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求学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体系的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美国学者在对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有很大争论。他们的争论让我也卷入对一些很有意义问题的思考。渐渐地我意识到，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其实必须要在一个比较中西思想传统的视野中看问题，否则认识无法真正到位，无法把问题梳理清楚。可以说，经过许多年的历练，力求以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对待很多重要的问题，最后自己感觉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是可以在哲学结构上找到契合点的。

　　1、什么叫做契合?

　　要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首先需要确定契合点的含义。根据康熙字典：易经系词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之语;《礼曲礼》曰：“献粟者执右契”【注】两书一契同而别之，又合也。《辞海》有：“契：投合;契合：融洽、相符”。[1] 同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契-投合：投契、默契;契合-符合”。[2] 引出契合一词的这些出处的目的是说明，这里讲的契合点，是我们在这种词典中发现的它的含义。也即总而言之，契合就是互相不矛盾的。此外，我在此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所能提到的“契合”是具体、确凿的，是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讲的。一层是哲学层次的契合;契合的内容是宇宙认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结构上的相合，在这些方面中国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是不矛盾的。再有一层是历史的契合，就是当中国遇到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历史契机。这个历史契机或契合一方面是西方私人资本传统世界性地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形势，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的诉求，中国的革命要到西方寻找“先进思想”这一诉求，这就恰逢其时地遇到欧洲本身风气云涌的工人运动这样的大状况，是这个时刻从历史角度它是一个契机。还有一层是政治上，在政治目的或政治目标上讲，中国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在人民性这一点上是相合的。人民性就是鲜明地站在人民的立场或是人民的角度对社会提出变革的要求。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在这点上的契合，应当说是比较容易说明的。本文在下面阐述的主要是哲学层次上二者之间是怎样深层结构性地契合的。

　　2、现代三种思潮的关系

　　需要提示一下的是，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深层结构性地契合之点的探求，自然要追溯二者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上的根源。这样会牵涉三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和西方现代自由民主主义。这三套思想，应该可以在话语对象上用简洁的三句话归纳出来;即：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说：受压迫剥削，你就造反;儒家对达官贵人说：你们要善待老百姓，否则他们造反是天意;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说话的对象是有钱人：你们的钱是合法的!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契合，先把这三套思想用三句话进行简洁归纳，是因为今天在普遍倾向上人们的思维具有偏颇性、不符合逻辑;即不是根据学理逻辑，而是出于心理情绪，将中国哲学传统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将其视为势不两立。一方面，似乎要持马列主义观点就得必须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属于封建思想，对它要采取排斥态度。另一方面，似乎复兴儒学就要必须先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要首当其冲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待儒家思想曾是怎样的不公平。这是目前比较普遍的两种情况。而同时，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儒学，都似乎不忌讳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甚至与自由主义交朋友。而从比较中西方哲学角度看，这其实反映的是学术上的肤浅。而这种肤浅的利害关系在于可导致中国今天处于一种难堪的政治。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搞势不两立，等于鹬蚌相争，让渔人得利。这个渔人就是自由民主主义。而这三者今天所摆的架势，不是理论架势，而是政治架势。政治架势就是它要决定中国怎么走，不是凭理性，而是凭心理感觉。是鉴于这样的状况，中国有一种政治需要，这个政治需要恰恰需要建立在理论上，就是要在学理和逻辑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找到。它对中国有利于平稳度过信仰(政治)危机，具有良性的不可估量影响。

　　3、反传统也是传统：近代遗留的逻辑问题

　　其实，中国的信仰危机已延续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再加上还有百余年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至今天为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选取为主要政治思想体系，遗留下来一个思想理论逻辑问题，就是它到底与中国哲学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逻辑需要搞清。其中有几点需要理清其内在逻辑：第一点，革命先革思想意识形态的命。没落的清王朝、军阀割据、国民党统治都以“尊孔”作为其合法性的说辞;所以，“五四”之后的革命具有反传统性，要推翻旧统治，提出革儒家思想、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成了一个必然现象。第二点，革命的反传统矛头，现在如果回头去看，它并非是一种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真正二元对立，而是反传统的作为革命势头，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必须看到，革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元素，革命本身是来自中国传统固有性的东西。这样看，“五四”开始的反传统实际是反对维护当时政治统治的文化，所以必然将矛头对准传统思想。第三点，基于这样的内在逻辑，还需看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特定历史形态的维护当时政治统治的文化不应当被视为是同一个东西。这里须有一个区别，它是这样一个逻辑，即革命革的是维护旧政治的文化而不是要革整个中国哲学传统的命。这个差别今天应该有一个分别。革命是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有过火是必然现象。但是在理论逻辑上过火了，就不符合逻辑、就说不通了。所以一个符合逻辑的判别就是：革命是必须的，不能因为今天要复兴儒家思想传统就把革命给否定掉。革命是必须的，思想理论的符合逻辑、讲得通也是必须的。这也是说今天要把这个逻辑搞通也是必须的。这个理论逻辑一直遗留到今天需要、必然要在今天厘清。今天呈现的思想意识形态混乱现象就是跟这个问题厘不清有关。厘不清就会陷入迷茫，行动就会出现混乱。

