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巩献田等左派在回避什么？

在基本理论问题上，巩献田等左派在回避什么？

最近，笔者看到巩献田先生的一篇文章：《关于两个基本理论问题》，是批评郭松民先生《谈谈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文中两个所谓“非常错误的原则性基本理论问题”的。看完之 后，感觉巩献田先生的批判其实有点无的放矢，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对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一种回避性辩解。这种辩解反而暴露了当前主流左派在基本理论问题上更为严重、更为 根本的错误倾向，其在“学术”上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在当下中国也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难能可贵的是，巩献田老先生以开诚布公的方式和精神，把这个问题公开了出来，并愿“与同志们共同讨论，求得提高”。说实话，这让笔者有点不敢相信。笔者曾多次写文章直接批驳左派 理论专家们的一些文章及其思想，甚至言辞激烈，但都未能让这些大人物们不耻下问一下。显然，传统左派其实都很心虚，不敢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现实与巩献田的学术优越感截然相反，恰 恰是传统社会主义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理论思想被“批驳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既无招架之力，更无还手之功，不仅是败下阵来，而是“退避三舍”，遁逃得远远的，真是像老鼠见 了猫一样”。

　　巩献田先生“与同志们共同讨论，求得提高”的态度让人感觉到新鲜，左派似乎终于可以放弃讲资格、摆架子的官僚习气，若真能如此，那中国左翼的事业完全就可以摆脱现下僵死局面，迎 得生机，可以再度辉煌了。可惜，笔者等民间草根马克思主义爱好者仍不敢奢求郭松民、巩献田等领导们面对问题的直接回应，只能在草根网与同是草根的网友们共勉了。希望郭松民、巩献 田等左派领袖们能够解决这些至关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发展和进步，让中国能避免“苏东剧变”事件的发生，实现广大劳动人民期望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 理想。

　　首先，郭松民先生为什么会写出《谈谈当代中国左翼的两大学术任务》这样的文章？显然，这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度低潮，党和国家正面临中国版“苏东剧变”威胁的客观局势 下，郭松民先生直面这种残酷现实，勇于打破成规陋习，挣脱了左派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坦诚面对和指出了当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基本理论上存在的问题，表现出其希望左派能够面对、 认识和解决这种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从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愿望。所有人都可以从郭松民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一种不甘于失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拳拳赤子之心。

　　但显然，从巩献田对郭松民“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批评上看，巩献田先生并未认同郭松民先生的观点、认识，并未承认传统社会主义（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以下皆同）在基本理论上 存在问题。在他们看来，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基本理论上有问题，而只是修正主义者的“人心”有问题。巩献田以重新论述“两个基本理论问题”的方式，批驳了郭松民对“未来的新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解决计划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必须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的社会”的思考。然而，郭松民先生所提 问题既不是“市民社会”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而是“公有制和人民民主”、“计划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巩献田先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只是否定了“公民社会”的主 张和提法，强调了国家主导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正确性。显然，巩献田只是在为传统社会主义那国家主宰一切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理论和做法进行辩解而已。

　　而传统社会主义那老一套理论思想要是能够自圆其说、取信于民，能够科学、有效、合理的话，那么世界社会主义的事业也不会走到今天这种几乎全军覆灭，至今仍毫无起色的地步了。毫无 疑问，国家权力决定一切的传统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思想上是存在严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是正确的，这不等于说传统社会主义的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理论思想也是正确的 。事实上，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理论思想完全是违反，而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正因为全民所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想和做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中国主流左派中 的一些传统社会主义者们才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了开来，他们创立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毛泽东主义”，他们只要毛泽东主义而不要马克思主义。显然，现在中国的传统左派 其实在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郭松民先生的文章就是希望左翼能够在基本理论思想上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这一问题，厘清“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正确关系，使社会主义 理论更为科学、合理、有效，让左翼壮大起来，在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中占据主导地位，赢得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成功。

　　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在巩献田先生的驳文中，都回避和忽视着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自由和民主。一提到自由与民主，中国的主流左派都会“蛙声一片”，怒斥这是资本 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毒瘤。几乎所有的中国左派人物都在极力与“自由民主”保持着界限，无论是写文章还是表达思想观点，都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不可饶恕的“立场问题”。

