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喜欢资本主义？

201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就是两年前，大约400到500人参加了超过10年以来发生在西雅图最大规模的城市暴乱。数以十万计美元的财产被破坏掉[i]，华盛顿州宣布进入二级紧急状态。紧接着第二天，各大报纸头条充斥着关于“城外的”戾气十足的安那奇分子的恐怖故事。

而这起发生在占领西雅图运动尾声的事件，很快成为了联邦、州和市一级各单位扩展调查并对政治异议分子进行监视和镇压的秋后算账的借口[ii]。当年秋天，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几个安那奇主义者没有被指控就被直接送进了监狱[iii]，他们在几个月后被释放出来仍然没有正式的指控文件[iv]。他们的房子被警察突击检查，以搜查与安那奇主义相关的文字宣传品和黑色帽衫[v]。直到一年以后，他们仍然被跟踪[vi]。

我，就是那五个最初被指控为2012年5月1号的“罪行”负责人之一[vii]。为了避免两项重罪被审判，我只能对一些轻罪指控认罪[viii]。我于2013年秋天认罪并且在冬天服完了大部分刑期，在此期间我在金郡（King County）的劳动教育中心呆了三个月。严格地说，作为“替代监禁的方式”，住在劳动教育中心实际上意味着不能外出工作，接受教育甚至治疗（包括精神健康和毒瘾）式的全天候监禁。

这些事情的发生使我处在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境地，因为我是少数为2012年5月1号 包括“暴乱”在内的特定罪行认罪的人，也正因为此，在我从暴乱背后的策略和情感方面谈论甚至为之辩护，我都不会对将面临的危险有太多顾虑。这绝不代表我所 说的可以彻底代表其他人为什么会参加这一次暴乱。他们基本上成功躲过了多数指控——于他们而言是一件好事——只是还有一项关于打破一扇空的法庭的窗户的联 邦指控依旧悬在他们头上。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在免受压迫的情况下谈论暴乱以及为自己参与暴乱辩护。

在此声明：我并不是为参与2012年5月1号 那次暴乱的任何团体说话。据我所知，这一次暴乱并不是事先策划的。另外在这次衍生出的反资本主义游行，严格意义上说是占领西雅图运动中的事件，是在公众大 会的时候策划的。我甚至不是为了这一次特定的暴乱而说话，相反，我是将暴乱作为一个概念为所有类似的暴乱说话。“为什么暴乱？”这个问题指的并不是为什么 要参与这一次特定的暴乱，而是指：根本上为什么要暴乱？接下来的就从一个暴乱者的角度对这个普遍性问题的分析。

所以,我 说这些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我想为暴乱是“普遍的策略”的说法进行辩护并且想解释为什么一个个体要参与进暴乱当中。在这里，我试图辩护的不仅仅是打破 玻璃的行为，而是暴乱本身。这个听起来很危险和丑陋的词总的说来与犯罪相关并且实际上犯罪也经常在暴乱中成气候（就像伦敦2011年发生的一样），这往往和所谓的文明社会不相调和而被毫无逻辑地理解为是纯粹不理性的行为，并且这一定论是毫无可申辩的可能性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想致力于为暴乱进行辩护和解释，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暴乱时代（Era of Riots）[ix]。全球的各种暴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激增。同时，它们代表的是即将到来的未来，这一点无论是在西雅图或者雅典或者伦敦，亦或在广州以及开罗，都是没有区别的。

我是谁？

我是自大萧条以来最贫穷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们生在“历史的终结”的时期，我们见证了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繁荣悄无声息地蜕变到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新常态”。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任何希望来创造比我们父母辈所创造的更好的生活水平了[x]。我们继承的是在未来长期停滞的经济[xi]，一个处于崩溃临界点的生态环境[xii]，一个由财富创造并且指向财富的政治体系[xiii]，激增的社会不平等[xiv]，情感上的萧条以及从属于消耗型消费的高度分子化的文化[xv]。

最近的经济崩溃给我们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xvi]。Pew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xvii]，35岁以下人口净资产中位数从2005年到2009年之间下跌了55个百分点。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的下跌比例只有6个百分点，这只占年轻人下跌的一小部分[xviii]。这个结果表明，我们计算收入时将债务考虑进去的话，财富不平等的代际化趋势越发明显。65岁以上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是170,494美元，比1984年增长了42个百分点。相比同一时期内的情况，35岁以下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下跌了68个百分点，使得现在年轻人的净资产中位数只有3,662美元[xix]。

尽管有把懒惰与权利关联起来的文化叙述传统，这种代际差异并不能归因于教育和努力的缺乏（我的这一代人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工作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的一代人）。刚才提到的Pew中心的那份研究还提及到，美国老年白人就是这个“好时代”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在一个有着便宜的住宅和教育的年代成长起来，享受着国家的各种大众福利，以及享受紧跟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造型毁灭”之后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过那些战争和危机。

然而我们并没有继承到老一代美国人的工作却继承了他们的债务[xx]。 现存少有的保障，例如他们的最低生活工资和在工会中的位置，当他们退休以后将会被取消掉。他们以前工种将会被拆分成三到四个不同的非熟练工的功能模块，并 由临时工来完成。自从“复苏”以来，伴随着持续变高的失业率，所谓的就业增长整体上以低工资、工作临时性高或风险高的形式存在着[xxi]。 

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在被父辈从各个方面洗劫后，我们的未来的只剩下在两到三个零散的兼职岗位上被雇佣，这些岗位鲜有上升空间，举个例子，在健康服务行业，我们简直是拥有好得不能再好的特权：赚取最低廉的工资为洗劫我们的父辈擦屁股。