　　4、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契合点的必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在学理上与操作上有两个层次。在学理上契合，是说在二者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作为载体语言的结构上，有构和的确凿可能性。这在学理上是确切讲得通的。至于在操作层的契合则是1)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出现与中国诉求的历史恰逢其时;2)政治方面人民性的契合。在这之上，接着应当看到的是，学理逻辑性的契合经过进行汉语转化以及完成语言转化后的话语与社会现实发生一致性。也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思想，它本身有自己的学理结构与话语结构，到了中国发生了一个汉语转化的问题。它本身的结构乃至其汉语转化之后又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话语，这个转化形成的中国话语跟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一种一致性，是这样也达到这样一种契合。

　　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以在结构上与中国哲学构合的，需要从五个方面说：1)要先阐释西方哲学传统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作为载体的西方语言结构是“一多二元”;2) 然后在与之比照之中阐释中国哲学传统(包括儒释道及其他学问传统)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作为载体的中国语言结构是“一多不分”(西方是“一多二元”中国是“一多不分”);3)在参照中西哲学结构基础上，阐发马克思思想的结构其实是脱离西方哲学传统的“一多二元”，是既具备“一多二元”又呈现“一多不分”的特点的结构;4)“一多不分”在西方传统相当于“第一问题思维”;[3] 马克思思想与古希腊赫利克立特哲学接近;可以视为属于西方被边缘化的“第一问题思维”传统;5)与西方“第一问题思维”接近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多不分”特质，恰恰可作为西方被边缘化的“第一问题思维”在中国得到发展成为主流对待。

　　通过中国思想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比照发现的结构性差别揭示：恰恰是西方被边缘化的思想、哲学、文化来到中国后有成为中国思想主流的可能。西方的主流思想原在中国是支流，恰恰是被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边缘化。讲清这个道理会牵涉很多概念，如：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一多二元、一多不分、结构差异、第一问题思维、第二问题思维、金字塔结构、心场结构、超验主义、二元主义、形而上学、经验归纳、自由主义结构、学理逻辑性、操作性、历史性、政治性、学理逻辑的汉语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中国话语、马克思中国话语化与现实的一致性等等。这些概念人们都需要熟悉它们的来历和含义。

　　5、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结构

　　先说明一下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是个很有学术争议的概念;原因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他人物的各自表述存在的差别。总体来说，马克思学说在欧洲被认为是决定主义的，是讲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单线绝对支配作用。西方学术界提起马克思主义立刻想它的决定主义，物质决定精神，一种单线的决定的关系。笔者在这里强调的马克思本人思想却不是决定主义的，也不是意志主义的，而是超越了二元对立主义的。就是说马克思的东西不是西方主流所具有的二元对立那个东西。它恰恰超出了那个东西。

　　要揭示马克思与中国哲学是如何相互契合的，必须要揭示，相对于中国哲学与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深层结构差别，马克思的思想属于什么结构?现在要从中国哲学的结构开始进行探讨。中国哲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现在讲的中国哲学是与西方哲学传统相比较而具有相对意义的一个观念。确切是在什么地方相对的?那就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形形色色思想门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活水，就是《易经》;中国哲学传统所植根于的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作为载体的语言，其基本结构已在《易经》之中确立。这是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中国传统不管曾有多少思想家和思想流派，既然都笼统于中国哲学的旗帜之下，其结构是一个，只不过分出好多派来，那同一个结构就是由《易经》确定了的“一多不分”。而西方哲学的基本结构是“一多二元”。

　　1)“第一问题思维”和“第二问题思维”