　　然而，“自由民主”真的那么可怕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真的就是绝对对立和矛盾的吗？显然不是。人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所追求的“劳动者的自由 与解放”；“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等等在本质上都是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自由民主的积极和正 确意义。为什么传统社会主义及其现在的支持者们这么害怕“自由民主”，拒绝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不肯在基本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呢？显然，这要么是愚蠢和无知，要 么是形左实右的故意。

　　的确，自由和民主是资本主义自我标榜的口号，是资本主义借以攻击社会主义，资本家借以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一种效方式和手段。但是，这可以证明“自由民主”就不是好东西，社会主义 就不适用，自由民主就与社会主义绝缘吗？不能。因此而盲目地排斥自由和民主，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愚昧和无知，是在面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民主的武器的攻击时，一些左派愚昧和无知 的反应方式：只要资本主义、资本家说是好的东西，那么就一定是坏的。

　　但是，资本主义、资本家们以自由民主来攻击社会主义，却是抓住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软肋。的确，一旦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社会出现自由民主的思潮和需要，整个的“传统社会主义大厦” 就会崩溃和解体。自由和民主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致命缺陷，既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泽东设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因此，当郭松民先生在其文章中建议 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制度上解决与自由民主相关的学术问题时，巩献田先生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表现出“严重的反对和批评”意见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一旦自由民主的合理 合法性得到确认，那传统社会主义的老一套及其在现实中的残余将彻底崩塌、垮台。

　　对自由民主的排斥，一遇自由民主就会崩塌的客观事实，反映出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和弊端，而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式，显然不是依靠“肃 反”、“文化大革命运动”、“专政压迫”等的极端方式来扫清人民对自由民主的需求和向往，而是应完善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即使在人民群众拥有广泛自由 民主权利的时候，不但不至于崩塌，反而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能趋近于实现我们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

　　自由民主其实远不是政治上的话语和口号，更是人民群众日常生产与生活上的客观需要。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中，人民才能生活得更好、更完美，甚至自由民主本身就是人民必不可少的一 种生产与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显然不是要剥夺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而是要为人民建立一种可以更好地实现和体现自由与民主权利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资本主义自我标榜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但其实，资本主义以其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恰恰就剥夺和侵蚀了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弊端，并诞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 主义以充分、科学的论证和论据，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结果和本质，证明了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一种以公有制为特征的没有雇佣劳动，劳动者成为自己和自己劳动的 主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最好地实现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让人民可以更好地生产与生活。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不但不是矛盾和冲突的，反而是不可或缺、相辅相 成，互为目标和手段的。

　　但是，传统社会主义的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却从根本上葬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切目标、行为和计划。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思想和做法要求人民在一种所有人都要无私奉 献、一心为公、各尽所能、计划生产、按需分配的方式和环境下生产与生活。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排斥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但问题是这种生产方式无法有效满足劳动者个人的生产与生活需 要，全国所有人民需要消费什么产品、人民能生产什么产品、具体怎样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生产多少产品等等几乎所有经济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一个计划中心来安排和决定。显然，人民自 身的生活与生活需要是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任何的计划中心都根本不可能安排和决定好所有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事务，不可能让所有人民都满意。因此，一些人民就会通过其他 的方式和途径去实现自身更好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因此，一旦人民有了自由与民主的权利，可以自由从事生产与生活活动，那么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就会崩塌、垮台，进而整 个的社会主义大厦也会崩塌垮台。因此，实际上，对自由民主权利的排斥反映的只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方式的弊端。在这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下，为了维持其“社会主义大厦 ”的稳定与存在，国家和政府都不得不去限制人民的自由与民主权利，都不得不通过某种宗教的方式，向人民灌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通过让人民放弃对自 身利益的追求，放弃自由与民主权利，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绝对、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的统一计划、管理和安排的方式才能维持下去。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某种事实上的 奴役制度。

　　巩献田先生想要批判郭松民先生对自由民主的认可，维护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一切的老一套，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批驳能力，因为真理并不在他那一边。因此，巩献田先生就不得不 以转移话题、避重就轻的方式，通过对市民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来为传统社会主义那国家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巩献田先生对市民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是正确的， 但这种正确并不证明郭松民先生对自由民主的强调就是错误的，也无法证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制度就是正确的。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的确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但郭松民先生关于“必须是一个由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导的而不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的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也是正确的。“公民” 是一个法律性的用词，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法律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提法就没有错。

