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重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

　　作者：高居矛

　　一、探索新模式的立足点和总原则

　　当今中国，虽然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但修正主义的统治必定是短命的！无产阶级终究会重新夺回革命的政权，不管这个过程会有么多艰难和曲折，总有一天是会实现的！一旦无产阶级夺回政权，中国社会便进入重建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那么，未来的社会主义如何建立？是照搬过去的一套做法？还是要有所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思路上首先应该回答：过去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被颠覆？是如何被颠覆的？无产阶级政权为什么会丧失掉的？是如何丧失的？不搞清楚后面这些问题，回答前面的问题就会无的放矢。社会主义被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被丢失，这个严酷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既然是教训，那就得弄明白教训在哪里？原因是什么？不追寻原因，不吸取教训，以后必然还会重蹈覆辙！

　　我认为，过去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失败，究其原因，归纳起来是二个：一是敌人太强大、太狡诈。二是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搞法本身存在许多漏洞和缺陷，这些漏洞和缺陷都成了敌人可钻的空子。

　　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不免带有先天的不足和缺陷。社会主义轻易地被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轻易地被丢失，正是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搞法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些缺陷恰恰被狡猾的敌人利用了。否则，如此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因此，正视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无产阶级专政的搞法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是建立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理论起点！

　　所以，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其基点必须立足于：如何去弥补过去的不足和缺陷？如何才能做到社会主义不会再次被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不会再次被丢失？只有从这个思路出发来建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才能保障未来的社会主义不断巩固、发展壮大！

　　对此，我们必须对过去从苏联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仔细的剖析，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深刻反思、检讨、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我们的原则是真理至上，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时，对过去不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做法都可以质疑！对过去一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做法都要继承和发扬！过去的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既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检验，也要接受社会主义已经操作过的实践的检验！

　　二、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

　　既然认定建设未来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立足点，必须是真正能够有效地反修防修，不会轻易地被颠覆，不会轻易地复辟为资本主义！这就要求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必须先把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所存在的漏洞统统堵上，所有的缺陷都弥补好！

　　那么，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究竟存在哪些漏洞？哪些缺陷呢？

　　答案在我们的敌人——走资派身上！在邓小平身上！

　　只要我们仔细研究白邓小平是用什么手段、方法？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地方打开缺口？怎么有预谋地一步步搞垮社会主义的？也就找到答案了！搞清楚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步骤，也就找到过去社会主义摸式的漏洞和缺陷究竟在哪里了！

　　反面教员的作用太大了，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我曾经猜想：当年邓小平在江西这么多年，除了上午去工厂象征性地干点轻活，整天在想些什么呢？改革开放刚开始，我还天真地以为他搞改革是为完善社会主义，直到邓小平抛出“初级阶段理论”，我终于看清邓小平要搞资本主义的真实目的。然后，回过头去捋一捋邓小平从1976年以后的所作所为，才慢慢悟出邓小平在江西的几年一点也没闲着，他一直在精心策划复辟资本主义的“宏伟”战略。请看他的手段和步骤：

　　——文革中先用“永不翻案”的假检讨欺骗毛主席，逃过劫难。手法与赫鲁晓夫在30年代喊斯大林“爸爸”如出一辙。所有阴谋家都是政治骗子！

　　——借华国锋之手，清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全国范围残酷镇压造反派。把路线斗争“刑事化”，把政治斗争办成刑事案，永远不给对手翻案的机会。手段阴险毒辣！

　　——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名，把“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打下去，卸磨杀驴，阴谋篡党夺权成功！

　　——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修正主义总路线，彻底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消阶级斗争，禁止群众运动。颁布公安条件和治安条件，紧紧梱住人民造反的手脚！

　　——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一结束，立即访问美国，确立卖国求荣的外交路线，与帝国主义“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秉承美国旨意启动改革开放、里应外合搞“和平演变”。

