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左翼对民主问题的争论

漫谈左翼对民主问题的争论

袁庾华

内容提示：

谈民主，必须包括西方代议制民主和中国文革式大民主。“大众民主”也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不能和大民主混淆。类似于中国大民主的还有西方的“参与民主”。

“社会主义的遗产”不是那些“招牌”，也谈毛主席和党史。

真正的社会主义遗产，首先是文革的大民主传统，网络不能替代““四大”；“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不民主的基础上。民主不会导致国家分裂；新“血统论”中的“红二代”现象对原“毛派”阵营的分化，“毛主席一再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原“毛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围绕民主和体制，都在左右分流；毛主席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就是“人人起来负责”。

真正的民主，将改变世界，也能改造中国。

“左派内部争论的焦点转变成了民主问题”，应该是从去年秋冬开始的。在这之前，仅仅是几个海外和学院内的新左翼学者或“明星”式人物能够在主流媒体上谈民主。多年来，海外一些媒体和学者一直在惊叹：中国的左派反对民主，都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这应该是一种误解。笔者在中国底层社会广泛的感到，怀念毛主席的左派群众，尤其是饱受专制迫害的文革造反派和其他群体极其渴望民主。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影响的意识。应该说，这些学者批判西方民主还是比较深刻的。只是回避了现今中国有没有民主、要不要民主，又如何看待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以及它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这些更要害的问题。

就中国当代社会在野的两大政治力量——自由派和毛派来说，他们都需要民主。如果说其中有些差异的话，那就是自由派强调的是自由，而毛派和所有社会的左派一样更要求民主，而且要的更多、更大、更实质、更彻底。

一、本文所谈民主，包括西方代议制民主和中国文革式大民主

笔者已看到的左派关于民主问题争论的文章，基本上指的都是西方代议制民主。“选举式民主”和“形式民主”、“宪政民主”等等，都可以统称为西方代议制民主，尽管它们之间会有所区别。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选举。据此，有没有普选就成为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首要标准。当然，它的“普世”意义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上述西方民主也可以称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西方民主史上还有一个不以选举为特征的“古希腊民主”，也有以“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来区分它们的。这两种民主之间没有继承关系。我们今天经常谈论的西方民主，一般指现代西方民主制度。

谈民主，尤其是在中国谈民主，就不可能只限于西方代议制民主，对于亿万中国人来说，感受最深、至今还实际影响着中国民主进程的还是中国文革式大民主，正式称为无产阶级大民主，简称大民主。它还震撼过全球，象幽灵一样至今紧随着这个世界，对它的评价同样有很大的分歧。大民主也推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但是，它更重要的特征是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甚至军事、司法等最广泛领域的直接参与，它的监督和参与贯穿了民主的全过程。去年网上有我三篇谈民主的文章：《袁庾华在中国农大谈大学生和社会、民主和政改》、《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台湾《思想》第18期）、《袁庾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谈文革、自由派和毛派》，以及2005年的《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较为集中的表述过我的民主观，相同的内容本文不过多重复。

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有些同志把我提出的“形式民主和大民主的结合”的“大民主”，误读成“大众民主”了。“大众民主”本来就属于西方的形式民主、即代议制民主，自然就不需要结合了。西方的“大众民主”和中国的大民主是阶级属性根本不同的两种民主，对它们的混淆会冲淡对中国大民主的重视。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大众民主”就成为西方民主问题的热点，中国“改开”以来，有关“大众民主”的话题大量出现在高校学者的论文中和许多专题研讨会上。和一些自由派左翼一样，我也认为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中“大众民主”是对“精英民主”的进步。但是，有了中国大民主的伟大实践，就会觉得“大众民主”那一点进步就太不过瘾了。说来说去，“大众民主”不仍然局限在选举的框架内，即使是”直选”，甚至再理想的加上“直免”，不还是选个“主人”、换个“主人”吗？联系中国的现实社会，能“选主”、“换主”总比不能选不能换要好得多，如此，又何必要反对“代议制民主”。只是我们觉得包括“大众民主”在内的这些代议制民主很不够，我们有理由也有足够的自信要求更多、更广泛、更实质性的民主，这就是和西方代议制民主根本不同的中国文革式大民主。