　　其次，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由“国家权力主导一切”。关键在于，国家不能、也不应该替代人民，国家不等于人民。在国家与人 民之间的关系上，不能是国家决定人民，而应是人民决定国家，换句话说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决定无产阶级的专政。说“人民决定一切”是才正确的，说“国家决定一切”就是错误的，即便在 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也是这样。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本身也是要由人民的决定来确定的，只有获得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认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合理合法的。而且，在无产 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国家”也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决定社会一切的应是经济基础，而非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就 是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因此应是人民决定一切，而不是国家权力决定一切。在国家没有完全消亡之前，国家权力的确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这不等于国家权力就可以替代人民， 不等于国家权力就可以决定人民和社会的一切。显然，真理与巩献田先生所说的恰恰相反：在建成社会主义之前由“国家权力主导一切”才是“对国家性质和作用变化的一种非常有害的误解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离”。巩献田先生说：“问题不是有无国家权力的主导，而是国家权力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国家权力的属性是什么”，这恰恰说明“国家权力主导一切”的 说法是错误的，只有“人民主导一切”才能确保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手中。要建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巴黎公社式的人民政权形式”，就不能建立 由国家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制度，而必须建立由人民自己主导一切的社会制度。巴黎公社的本质不是国家决定一切，而是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决定一切。

　　郭松民先生希望左翼能够解决“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关系，解决计划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关系”的学术问题。其实，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公有制恰恰就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实现方式。资本主义的 自由民主之所以是虚假的、无效的，不是自由民主不好，而是把自由民主建立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克服和解决了这一问题，实现了生产资料公 有制，把自由民主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

　　显然，传统社会主义排斥自由民主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那种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无法实现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目标。这种经济制度不是劳动者当家做主，而是国家权力 当家做主。由于这种经济制度排斥劳动者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企业生产不以企业劳动者的利益为诉求，因此生产低效化成为必然和常态。而国家又无法有效满足劳动者的利益需求，劳动者就 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实现自己的生产与生活目标。因此，一旦劳动者有了自由与民主权利，必会导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大厦垮台和解体。这说明全民所有制计划 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不合理的，无法有效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理想。

　　而计划经济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之间的关系。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实也就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 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由企业劳动者自己当家做主，而不是企业资产的提供者即资本家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要求，都决定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独立自主性， 决定了产品交换的必要和重要，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必是一种市场经济。但这时的市场经济，显然是没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市场经济，因此是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时的市场经济，计 划是人民生产与生活上的需要，市场交换也是人民生产与生活上的需要。人民既需要对社会经济进行一定的计划管理，也需要把社会经济建立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前者满足社会经济 宏观管理上的需要，后者满足人民群众具体生产与生活上的需要。而社会主义只不过为这两种经济需要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方式和基础条件而已。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民主是矛盾和冲突的吗？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方式下的确是矛盾和冲突的，对人民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垮台。但 在真正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却只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因为这时的经济基础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要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就要 保护和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利益。这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科学、合理、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

　　实际上，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做法只是简单、粗疏的实践了马克思个人的一些设想，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马克思个人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 义社会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和原则的，而传统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生产方式却无视或忽视了这一切，本身就是直接想实现一种没有商品和货币，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级目标的生 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和方式，以实现人民的自由与解放为目标，而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却完全地排斥和否定人民的自由、民主与解放 ，否定按劳分配原理，否定人民家做主的原则，只幻想和追求着让所有人民都在国家的管理和安排下各尽所能、按需生产与分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显然，“学术”根本不是谁承认、谁不承认的问题，而是自己所持观点和主张是否科学、合理、有效的问题。“学术”不是需要别人去承认的事情，而是要指导自己实践成功的事情。无产阶 级的人民群众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就得遵循科学的原则，现实、有效、科学地去实现这一目标。过去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说明过去的那种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方式有问题 ，作为无产阶级的“学术”，就必须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坐等、强迫掌权者、统治者去相信或认可过去那明显存在问题、不可能实现的老一套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和做 法至今仍是正确的。掌权者和资产阶级的确不可能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的“学术”还需要让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自己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显然，在 当下中国，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自己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够科学、不可能、不现实的。巩献田先生的“理论自信”实在有点莫名其妙，极富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