　　“第一问题思维”是西方a)一种非特定严格意义的宇宙观，也就是非西方主流的那种宇宙观。一提到西方主流宇宙观告诉你眼前必须立刻浮现一个上帝，浮现一个单线的结构，浮现一个从上帝开始一直到最终结束那样的一套线性(铁路轨道式)秩序出来。而第一问题思维恰恰不是这个东西。不以单一单向线性逻辑顺序作为前提的设定思维方式;b)特殊性构成事物的秩序，它具有模糊性和美学性。在这一点上跟中国比较接近了。它不是(线性)逻辑的，不是理性，不是从开始到结尾一条线地发展的，而是由各种特殊的事物本身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一种秩序，完全和那(线性)秩序是不一样的;c)非绝对质性的、最终不可分性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第一问题思维恰恰没有西方主流所认为的质性追求，最后有一个不可分的物质本身，物质的粒子，第一问题思维不具备这样的观点;d)第一问题思维注重的是非确定性的，主流是讲确定性的，第一问题思维注重的是变化和过程;今天我们有“过程哲学”的概念，第一问题思维实际就是过程哲学;e)还有就是抽象方式，第一问题思维的办法是从可能性(而非确定性)当中抽象的，是从事物的特殊性抽象的。它抽象的不是秩序(order)，抽象的是互系性，是以互系作为种秩序。它是实在事物构成内在联系的表现。也即它追究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而不是事物的外在联系，不是事物的质性。[4]

　　先有第一问题思维，后来出现第二问题思维。第二问题思维才是西方主流思维;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今天，主流都是第二问题思维。什么是第二问题思维?也有几点，它是特定地指：a)独一无二的一个单线单向秩序的宇宙;b)世界只有一个秩序;这个秩序从开始到完结是相对稳定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理解的;[5]c)秩序是理性的，具有单一性、模式性、逻辑性、线性因果思维、形式性、先验性、结构性、数量性、数学性;也即它是抽象、形而上学的;d)它具有一个人类中心观点：人类是由生理学、语言学、概念的同一性超验地定义的。也即人是什么?人类是什么?是由生理学、语言学、概念的同一性来规定的。而且这个规定，是宇宙的一个象上帝那样超然的东西早就事先设立好的规定。e)它有一种抽象方式，是形式的、质性的抽象;就是说形而上学地认为事物本身有一个形式、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是在这之上抽象出来的，它成为一种逻辑模式。在这个逻辑模式中，构成法则秩序之元素的实在特殊性，严格地说，与从现实状况的抽象不具关联。这是说，抽象是抽象于质性，任何事物都是质性地独立存在的，它们的实在表象与其本质的抽象之间是不具备联系性的。[6]

　　2)西方“一多二元”和中国“一多不分”结构

　　现在解释一下比较中西哲学的一个叫做“一多二元”的概念。西方人和东方人其实一样，从经验上说，看到的都是万物。在看到万物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想到去理解它们。是在对这个万物宇宙理解的时候，西方形成了一种对它“一多二元”的金字塔结构的认识遐想。它是一种对这个万物宇宙是从哪来的、是谁造就了它的设想;所以想出来有一个东西高高在上，整个瓦万物宇宙都是由这东西造就出来的、或是基督教所说是个一神创造的。有了这样一个设定，也是建立了一个前提或者一个范畴。结果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整个西方的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哲学，讲什么科学都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或者范畴框架之中去讲的。这个范畴框架就是一切万物完全是在这个称作“一”的东西统辖之下，在这个“一”范畴里边的智识传统，不管是科学、哲学、宗教、文化、文学的所有问题，都是通过“一”来赋予意义，是这样一个结构叫做“一多二元”。[7]

　　“一”是什么?“一”就是万物一切都是由这个“一”创造出来的。“多”就是万物一切。二元是什么?二元有两个意义：a)“一”和“多”之间它是各自独立的，不可混淆的，这是二元的一个意思;b)“一”和“多”之间有一个单线的决定关系，必须是“一”决定“多”，所以叫一多二元。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在这个一多二元框架下，所有这些多，这些万物之间存在关系是二元的。二元的意思就是二者之间是互相独立的、没有联系的;如果一旦有什么联系发生，它是单线联系——即A决定B那样的联系。是这样一种认识世界方法，我们称它为“一多二元”。也可称它是个金字塔方式。然后在这样的认识世界的基础上产生了价值观;价值观就是人们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人们崇尚什么?这样，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崇尚的就是那些“超级”的东西、那些绝对的东西;它就是跟上帝、跟唯一的、绝对的、真理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个原理和价值。这样象自由、民主、人权、健康、幸福、财富、权力许多许多，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由上边这个“一”所赋予，所以它们是人们作为绝对、普世的价值追求的。