西方也有一种类似于中国文革式大民主的“参与式民主”。1960年，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了“参与民主”的概念（中国的“大民主”一词，据说是李慎之先生1957年首次提出），“参与民主这个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口号中，并且迅速扩展到劳动阶级.....”,它的社会实践运动直接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只是其规模和广泛性较中国文革要小一些。大民主和“参与民主”的共同特征就是群众的广泛直接参与，“参与”正是相对于“代议”的。近年，中国学术思想界在为中国的民主寻找出路时，也热起“参与民主”这个话题。这应该是左翼特别要重视的现象，它必然会联系起并推动本土的大民主。

也有学者借用了汪晖的两种民主形式（政治和社会的）作为总结民主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的尺度。我理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指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民主的社会形式”，我想它不应该仅限于经济平等等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广泛的社会民主运动。汪晖本人也曾指出中国的左、右派都没有重视社会运动。我认为，沿着经过亿万人民在极其广阔的社会领域内实践过的中国大民主的方向，应该有人类民主史上最好的一种“民主的社会形式”，多年来，我一直提倡两种民主的结合，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这两种民主形式的结合。

二、"社会主义的遗产"不是那些“招牌”，也谈毛主席和党史。

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的遗产，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对于左翼来说，“是未来社会主义复兴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些遗产，左翼就可以合法地主张社会主义”。

可是，当年苏联的解体，不正是经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合法程序。我们总不好意思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比他们的“人代会”更能代表人民吗？我们的“人代会”里今天究竟还有几个工农群众代表？几十年来，大量的摧毁公有制和其他社会主义遗产，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如取消“四大”权利）经济权力（取消罢工权利）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各种权力的法案，不都是从这里通过的、盖过它的章吗？我们又怎能只相信某些人所说的那几个“不”呢？

也以苏俄为对照，今天的俄罗斯虽然没有了这些“招牌”，俄罗斯大学门前的地摊上还摆有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画像、塑像（普京的更多一些，还有勃列日涅夫），街上成千上万的游行示威队伍，其标语牌也在主张社会主义，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概没有这样主张社会主义的 “合法”游行的权利。今天的俄罗斯去掉了公有制的招牌，还保留了苏联时代免费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电气等大量福利。而保留着一部分公有制招牌的中国，却失去了毛泽东时代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住的起房的基本保障，尽管建国初期受经济力量限制，福利水平比较低。而今天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却在全社会到处听到：“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的哀叹。苏共、苏联垮台后，也没有像我们“10.6”政变后那样血腥地镇压革命造反者，倒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曾有的毛主义者受到苏联共产党的镇压。如果说，苏联共产党是列宁亲手缔造的，那么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那些工人党、社会民主党不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培育的吗？毛主席1965年对谢胡说“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就变成反革命的了”。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马、恩、列缔造培育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自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后没有一个重新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的，没有一个重新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要说共产党，就是“工人党”“社会党”甚至“国民党”“人民党”等等，其党名也好听，问题是好看吗，好吗？即使不好，也有和不好的比较。我们揭露了戈尔巴乔夫那些前苏共领导人当年如何搞特权的丑恶行径，但是比较我们中国一些显赫家族的罪恶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失去了假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今天至少没有严重的国家安全、民族危机问题。

我以苏俄作为对照，并没有肯定它转型后的合理，它的社会腐败、社会中妇女地位和少数民族地位、以及整体国力的惊人下降等等严重社会问题，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只是比较后感到，即使如此，它也没有我们这个保留那么多“社会主义遗产”的中国问题更多、更严重。

