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的“民国范儿”

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将领却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即便是在那篇宣布抗战开始的“庐山谈话”中，蒋的言论也浸透着浓浓的绝望情绪：“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的论调就更过分了，他在所谓“最后关头”的演讲中，大谈“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现在被精英重新捧上神坛的胡适，也和一干人等在武汉组织“低调俱乐部”，散播“战必大败”的空气，瓦解民心士气，若不是后来他奉派出任驻美大使，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一起落水当了汉奸也未可知。

在民国的上层精英看来，抗日既然等同于找死，那么可供选择的出路无非只有两条：其一是侥幸能够得到英美的拯救；其二就是干脆到日寇那里去“慰安”了，说不定可以苟活。而张艺谋在《金陵十三衩》里，为中国人选择的正是这样两条路。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张艺谋讲述了一段神勇的国军“教导队”在城内抵抗日军，保护女学生的故事。佟大为饰演的“李教官”率领的一小队官兵不仅装备精良，作战技术高超，而且还充满了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气概。但不客气地说，这是影片中最不真实的部分。淞沪会战以后，从战略态势上看，南京势必陷落，但蒋介石为了“国际观瞻”，拒绝了李宗仁将南京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但他也不想让自己的嫡系背上丢失南京的骂名，于是挑选曾为自己政敌，早已没有基本部队的失意军阀唐生智担任南京城防司令。可唐生智根本指挥不动蒋的嫡系部队，整个南京保卫战组织的一塌糊涂，15万国军无法抵挡5万日军的进攻，南京只守了十几天就陷落了。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堪称国耻的事件，比如唐生智下令死守，自己却率先逃跑，国军精锐的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的师长孙元良丢弃全军逃到一个相好的妓女家里，导致全军失去指挥而崩溃，他自己则躲在天花板上目睹了日本兽兵奸杀这位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妓女而不敢作声。不难设想，国军的素质假如真的都像“李教官”那样，则早就打到东京去了，哪里可能发生南京大屠杀？

有人会问，十几万国军当中，难道就不可能有一些官兵是“李教官”式的人物？也许有吧，但在我看来，“电影的事实”应该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否则就是观众的蓄意误导和欺骗。

不过，美化国军，应该还不是张艺谋的主要目的。张艺谋透过这段情节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明确的：抵抗就是找死。像“李教官”那样智勇双全，弹无虚发又该如何？全副当时最先进的德式装备又该如何？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敢于身上绑满手榴弹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又该如何？抵抗必死——张导确立了这样一个大前提，后面的故事就好讲了。

十几个风尘女子，十几个白璧无瑕的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一个美国混混约翰，再加上一个被美国神父养大的中国孤儿陈乔治，在日军攻陷南京的铁蹄声中，躲进了一座暂时未被占领的教堂。这个时候，抵抗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剩下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任由日本人蹂躏；二是在约翰的掩护下逃跑。

由于被日本兽兵蹂躏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所以十三钗们一开始的选择是希望约翰靠着一张“美国人的脸”带她们出城，十三钗的“头牌”玉墨为此对约翰极尽挑逗勾引之能事：“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我回报你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

应该说，玉墨的心态相当精确地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内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心态。比如淞沪会战之所以打得如此惨烈，使国军精锐尽失，原因之一就在于蒋选择了一个靠江靠海，便于日军充分发挥海空军优势的战场，而蒋介石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个战场，又是因为他一厢情愿的认为英美在上海有自己的利益，不会坐视不理。也就是说，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并不是想着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敌人，而是寄希望于英美能够出手相救，这种心态正是导致正面战场一败再败的重要因素。

1942年，宋美龄到美国寻求援助，她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身穿一件黑色紧身长旗袍。下摆开叉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的黑发风雅地盘在颈后，她佩带着价值连城的宝石，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脚下上穿着透明长统袜和轻便高跟鞋”——几乎和玉墨一样风姿绰约了。她在演讲中极力讨好美国议员说：“我来到贵国时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我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说你们的话，我想的和你们一样，说的也和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我好像回到家了。”