　　——用改革开放的名义，开启党变质、国变色的修正主义统治“新时代”。

　　——用“落实政策”的名义，给地富反坏右彻底平反，扶植“还乡团”进行阶级报复、疯狂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文化大革命……把大资本家荣毅仁、大右派朱镕基扶上国家副主席、副总理的宝座（后当总理）……

　　——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大力培植新生的资产阶级。

　　——用“共同富裕”的谎言骗取民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

　　——用“发展是硬道理”、“奔小康”的口号，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发财心理来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不许争论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专横霸道，取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用“初级阶段理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贩卖修正主义！

　　——用推行市场经济的名义，恢复资本剥削制度。

　　——以推广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方式，瓦解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以改革国有企业为名，推行私有化改革，瓦解城市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由民营私有制和官僚阶级轮流坐庄的动态型官僚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专门镇压无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以“坚持党的领导”的名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党领导一切”体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的“党阀专制”统治。

　　……

　　综合邓小平所采取的这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可以揣摩出他当年在江西的思想轨迹：在他看来，毛主席发动文革是完全错误的。和平年代共产党的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经济建设，为此，需要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应与美苏日搞好关系，而不是对抗。为了避免落后挨打，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硬道理来抓。计划经济不仅效率低，而且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不利于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既要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又要对内改革经济体制，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一是私有制，推行市场经济，便顺理成章搞私有化改革，从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可见，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处心积虑所要搞的改革开放，归纳起来就是要解决二个问题：一是取消计划经济，用市场经济取而代之。二是改革所有制，实行私有化，用民营私有制和官僚集团轮流坐庄的动态型官僚私人所有制替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然后，给这二个改革的“成果”贴上一个迷人的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值得研究的是，邓小平是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呢？我认为，他的成功秘诀有4条：

　　1、利用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厌恶阶级斗争，渴望摆脱贫困、想过好日的心理状况。所以，邓小平打倒“四人帮”、提出“改革开放”，立即得到全党全民的广泛支持。这表明，在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不想搞马列的！没有这样的党员基础和群众基础，邓小平想搞资本主义是绝对搞不起来的！

　　2、精心伪造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从来不直接说要搞资本主义，反而口口声声说“坚持社会主义”，但他伪造的“初级阶段理论”却露出了马脚。这个“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是兜售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剥削的载体，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经济形态。搞市场经济等于就是搞资本主义，它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完全是一回事！搞市场经济也意味剥削制度的死灰复燃。为此，邓小平对讨论市场经济的“姓资姓社”问题，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专横态度：不许争论！搞市场经济是他复辟资本主义战略中的关键环节！他硬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牛头按在马身上！这是伪造的“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是精心策划的大骗术！为此，厚颜无耻地把这种荒谬的骗术吹嘘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他用搞市场经济的名义，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忽悠民众，悄无声息地把计划经济给全盘否定掉了！这一招，确实“高明”！

　　3、充分利用过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是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的现成条件，以“搞活经济”、“改革国有企业”的名义，仅仅只是下达几个党政文件，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瓦解了、顺顺利利实现了私有化，几千万国企“主人”乖乖地变成了资本的奴隶！

　　4、最重要的是，所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邓小平都是通过“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来完成的。他充分利用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的“党领导一切”体制，把它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最佳工具和最有效的武器。他的做法很简单：只要解除人民对共产党的监督权，这个“党领导一切”的性质就彻底变了！解除人民监督权的办法也很简单，即禁止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用公安条例和治安条例就把人民的手脚捆死了。从此老百姓再也不可能造走资派的反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顺利地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党阀专制”了！

　　可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实不是什么“改革”，而是一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了无产阶级的命、资本主义革了社会主义的命！是把新中国“革”回到了旧中国！

　　三、反思四大漏洞

　　当我们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梳理清楚后，便可看到，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用二个工具（手段）来实现二个目标。二个工具就是不懂马列、不搞马列的共产党和“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二个目标就是瓦解公有制和取消计划经济。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邓小平用朝思暮想搞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和“一党专政”二个工具，圆满实现搞垮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二个目标。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

