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左翼对民主问题的争论

八，“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就是“人人起来负责”。

1945年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的话：“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尤其是今天被引用得特别广泛，左翼中也有人质疑黄先生记述的是否准确，警惕的是别人利用这段话去推销资产阶级民主。我认为，民主要的就是广泛。重要的是，这段话比较苻合毛主席一生对民主的奋斗轨迹。尤其是“人人起来负责”这句话即区别了与现代西方民主的根本性缺陷，同时，又有他领导的亿万人民参与的大民主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

       毛主席的一生，就是为“人人起来负责”不断探索“新路”的一生。

    作为文革一代人，我们不会忘记当年亿万人民开始起来造反时，最喜欢引用的毛主席青年时代的那句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回忆中国革命的民主传统，毛主席首先是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提倡“军事民主”和各种民主。继而又在革命根据地中让没有财产、没有文化的农民，用他们最简便的方式拥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权力。从投身社会运动开始，无论是大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自始至终的强调了“半边天”妇女的民主权力。——这些领域，恰巧是西方民主史上最难实现的民主权利。

    在“大跃进”的群众运动中，从济南一家小小的“成纪”面粉厂到当时中国第一大企业鞍钢，诞生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民主管理企业的经验，被毛主席总结为“东方的《鞍钢宪法》”。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中民主要求，为经济民主提供了一个样板。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司法民主的“枫桥经验”，他“不要一个警察世界”， 依靠群众，就是对已经犯罪的人，95%都不抓。文革中全面贯彻，大规模的砍监狱放犯人，全民陪审等“群众专政”的经验，就是要探索人人都参与管理国家、用“大民主”消亡国家机器的新路。

    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就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在争论“国家大事”，个个投身于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这是人类民主史上仅见的奇观。

正是沿着毛主席“人人起来负责”的群众路线，也将逐步削弱政府的传统职能。西方人认为，政府是最不可靠的。马克思要求彻底砸烂现有的国家机器。今天，如果在一个没有民主、却有“全球化”背景下的极度腐败的社会中，去强化政府的职能，那将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陷入一个更危险的处境。作为左派，我们反对“大市场，小政府” 的道路，结合中国的经验，我们主张“大民主，小政府”。从而去争取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去探索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

九，民主，将改变世界，也能改造中国 。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这里所说的“彻底变化”当然包括中国今天的社会制度，而“翻天覆地”决不是我们已有的视野和经验所能认识的。

     进入2012年，就是毛主席这一预言后整整五十年。

    还未进入2012年，就有人为它制造了一个“世界末日”的恐怖气氛。进入2012年，来自西方的热点问题，要么是已经冻死几百人的“极端天气”，要么是继续恶化的“欧债危机”，正在蔓延的欧美社会的抗议风潮，“这场运动显示出来的所有欧洲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一种紧张情绪”，他们“极度蔑视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度”（杨斌引用《巴黎人报》）。在电视新闻上看着“占领华尔街” 和欧洲多国群众的抗议活动，我们许多过来人不禁感慨道：多么像文化大革命啊！这应该是当年世界性的大民主浪潮留下的遗产。

沃勒斯坦认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美国就在下坡路上节节抵抗。沃氏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 就是曾席卷全球的文化大革命以后，用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的话说，文化大革命对美国的影响，就是全世界都反美了。当年，包括克林顿夫妇在内的那一代美国青年，有几个没卷进狂热的左派运动。他们都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质疑、颠复过几百年来的“西方文明”。近年，我们更看到了美国不可逆转的衰退趋势。这个上帝“最优秀的选民（大多数美国新教徒是信加尔文教义的）”，曾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星球再也不可能有新的替代者。克林顿在总统任上曾宣称:“美国将是最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时，美国《新闻周刊》的社论是：“历史的最后一位巨人”，今天或许该由我们给美国和西方文明史也做一个结论了：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世界霸主。

    西方的危机感更集中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动摇上，其“末日感”，与其说是世界的，还不如说是他们几百年来以习惯的“西方文明”的。现在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社会制度和国际上重要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包括抵制性的）。一轮新的大民主的浪潮一定会使它们有一个 “翻天覆地”的“彻底变化”，一个各种族平等的、全球民主的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国将是其中一支极其重要的建设力量。这也是它的历史使命：“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2012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图腾崇拜，“龙”也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人们有对它的恐惧，更有对“龙腾”的期盼。

    进入2012年的中国，一面仍是“千年盛世”的喧嚣，却有“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哀鸣。一面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紧张，任何改良都难解其痛痒。寄希望于哪一两个人的上台吗？除非我们全部是傻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毛主席话）。

   毛主席说的这个“不同特点”，需要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斗争实践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总结。我们不是“非暴力论”者、不是“议会迷”，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学习、熟悉并运用各种各样的民主斗争的武器。毛主席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句话，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下面这句话也还是比较克观的：关于民主，你要么开门让它进来，要么看着它破门而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经过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演习的中国，民主已经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群众的优势。大民主的群众运动胜似千军万马，因为我们的对手——官僚资产阶级，基本上是一支见不得阳光的腐败队伍，其腐败和虚弱的程度是相一致的，大字报就是使其显现“纸老虎”本质的最锐利武器。群众开始贴大字报时会有的风险、代价较其他斗争手段要小的多。如前所述，大民主还是警惕、揭露卖国势力，打击分裂势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最有效武器。

当然，大民主的斗争形式需要在斗争实践中规范、提高，还要善于和各种形式民主相结合，相互取长补短。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结合，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结合，民主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结合，中国一定能够探索出一种较为完善的民主形式，并以此从根本改造中国，也为人类走向理想社会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