　　是这个“一多二元”，拿到现代社会运行，就有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的三角形架构。人作为“个体人”都从下边往上追求。处于三角形下方的万物(人与人)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因为每“个体”的人都各自直接跟上方这个一有联系的，下方必然是一种互相竞争的状态。个体人之间互相竞争，向上追求跟这个“一”有联系的各种绝对观念，各种绝对普世的价值和原理。

　　比较哲学阐释学的关于中国思想传统的“一多不分”是跟西方的“一多二元”相比较而得到的。“一多不分”原来是唐君毅先生的说法，安乐哲老师经常使用。我又跟安老师那借过来，发挥了一下。讲起“一多不分”故事应该是这样：中国人与西方人原本看待世界都是一样的，看到的都是万物;中国传统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人没有去设想，没有去假定一个什么东西，由它来把万物一个一个造出来。中国反而是聚焦在万物之中，去思考万物之间的关系，用这样一种归纳的步骤，来认识这个宇宙和世界的。这样，中国人所得出来的是“一多不分”;就是说在中国人心里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是分不开的，谁跟谁都是联系在一块的，缺一不可的。而这是什么关系?就是一阴一阳那样的关系。读《易经》可以读到“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之间关系就是道，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关系。这个“一”是什么?它不再是西方的“一多二元”那个“一”，而是万物之间由于互系不分所形成的浑然而一的这个“一”;不分，就是万物之间的不分。因此，中国的宇宙认识、思维方式是从这里来的。这使我们想到太极图。想到一个“心场结构”(这是我给“foci/fields”的中文翻译)概念;它是郝大维、安乐哲的”foci/fields”概念。[8]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中国传统中人们对事物进行叙事，不是去界定它，而是对它与它所处于的域境进行阐述。一个中国人介绍自己，是介绍自己与自己所在的场域之间的关系。有个很简单的例子，不能完全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比较形象，就是中国人写地址的时候，是必须是按照大到小的秩序，先把国家、省份、城市、市区给出来，最后才写寄信人或收信人名字。这是很简单的可以比喻这个“心场结构”的。西方人却说先把个人的名字给出来，它就是在西方人们要界定自己，只是那当成一个点来介绍;中国人却是要介绍自己所处在的场域，介绍自己在这一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及各种关系。从这点上看，中国和西方传统在看待“self”(己)上，各自有很不同的概念。西方的“self”是“形而上学”地抽象，是绝对不变地“质性”，跟任何东西不联系的。中华文化的“己”是放在它所处的周围环境(contextualized)当中的，是一种实在的东西;也即“心场结构”。现在，安乐哲、罗思文(Henry Rosemont)又发展了这个结构，他们用“角色伦理学”的概念阐释儒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伦理学的差别。

　　所以在比较中西方哲学阐释学的视野中现在有了两个结构概念，一个是“一多二元”，另一个是“一多不分”(或“心场结构”)。跟西方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它的单线单向思维方式比照，中国的叫做“互系性思维”。它英文是“correlative thinking”。成中英、安乐哲都经常用这个概念。是中国这种思维，这种互相联系地去认识世界，相当于西方思想传统的第一问题思维。另外，中国“互系性思维”也称“类比性思维”。中国“讲道理”与西方“推理”不是一种方法;区别在于“讲道理”不是把实在的事物切割，找到出来非常抽象的一个不可分的“质”，在上面去进行分析。中国的类比性思维，用京剧故事里面的说理比较清楚。京剧故事里的说理情节都讲事例，用事例的“内在联系性”去讲道理，这个是互系性思维。关于什么是“互系性思维”，安乐哲给出一个英文定义：

　　to explain an item or event is, to place it within a scheme organized in terms of analogical relations among the items selected for the scheme, and then to reflect, and act in terms of, the suggestiveness of these relations.[9]

　　这个定义实际上是一种预警式的，你要对某一事物进行阐释，要把它放到一个阐释机制中去，这个阐释机制是出于类比关系而组织的，类比关系是一些被选择出来的事物的类比关系，这些被选择出来的事物是为组织这个阐释机制而选择的。然后根据这些类比关系给出的喻示，进行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个英语哲学定义，逐字逐句翻译为中文有点艰涩难懂。但是如果使用中国以事例讲道理的方法，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盲人摸象;如果把几个盲人的观点都考虑进去，找到其中的内在联系(类比关系)，它就是一个互系性思维;否则，只考虑一个盲人的观点，或者将几个盲人观点之间找不到内在联系，让它们各自独立，互相对立，那就是单线思维。