党章、宪法中仍保留的毛泽东思想和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则只是执政党的合法性需要。当年，邓小平复出后，胡乔木对他讲：苏联推倒了斯大林、还有列宁，我们如果推倒了毛泽东就什么都没有了。用我的话说就是掌权的合法性没有了。这就是后来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表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挂下去的用意所在。用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的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于毛泽东本人，而不是相反（据《德性统治。文革中的领袖和党》下同）”。“十六大”的新常委班子去西柏坡，“十七大”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电视剧《井冈山》，“十八大”也会有类似的表示，都是同样的道理，而不是人们寄希望于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愿望。史华慈的书开篇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吸引人注意的方面之一是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抗。”毛主席一生的斗争经历更多是在党内，他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主要阻力也来自于党内，他去世后几十年的反毛妖风主要来自党内，今天中国的反毛势力也主要集中在党内。去年山东一位老同志说：“一部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反毛史”，这句话听起来别扭，但认真回顾90年党史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想，他主要说的是党内上层。在党的历史上，毛主席在党内上层集团中遇到的阻力最小的是1943年后的一段时间，那是共产国际解散的前夕，习惯于有个“婆婆”的党的上层集团为了能打下天下的根本利益，把重大决策的最后“拍板权”交给了毛主席。如果主席在党的上层集团是经常得到多数支持的，还需要这个“拍板权”吧？用毛主席自己的体会，他解放后遇到的难度（主要是党内的阻力）远非过去三大战役所能相比，包括对外抗美援朝的决策和对内合作化的推动、开门对党整风等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到了文革所谓“狂热的个人崇拜热”时，毛泽东成了一个完全的“独裁者”，这种说法则完全是出于对文革政治的无知。

文革十年，恐怕是毛主席一生中最困难的十年。1966年文革开始后，首先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用“第二次反右”的恐怖手段大整知识分子和群众、领导全党自上而下的全面对抗。接着是1967年春上面的“大闹怀仁堂”、下面军队对造反派血腥镇压的“二月黑风”，同时开始和林彪集团长达5年的明暗较量。1972年到1975年“复旧势力”的纠缠。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刚刚打开局面，他就去世啦！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造反开始后，95%以上的党组织和大多数党员是不情愿跟他走，或者不跟他走，或者是反对他的。文革中的好的形势，则主要是批判各级党组织的党外群众推动的，当然，首先有毛主席在党内外群众中的巨大威信这个特殊条件。海内外，认识文化大革命也有这样一个过于简单的说法：毛泽东是用他个人的巨大威信发动群众起来打倒了共产党，最后玉石俱焚。一个失去了党的支持，一个失去了群众拥护。陈云曾说，如果毛主席在建国初去世，他的威信会更高一些。他说的威信是指党内（而且是党的上层集团），如果不是毛主席搞那些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稳坐天下，就是又一代“王侯将相”，当然要感恩于毛主席。只是这样，就没有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地位的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高华说，毛泽东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无对手。这话说的过于浪漫啦。不客气地说，毛主席一生最大的对手就是这个党。我们不挑明这点，就是继续欺骗中国人民。其实，我们也欺骗不了人民，两个普遍存于社会的现象是：

一个是，大多数群众都是怀念毛主席的，这一点连茅于轼这些反毛的急先锋和大右派都是承认的。另一个是，群众一谈到腐败就归之于“一党专政”，随便议到社会上的几乎任何负面现象，他们顺嘴就会说出“那还不是共产党干的”。无论是否正确，在广大群众的心中，毛主席和共产党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当多的持反毛立场的“红二代”也不反对这样分开，只是他们认为，国内外反动派所谈的那些共产党的“极左路线” 和“罪恶”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李民骐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中99%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了，听起来吓人，而剩下的1%也有80万啊，如果这个党还有80万共产主义者也是令人鼓舞的！我接触过很多长期宣传马列毛主义的共产党员，有的品质还十分高尚，从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一直到在中央高层工作的都有，但是有80万吗？即使有，另外的七千多万党员呢，他们能改变这个党的路线吗？！还有一个当年毛主席在、“四清”还搞不下去的对照。由于这个社会的主要权力和主要利益都是党控制的，所以一切想利用政治渠道取得利益的人都要钻进党内，相当多政治品质极坏的人已经进入这个党，如果用纯洁来衡量的话，这个党的队伍已经远不如群众队伍了！今天更应该回顾毛主席一生一直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自己”这些教导。

所以，与其寄希望于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他们更受约束，难有所作为）的虚无缥缈，不如寄希望于群众，去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更有意义，而如果总是引导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把幻想寄予一两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物身上，那只能是有意的欺骗，也是彻底的反马列毛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