现在很多精英对宋美龄的这次美国之行赞不绝口，做了过高评价，其实这次“外交”也不过就是一次“玉墨勾引约翰”的行动而已，而美国人之所以决定援华，根本也不在于宋美龄的所谓美貌与口才，而在于美国正在和日本作战，对中国的援助有助于减轻美国自身的压力，减少美军的伤亡。但后来发生的“史迪威事件”使美国发现，蒋介石一心一意要搭美国的顺风车，根本无意抗战，只是把美国援助的军火囤积起来准备打内战。美国人是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的，于是罗斯福便一转身和斯大林签订了《雅尔塔协议》，毫无愧疚地用中国的主权换取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了。

由于英美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确如约翰一样精明势利，只想占中国便宜，所以民国的上层精英中就很有一批人，转而打算像玉墨那样用慰安的方式来救国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慰安救国派”的主要代表。1938年，在目睹了国军一系列的大溃败之后，汪精卫说：“抗战只有一条路：亡国。此外还有一条‘和’的道路，我们应该拿出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来讲和。”他随即“毅然”出走，到南京组织“国民政府”，“曲线救国”去了，这和玉墨她们“毅然”走上慰安之路是何其相似啊——从这个角度来看，玉墨简直就是汪精卫的艺术化身。

现在颇有一些精英认为汪精卫并非“卖国”，而是想“救国”，比如章诒和就心有戚戚焉地写道：“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份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在章诒和的笔下，汪精卫简直高尚得不能再高尚了。然而，正如玉墨们的慰安行动不可能阻止日军的暴行，只能刺激日军兽欲之外，汪精卫的“救国”也只能是“卖国”同义词。汪精卫落水之后，在军事上，策反了近百万国军，组织“和平军”，多次进行清乡，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全力打击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共产党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调部队运用于其他方向。在经济上汪伪政权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满洲国、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抗日战争，这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抵御外来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在张艺谋的镜头中，之所以会显得如此绝望，如此压抑，原因就在于他完全无视人民抵抗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甚至还不如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进步艺术家。比如蔡楚生、郑君里等。他们在1947年导演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虽然主要是表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腐败无能，但还是有一定的篇幅表现了敌后的人民游击战争，正是这些情节让人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把非西方的民族想象为女人，把自己想象为孔武有力的男人，非西方的“女人”需要西方的“男人”来占有和拯救，这是西方人在自己的种族优越感的支配下的思维惯性。张艺谋从影以来，其电影虽然基本上都拍得压抑变态，但由于他成功地把西方人的这套思维模式内化为自己的创作准则，主动迎合西方评委的口味，因此他在西方主导的各类电影节上还是屡有斩获，获得了不少“国际声誉”，然后再“出口转内销”，成为国内电影导演的头牌。《金陵十三钗》可以说是张艺谋这种创作路径的集大成者，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这次为什么会在“奥斯卡”上铩羽而归？有人说是因为英文对白太多，这简直不着边际。在我看来，根本原因是继续把中国想象为玉墨式的女人，已经不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利益，美国重返亚太，需要把中国想象成“金刚”的形象——虽然强大野蛮，但终将被西方制服——就这一点而言，老谋子千虑一失，真的老了。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0多年了，“民国”成为历史也已经60多年，何以张艺谋对民国上层精英蒋、汪等人的“范儿”还能揣摩得如此精准？并能够用一种虽然庸俗但却极为华丽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想，大的背景应该是中国选择了“接轨”之路后，在文化上的再次被殖民化，丧失了对自身力量的自信。而一旦丧失了自信，便只有“慰安”和“逃跑”两种选择了。所以《金陵十三钗》的隆重上演与其说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繁荣，不如说是彰显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病态——这提醒我们，到了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候了，惟愿“民国范儿”永远不要再现于中国！