　　换一种说法就是：邓小平用毛泽东时代的二个“矛”来攻毛泽东时代的二个“盾”！邓小平什么本钱也没付出，玩了一个漂亮的“空手掏白狼”！

　　这二个工具、二个目标，就是原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四个大漏洞！全都给邓小平利用了！即过去的公有制形式、计划经济的搞法、无产阶级专政的“党领导一切”体制、共产党的建设，这四个问题上都有着严重的漏洞！如果以后不堵住这四个大漏洞，即使再取得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会重蹈资本主义再次复辟的悲剧！

　　这四个漏洞，就是原社会主义模式的四大缺陷和不足之处。表现在：

　　1、过去的公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当家做主人的问题，“主人翁”仅仅是个虚名。这两种公有制形式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教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概念。马克思主义原教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而过去的公有制两种形式，是通过国家（政府）和集体组织作为“中介人”来代表劳动者，而“中介人”又受党的统一领导，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只是一种间接结合。因此，这种公有制其实是党国所有制，劳动者并没有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只有“中介人”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只有党和国家（政府）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一旦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走资派篡夺，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完全分离，彻底沦为资本的奴隶！所以，没有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没有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公有制，是非常脆弱的公有制，一击就垮，邓小平一搞改革，就变成私有制了。

　　2、过去的计划经济一直被市场经济的鼓吹者污蔑为效率低下、大锅饭、平均主义。其实，“效率低下”并不存在！计划经济的效率恰恰比市场经济高，而不是低下！市场经济的鼓吹者用“速度”概念偷换“效率”概念，把计划经济在某一时期的发展速度不如市场经济说成“效率低下”，这是张冠李戴忽悠人！但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现象确实存在，其根源并不在计划经济本身，而是在党国所有制身上，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结合、劳动者没有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所造成的！而党国所有制又未能解决好激励机制和奖罚机制，所以才导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这种缺陷本来只要通过改革、完善计划经济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心怀叵测的邓小平为了搞官僚资本主义，干脆用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替代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缺陷都被邓小平钻了空子！

　　3、另外还有二个更大的缺陷，被邓小平钻空子钻得更厉害——他仅仅利用了二个现成的工具，便顺顺当当把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二个工具就是共产党组织和“党领导一切”体制，而这二个工具恰恰就是毛泽东的遗产！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党领导一切”体制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本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强大武器，竟然统统变成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是巨大的讽刺！但辩证法就是这么无情，这就是哲学上说的“异化”现象，即为我所用的东西变成了葬送自己的东西！正如俗话所说，掘墓人都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毛泽东用自己的武器否定了自己，这种历史悲剧值得好好深思！

　　“党领导一切”体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形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必要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本身确有许多优越性。但是，这种体制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然，邓小平也不会拿它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重量级武器！因此，从吸取教训的角度说，我们应该好好反思这种政治体制的缺陷！其缺陷，主要表面在六个方面：

　　（一）监督权的缺失或不完备。毛主席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问题时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遗憾的是，“党领导一切”体制恰恰没有能够做到“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客观地说，建国初期，“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但1957年反右斗争后就不行了。反右斗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党领导一切”来说是成功的，但从“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的角度讲是失败的，至少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反右运动以后老百姓都不敢随便说话了，“反党”帽子随时都可能戴在“人民来监督”的头上，“党领导一切”与“人民来监督”变成对立的关系！从此，人民对“党领导一切”的监督，基本上只是限于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短暂时期（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只有搞政治运动时老百姓才敢说话，而且是经过做思想动员工作、打消顾虑、“发动群众”后才敢说话。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况下，“人民来监督”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人民也没有多少监督权。反而一切都得听从党指挥，即使是错误的领导也得服从，否则，就是“反党”！轻者挨批斗，重者下大牢。如果越级揭发党员干部，揭发信往往落到了被揭发者手里，揭发人反而遭受打击报复。即使在大民主的文革期间，如果反对革命委员会及其成员，一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也足够人受的。这样的“党领导一切”，谁还敢监督？

