弱，其陷入停滞这一点已经是很显然的了，那么，我们还有必要来更深入考察一下停滞意味着什么。虽然金融危机在最近的经济文献中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人们对经济停滞及其影响，还理解得很不到位。

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停滞表现为就业困难，工人不涨工资或工资涨得慢，但要注意，企业的上层职员和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情况与此相反，这一点我们在 《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作过讨论。30就业市场的变化表明经济停滞的回归。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官方失业率平均是4.6%，而1970年到今天，失业率平均达到6.4%。除了失业增加，不充分就业也增加了，职工总数的增幅也更加不稳定。

既然经济体系的趋势是要扩大流向企业和财富所有者的剩余（价值），那么可以想见，收入和财富将会更加集中。事实上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1）由于企业和富裕家庭所持有的剩余不断增加却无法被吸收，从而就降低了增长率，导致了停滞。（2）既得利益者为了应对经济放缓，就会竭尽所能提高他们占有社会产品的份额，以维持其个人资本的回报率。（3）这就导致了在经济金字塔顶端的剩余集中变得更大，从而加剧了剩余吸收的总问题。

经济放缓——或者某些人所谓的“大停滞”，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期——就这样使得财富所有者占有了更大块的经济蛋糕，而工人只得到很小块。31这一点不仅可见之于收入和财富的统计数据，而且饥饿人数增加、健康状况下降、无家可归人数增加、个人破产和抵押贷款违约增加、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失去房子等等，也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对大部分工人阶级，特别是作为劳动后备军的大量的失业者和的未充分就业者来说，这些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经济衰退期间所减少的就业岗位要恢复起来非常慢，这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导致所谓的“缺少就业岗位的复苏”（见表1）。最近几次衰退之后，经济都增长了，但并没有很快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满足想要工作和需要工作的人。每个恢复阶段，都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衰退期减少的就业岗位，这个现象在过去三十年中愈演愈烈。

如果比较衰退期之后GDP的增长，可以看到相同的趋势。在二战后的二十五年间，三大经济体从衰退中迅速恢复，也使得工作岗位迅速恢复。但在最近三次衰退以后，经济恢复迟缓，这三次恢复分别开始于1990年（存贷银行危机之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

比较20世纪50、60年代和随后几十年里的经济增长，实际GDP【编者注：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的增长率在50、60年代高于4%，到70至90年代则下降到3%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下降到不足2%。（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实际GDP的增长率平均为1.3%。）GDP是每季度都有报导的，这样就可以从中分辨出短暂的急剧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确定，GDP的年度增长率下降，并不是因为这些年间增长缓慢的季度变多了，而是由于增长急速的季度变少了，在那些增长急速的季度当中，资本能够高速积累。实际GDP的高增长率在20世纪的50和60年代是非常常见的，其间有35%-40%的季度是急速增长的，而相比之下70和80年代只有20%-25%，90年代是10%，在21世纪头十年不到4% （见图二）。

美国经济分析局估算了各领域对GDP变化的贡献。为了使下一个时段生产出比此一时段更多的商品和服务（GDP），下列这几个领域的总的效应必须为正（增加）：

1. 企业在工厂和设备方面投资的资本（投资本身创造就业岗位, 而投资本身具有乘数效应，为了利用新增的生产力，会相应地有扩建或新建的企业来雇佣工人）和存量资本的总和。

B. 民众在日用消费品、服务和住房等方面的个人花费。

C. 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

D. 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支出。

换句话说，GDP的变化是A+B+C+D变化的总和。总需求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C项净出口除外）可以见图三，图三涵盖了从1990年至今最近三次经济衰退期所在的时段。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图三中各线都依据当年价格）很少下降，但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实际就是下降的了。正是实际GDP的下降才能界定衰退。但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即使是名义GDP也下降了。我们可以区分出没有增长、缓慢增长、温和增长和急速增长的时段，并估计出三个领域对GDP的贡献。（特别需要注意，这些统计数据都是事后给出的，因此我们无法事先从中得知因果联系，例如不能指导我们采取和实际的储蓄/投资相反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