这一点都并不巧合：当我们每次听到一个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说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养尊处优，以及他们是怎么在夏天的时候为了挣大学的学费而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在心里面计划怎么把他们开膛破肚，然后在黑市卖了他们的器官来偿还我们的学生贷款 。

我从哪来？

与此同时，这种经济的大洗牌导致了全球商品生产地和生产者的秩序重组，也造就了经济活动集中在美国[xxii]。那些最适合作为全球物流系统枢纽的大都会地区，伴随着高科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而发展得最好。这些大都会都变成了“都市宫殿”，它们坐拥着高度集中的所谓的“文化资本”以及重新设计过的市中心[xxiii]（别提清理掉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口有多容易了[xxiv]）来吸引游客和外国权贵们。

不仅如此，大片的国土直接地被废弃为荒地，在这些荒地 上资源的获取行为不是高度机械化就是成本过高。农业产品在政府的高补贴中被制造出来，小型的城镇被迫在工业化种植∕养殖，粮食加工，废品管理，仓储或者私 人监狱等最不受待见的产业上互相竞争。在很多地方，非正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xxv]，这一点可以和全球范围内贫民窟大量出现的趋势对应起来[xxvi]。

而我因为一些狗屎运气，成为了那里为数不多的能够挣到 足够金钱逃离那个地方的费用的人。刚到达西雅图，尽管我有学位我还是被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端。不同于那些被评论家们宣称为暴乱者将西雅图当做他们的游 乐场的郊区青年，我在厨房里面老老实实打工。这使我我成为了成千上万的无论是在港口拖拉货物的，在南郡的仓库工作的，清理市中心丛生的写字楼的隐性工人大 军中的一员。事实上，这座城市正是依赖于我们的工作才能运作起来。

在暴乱的时候，我正在为南西雅图的食品成品批发厨房的最低时薪基础上能增加10美 分而努力。在那里我们生产数以万计的城市里高级咖啡店和写字楼所消费的成品三明治和沙拉。毫不夸张的说正是我的全天候工作计划（在占领西雅图运动期间，我 每天都是在早上换班以后去参加占领运动）保证我能够在占领力量城市的时候还能喂饱成百上千西雅图市民。但是之后发生的却是，我被那些KIRO[xxix]电视台的神经质的评论员们说成是来自于混乱中心（也许他们指的是波特兰？）的外地帮派分子并且怀着操翻西雅图的不良居心。而西雅图，这座城市的人吃的食物恰恰是我拿着那少的可怜的工资为他们做的。

尽管那些有钱的西雅图市民总是以一些后工业时代的说辞和无忧无虑的成功来为自己树立形象，事实却是这样：像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样，西雅图依靠着我们称之为双重劳动市场（劳动市场分割）的东西[xxx]。高一级的熟练工劳动力，文化产业，金融与生产性服务业凌驾在第二级的熟练程度较低，低报酬，低晋升空间，高流动的工作之上。

这就产生出资本主义内的一个基本的空间性问题：尽管在制造业和资源性采集行业中那些脏活险活都外包转移出去了，富人也绝对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穷人。监管的增加[xxxi]，监禁与驱逐[xxxii]，警察的军事化[xxxiii]，慈善基金会们防止叛乱的软化措施[xxxiv]，致力于社会公正的非政府组织，保守工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贫困的皮条客等都是试图控制这个问题的各个维度的手段[xxxv]。暴乱，是所有这些手段都失效以后的结果。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和压制的时代，这些折衷调和只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所以在所有那些关于“外来者”“安那奇分子”的媒体评论和其他的试图向还没有参加进暴乱的人混淆视听的措辞中，有这样一个一直被歪曲但是却是最简单的事实：宫殿里面的窃贼事实上就是那些仆人。

我，那个令人恐惧的，不理智的暴乱者，就是你。

我为什么不去参加一些更加建设性的抗议方法呢？

另一种普遍的论调在于从道德上评价“好的示威者”和“坏的示威者”。那些暴徒某种程度上“渗透”到了游行中。他们把游行引出“真的”诉求轨道。他们将“正常”人从当天的正常事件中来开，就是为了破坏已经提上议程的改良活动。

这里的潜台词假设好像存在得有“更好的”示威者形式一样，并且，我们这些暴乱者并不做这些更好的事情。这种话语产生出往往是一些小小的讽刺，这在本地的另类周刊《陌生人》对比快餐业工人谈判性被逮捕策略与五一暴徒躲在印花面巾后面扔石头却不做任何实质工作的行为时最为明显[xxxvi]。 当时快餐业工人所做的是极富勇气地坚守阵地并且“主动要求逮捕”。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我本人既是那些暴乱者中的一员同时又是那些快餐业工人中的一 员——从一开始快餐业工人运动启动的时候就参与进去，在第一次罢工中我领导了我的工作场所部分的行动，策划了中间行动的一些部分（包括针对工资盗窃的示 威，尽管之后的暴乱事件才是我被逮捕的原因），我还短时间地接受了一个与Working Washington一起工作的为期两周的带薪职位，主要工作是组织第二次的罢工。

那些讽刺的情形之外，在运动中还有这样的一种有问题的 前提假设，那就是这种高度谈判指向，完全受控制并且对大众毫无威胁的活动从长远角度看来会更加有效。当我参与进快餐业工人的罢工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快餐 业工人才自发参加的，而这一活动的短期目标是在城市中的食品工人中间建立工人力量。除此之外，基本没有任何针对改良的组织行为（通常是急需的）能够克服改 良本身，这在今天就像在雪崩时往山上走一样——于个人而言你迈出了那一步，但是实际上整个地面却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