　　（二）产生人身依附关系。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由“党领导一切”，不仅“人民来监督”的机制不完备，而且完全缺失了“人人起来负责”。人民不仅不敢监督党，反而形成人民对党的人身依附！人民只有听话党、跟党走、忠于党、誓死保卫党的义务，却没有监督党的权利。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没有独立的人格！听党的话，好处多多；不听党的话，就等着穿小鞋。公民的政治命运、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升迁、分房、入学……都必须依附于各个单位的党组织或党组织领导身上（没工作单位的则依附于街道、居委会党组织，农民依附于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党领导人）。结婚、离婚、出国、迁徙……都要经“组织”批准、领导签字，未经“组织”批准，哪里也去不了，个人空间全被“组织”剥夺。这样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人争抢拍领导马屁，托关系、走“后门”盛行，千方百计讨好、巴结“组织”和领导都来不及，唯恐与领导的关系搞不好，怎么“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又从何谈起？可见，“党领导一切”体制恰恰是扼杀“人民来监督”、“人人起来负责”的祸根！正是这种原本就缺乏监督、即使有监督（搞群众性政治运动）也十分脆弱的“党领导一切”体制，邓小平上台后只需一纸禁止搞群众运动之令，便彻底解除了任何对“党领导一切”的监督权，顺顺溜溜地搞资本主义，人民只能乖乖地跟着走！

　　（三）颠倒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搅乱敌我界线。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上层建筑，其根本任务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区分敌我的界线，只能以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或是不是要恢复私有制、搞资本剥削）为标准，简单明了。但实行“党领导一切”体制，“党领导一切”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区分敌我的界线，变成了是不是以“反党”为标准了。而“反党”的概念既模糊又广泛，敌我界线就混乱了！且不说反毛主席理所当然是反党分子，即使反刘少奇、反邓小平……反基层党支书、反普通党员，都能定为反党分子。凡是说了对共产党不滿意、发牢骚，有损于或不利于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形象的言行……，都能成为反党分子。而共产党本身又并不干净，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丑事屡见不鲜（不然毛主席也不必搞文革了），但老百姓却说不得，一说就是“反党”！其实许多“反党分子”并没有想搞私有制、搞剥削，没有触犯宪法，竟然也成了“敌人”！这种“党领导一切”体制，形成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革命＝敌人的逻辑。事实上，“反党”并不一定是反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一定是反社会主义！过去总把“反党反社会主义”梱在一起，完全混淆了敌我界线！结果让无产阶级背上了“专制”的黑锅、使社会主义落了个“没有民主”的恶名！

　　（四）颠倒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损害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实行代议制的共和体制，但“党领导一切”体制凌驾于共和体制之上，虽然三权分立，却没有权力制衡。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都屈从于党权，共和体制只剩徒有虚名的外壳。执政党的权力不仅没有关进宪法的笼子里，反而宪法被关进“党领导一切”的笼子里，以此作为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本质”标志，结果反而损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无产阶级专政本应承担二个职责，即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但“党领导一切”凌驾于宪法之上，颠倒了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不能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各项被虚化、成摆设，等于抹杀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职能！仅以选举权和监督权来说，“党领导一切”体制不仅损毁公民的监督权，而且连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变得名不符实，选举谁、不选举谁都是党说了算。选举权只剩下徒有举举手的虚名，被选上的人也不知“咋的”当上了人大、政协代表，只好充当“花瓶”作摆设。这是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吗？人民不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还是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吗？“党领导一切”体制不仅没有发挥出全部的无产阶级专政优越性，反而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专政变成了执政党的“一党专政”，大大损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