　　3)中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层结构性差别

　　现在中国学术界引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概念很流行。它是说公元前八百至二百年之间，在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伟大个人，给这个时间段定义为“轴心时代”。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因为雅斯贝尔斯似乎是说中国和西方出现的是同一种伟大的个人;这段话是这样的：

　　The concept of the “Axial Age,” – roughly 800 and 200 B. C. E. As he assumes, this was the period in which all major cultures had their most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s “to experience the absolute through the heights of transcendence and the depths of subjectivity.”[10]

　　这些伟大的个人都“通过超绝的高度和主观的深度经验到了无上权威”。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如果西方是这样一些个人还过的去，但是说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先哲们也是这样的个人，就是错误的。因为雅斯贝尔斯讲的那个人所谓“轴心时代”，中国和西方的哲人所提出的是风马牛结不相及的两个东西：风马牛不相及的宇宙观，根本不是一回事。西方那些伟大个人提出的是他们对宇宙之外事情提出的假设，这才是“通过超绝的高度和主观的深度经验到了无上权威”。中华传统那个时期的先哲提出的恰恰不是关于宇宙之外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而是对宇宙之内万物是怎么回事的认识。现在引用“轴心时代”这个概念的特别多，但是从比较哲角度学看，笔者觉得有必要提出，“轴心时代”时间是可以的，但如果认为中国和西方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是同一种发现，那就错了。

　　问题说到这里，还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结构的问题;这是因为在谈马克思主义的结构问题之前必须把这些铺垫的问题说清楚。铺垫的问题关键是中西方思想传统的结构差别问题。我以为可以说，宗教发生之前人类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基本是一样的。西方也好中国也好，所看到的宇宙都是万物，都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都是经验层面的认识，两个传统的结构是一样。这两个结构恰恰是在轴心时代发生的差别;也是说，在雅斯贝尔斯指出的那个时代发生的分歧。西方认识的，是超绝的“一”和它造就万物个体的“多”，是一切必须通过“一”才能获得解释，是个三角形、金字塔结构的宇宙。这个结构是附加在人们经验之上的;那个经验层面的认识还是存在的。所以西方人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沿用经验的，非常自然的一种思维。再有就是思想传统主流，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西方是按照三角形的架构去理解宇宙、社会和个人的。相比之下，中国类似于西方经验层次的思维，在“轴心时代”提高、奠定为一种“心场结构”、通变互系、一阴一阳的思维，一直到今天。今天中国和西方都进入了某种后现代阶段。西方出现了很多后现代思想家，后现代主义思潮实际上是否定那个三角形结构。三角形思维在西方就出现一种弱化情景。它是直接否定现代三角形结构的思维，，否定现代超绝主义的真理，同时也否定二元主义，质疑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等。西方后现代的这个情况使得传统三角形结构弱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西方后现代思想人物的从中国和东方寻找思想支持，将老子、孔子等先哲视为西方后现代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来中国找后现代的思想，到老子和孔子那里去找。[11]

　　今天中国仍然延续着“轴心时代”奠定的“心场结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但由于现代西方思想的冲击，今天很多人都在用三角形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三角形的思维思考问题就是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用直线、单向的“A决定B”的方式方法思考问题，而不是用互系性思维方式。简单思维充斥于商业广告之中，弥漫在社会生活中。“A”出现了问题，是“B”的原因!非常简单。“得这个病了吗?吃我这个药”;非常简单。这已经变成越来越多的人的简单思维。举例子多得很。

　　我要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在结构上是可以相通的。讲结构是相通的，先要必须讲的是中西两大思想传统的结构差异。一方面，在与中国传统比照的时候，那个对自然宇宙进行假定预设的差别;它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宇宙观等等一系列西方有那些概念;它是发生于印欧文化家族思想传统当之中的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完全独立于印欧、自己独立形成的中国哲学传统的。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对自然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与各种组成之间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上所做出的不一样的哲学解答。就是说西方人设想的自然宇宙是一个什么结构，由什么来组成的，组成的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人所认识的这个宇宙是什么结构，什么组成，中国人思考的宇宙组成之间是什么关系;是这样两方面的一个比照所让人看到的差别。事物由什么组成，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叫做结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西方传统做出的哲学的回答是不一样的，这叫做结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